拍脑袋的发明 张维迎的“拍脑袋主义”



摘要:张维迎不过是估计重演,这种政策如果能实施将使学校领导成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1,中国劳动者是低收入低消费的群体,贫困学生交不起高学费。2.给中国教育看病,却拿西方国家的一些调查情况来说明问题,也就是给张看病,却是拿给王号脉的结果给张开处方。3,中国政策执行向来是一个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情况,谁也无法保证助学金就可以发放到穷人的手里。4.此论与产权理论的论调如出一折,产权改革是为了把国有企业搞好,所以把产权卖给管理层,结果是富了少部分人,总体上企业效益不见得就能提高。如果高学费政策一实施,不难预料将是学校部分人致富,穷人依然还是上不起学的——孙四秒

 

 

张维迎先生的“拍脑袋主义”

——再驳 “高学费对穷人有好处”论 

若干年前,张大教授就有“穷人上不起大学,因为学费太低”的高论,此言论的社会反响如何?正如张教授自己所言,这是“我过去讲过一句话也是挨骂多的一句话”。时光飞逝,转眼到公元2006年4月27日,张教授“朝花夕拾”再次重申此观点,这一次,张教授不再是光秃秃一句话,而是有了严密的理论“(那句话)什么意思?世行的研究、欧洲的研究都发现,我们用低学费的办法实际上补贴的是富人,而不是补给穷人。那我们把学费适当地提高,然后规定学费多少比例必须用于助学金,这些问题就可以很好地解决。”

张教授这一新出炉的理论,赢得了不少赞同者,不过,泼冷水的自然也有,区区在下就愿充当其中之一,当然以在下之卑微,张先生自然可以充耳不闻。尽管如此,还是不吐不快,先来给张教授扣上一顶帽子吧:精英拍脑袋主义。千真万确,张大教授此次的新言论,再一次使笔者相信,他果真是拍脑袋主义者。为了说明这点,在下将不惜以长篇大论来应对张教授的百字真言。针对张先生的高论,我用提问的方式来一一解剖:

一、中国的学费低吗?

按张先生的本意,我们的大学学费应该是太低了,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基本前提成不成立。张先生所谈到的学费问题,应该是指大学的学费吧。我国大学的学费大概是什么水平呢?就以笔者所在的大学为例吧,在北京市所有高校中,我们学校的收费属于中等水平,本科生一年学费4200,住宿费900,若加上其它生活费用大约每月500,一年下来当在10000元左右。每年花费一万元,在中国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来看官方统计数据,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03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8472.2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22元。这意味着什么呢?假定一个城市的四口之家,它必须每年花费四分之一的收入来供一个大学生;一个农村的四口之家,那么它全年的总收入只能勉强供一个大学生!

我们再从国际对比来看中国的大学学费高低。按照世界通行的做法,学费大约是人均收入的10%~20%,按比例计算,中国的学费已居世界排行前列。美国私立大学的收费算比较高的,大约4000多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年收入3万多美元的13%左右。公立大学收费标准,仅相当于私立大学收费标准的23%左右。中国呢?已经超过人均年收入的60%以上;中国公立大学收费,则在民办大学的50%以上,而独立学院的学费,跟民办大学几乎没有区别。(参见《中国青年报》2005.8.3) 这样的学费,难道在张先生看来仍旧太低了?

二、世行的研究、欧洲的研究的“发现”是圣旨吗?

    从张先生的发言可以看出,这位身在中国的著名经济学家,中国顶尖学府的顶尖经济学教授,竟然是根据“世行”、“欧洲”的“研究发现”来为中国教育问题把脉的,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大学学费太低了,政策主张自然是提高学费。暂且不论这种观点的对错,单就其敬业精神就值得怀疑,张教授为何不根据自己的研究来得出结论,难道说您根本没研究过这个问题,看看“世行的研究”、“欧洲的发现”就如获至宝,一阵狂喜,一拍脑袋,赶紧发布高论?

三、中国大学里有多少富家子弟可供张先生“劫富济贫”?

抛开学费到底低不低的问题,我们来看看张教授忧国忧民提出的教育策略本身有多大的可行性吧。首先要探讨的一点就是,中国大学里到底有多少富家子弟?根据张先生的策略,他是要对全体学生征收高额学费,然后规定学费中固定一部分充当助学金获奖学金资助穷学生,如此一来富学生相当于多交了学费,穷学生则少交了学费,可见,张先生一招劫富济贫就把中国的贫困生入学问题解决了,实在是妙!

 拍脑袋的发明 张维迎的“拍脑袋主义”

不过,对张教授的赞叹是一回事,现实问题又是另一回事,我要问的是:中国大学里到底有多少富学生可供张先生痛宰?还是以我所在的高校为例吧。我们这有一位文学教授,每年本科生新生入学后的第一堂课,他总是喜欢问同学们一个问题:“家里有抽水马桶的请举手”,按照他年复一年的统计,每届新生,大约只有10%的人举手,而80%的人压根不知道何谓抽水马桶——因为他们来自贫困的农村。还有10%的人知道何谓抽水马桶,但是家里没有。据此,我们来个合理假设吧:举手的10%是城市中富裕家庭,20%是城市贫民,70%是农村学生。如果说每年一万元的花费还不够高的话,那么更高的学费恐怕就只有这10%的富学生可以承担得起吧?那么这10%的学生的学费何以资补剩下的90%的穷学生呢?比方说,把现在的学费住宿费提高一倍,则每年1万元(加生活费则1.5万)——不知这在张先生眼里够不够高,我们学校每年大约招生1000名本科生,按照上述穷富比例,那么富学生的学费总额是100万,就把这100万元全分给900名穷学生吧,每名贫困生得到1100元——那么与学费住宿费总和为5100元的时候相比,穷学生的负担重了还是轻了,应该一目了然了吧!当然,以一个学校的情况作判断未免太武断,但是,至少我可以对张教授说一声:非常遗憾,您的妙策看来不适合我们学校,按您的策略办,穷学生没法上学了!

 顺便说一下,中国大陆大学里富学生为何会很稀少,一者是因为富家子弟一般不热衷于学习功课,能考上大学的概率相对小;二者富家子弟门路多,有钱好办事嘛,可以出国深造,国外的花花世界不去消受,何苦待在国内大学呢?因此,富家子弟少是导致张先生策略主张可能落空的第一个原因。

四、中国的大学不腐败、领导层不堕落吗?

    可能导致张教授美好愿望落空的第二个因素则是,谁能保证中国大学的领导不腐败、不堕落?张教授主张提高学费之后,把学费的一部分分给穷学生,那么这个比例由谁来定?谁能保证定这个比例的人不从以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经济学假定人人都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这一点用在中国今天大学的领导者身上,是最合适不过的。我们来看看张教授所在的大学的情况,根据审计署的北大清华等18所部属高校2003年度财务收支审计结果, 这18所高校收取未经批准的进修费、MBA学费等64427万元,收取国家明令禁止的费用6010万元等,共计8.68亿元。大学乱收费, 自然是领导层拍板决策的。按照张教授的办法,大学提高学费之后,把总学费中的一部分分给穷学生,试问,如此纸醉金迷的大学领导层,如何会把到手的钞票拱手交给贫困生。

    再者,穷学生的身份、学费中用于助学的比例谁来定?怎么定。自然是领导说了算,领导说你说穷学生你便是,领导说按多少比例助学便是多少!谁能保证大学不打着“劫富济贫”既“劫富”又“劫贫”!别忘了鲁迅先生的话“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推测中国人的”

五、中国是一个法制社会吗?

   郎咸平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苏联照搬哈耶克的经济学理论,最终导致私有化悲剧的产生,是因为没有看到哈耶克理论的一个隐含假设——法制化建设已经完成的国家。哈耶克出生、成长的国度都是法制化已经完成的国家,在他看来,法制化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因此,在他建立的一整套理论体系中,这都是也隐含假设。一旦自由主义被应用于缺少这个假设的国家,则很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拉美、俄罗斯都是自由主义的重灾区。我想,张教授所谓“世行的研究、欧洲的研究”也是有一定(包括法制化)假设的,看似完美的政策建议,一旦在不符合假设的国家实施,酿成悲剧性的后果就在所难免。

正是由于目前我国的法制不健全,中国的大学才可以胡作非为,疯狂非法敛财,全然不顾人民疾苦。在一个法制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国家,许多看起来冠冕堂皇政策措施往往成为当权者敛财的手段。“高学费对穷人有好处”,在中国决无半点可能实现的余地。没有法制前提,高学费只能对相关权力者有好处,也就是对张教授这样的大学领导层有好处!

六、贫困的新生如何入学?

    最后一点,张教授的政策主张,似乎只针对在读的大学生,倘若一个刚高考成功的贫困生,其要面对高额学费(比如两万元),这第一笔学费他们家是无论如何也难以筹备,那么他就连入学都成问题,何以交了高额学费之后再等待学费的退费?或许可以通知贫困生先到学校,然后再具体问题具体解决,事实上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例如,许多信息闭塞的地区,人们可能会连大学里有这种政策都不知道。

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张教授忧国忧民的初衷是值得敬佩的,但是,拍脑袋主义也很明显。毛主席告诉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国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反对经验主义,沉醉于外国专家的只言片语,一拍脑袋就给出中国教育问题的政策建议,这不符合科学精神。

     依据张教授的政策主张,我们是否可以来一番演绎推理呢:百姓买不起房,是因为房价太低了,张教授的理论表明,房价低其实补偿的是富人,对穷人则极为不利;那我们就应该抬高房价,然后通过征税的方式从全部放宽收入中拿出一定比例来分给穷人,这样中国的住房问题就解决了;老百姓看不起病,是因为药价太低了,药价低其实补偿的是富人,所以我们应该大力抬高药价……

有人下了这样的结论“张维迎所谓的"高学费对穷人有好处",既无坚实的逻辑根基,操作起来更是十分艰难,风险系数过大。全面看来,是一种罔顾国情、将问题简单化而且似是而非认识。”(郭之纯《燕赵都市报》)对此,笔者是非常赞同的。因此,在文章最后,我想给张先生一个建议,在提出教育政策建议的时候,是否也可以向我们那位文学教授学习一下,先调查一下您所在的大学的学生当中有多少人家里是拥有抽水马桶的?

 

 

附录《张维迎:穷人上不起学是因为学费太低》

 我过去讲过一句话,“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因为学费太低”。什么意思?世行的研究、欧洲的研究都发现,我们用低学费的办法实际上补贴的是富人,而不是补给穷人。如果我们把学费适当地提高,然后规定学费多少比例必须用于助学金,这些问题就可以很好地解决。我们不要按计划经济统一的标准,就像有钱人和没钱人看一样的医生,出一样的钱,这个结是解不开的。教育也是这样。

  从教育内部来讲,教育部可分为两块,一个专门管中小学义务教育,另外成立一个组织管高等教育,是不是更好?中国的大学像现在这样管下去,最多会变成OEM(国内大学帮国外大学招生,在国内学一段时间,然后转到国外,以此维持生存),给人家代工。很多做得不死不活,北大、清华可能支撑一阵子,但也可能支撑不了很长,就是因为管得太死。

  国际经验证明,为什么美国的大学可以独占鳌头?就是因为在欧洲政府管得很死,在法国想当教授要经过教育部考试,都是以政府为主。而美国是靠竞争,各层次的大学分开,有州立的、市立的,还有私立的,各种类型的大学,研究型的和非研究型的都分开。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大学分不开层次,我就不要你的人,只要自己的人,都是自我循环。而美国的情况是,越这样越活不下去。在哈佛大学拿不到终身教职的人其他大学抢着要,因为总比自己原来的要好,这样才有人读你的大学。

  所以,中国的高等教育一定要本着推进竞争机制、废除政府管制这样一个方向往下走,如果不是按照这个方向走,无论怎么修修补补,可以把学费都免了,我保证会越来越糟糕。这个学费都哪去了?都出境去了。如果我们自己做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在大学时期,甚至高中就出国了。现在大家看,被北大和香港大学同时录取了,人家宁愿去香港大学,也不来北大。对于我们做大学的人来讲,危机感很强。我们大学的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如果不放在整个大的环境下考虑,我们这样做肯定会出问题的。

  (节选自张维迎在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上的发言稿,原载4月27日《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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