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不到30年的光阴,谁曾料到,改革的名声会变成这样的不太好:
改革就是国家“卸包袱”,改革就是老百姓“掏腰包”,改革就是职工“下岗”,改革就是国有资产流失,改革就是少数人“暴富”,等等,等等。
于是乎,在“反思改革”的激辨中,大家看到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和观点:普通百姓从切实的感受中感悟改革,常常喊出“这样的改革我们实在承受不起”的呼喊;改革的“旗手们”则不以为然,声泪俱下地高呼“这样的结果恰恰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不改革情况会更糟。
改革何罪之有?应当说,改革本身是没有错的,早改早主动、晚改就被动、不改翻不了身。这样的道理,连小学生都懂。
这两年,在“反思改革”的大辩论中,大家都在为改革“把脉”开“药方”,都在为改革“诊疗”。这是好现象。因为改革不是少数所谓“精英们”的专利,改革不仅需要所谓的“旗手”,更需要在改革大旗下聚集更多的民众。
在我看来,为改革“诊疗”,当务之急是挽回改革的声誉。
2004年,我到河北平山西柏坡参观,当时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治国方略非常清晰。一个国家要稳定,要长治久安,关键要能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绝大多数人是谁?当时就是工人和农民。
于是,经过土地改革,农民得到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打土豪分田地”最终从口号变为了现实,这才有了解放战争中母送子、妻送夫上前线的一幕幕,也才有了推着小车支援前线的一幕幕。
农民问题解决了,城里的工人怎么办?1951年,国家发布了《劳动保险条例》,使工人在遇到年老、疾病、生育、伤残、死亡等困难时,生活上有了保障。当年,《劳动保险条例》发布前,也像前两年修改《婚姻法》一样向社会公布。工人看了后,发在内心地说道:社会主义好,生老病死有“劳保”。
总之,第一代领袖们分别用土地和“劳保”让农民和工人这两个“绝大多数人”跟着党走。
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也是从最基本的民生问题抓起。前一段看到杜润生老先生的回忆录,其中谈到当年包产到户遇到的争论,小平同志一句“先吃饱饭要紧”可谓意味深长。
改革的权威,就是这样被树立起来的。
要让老百姓拥护改革、支持改革、投身改革,总不能“画饼充饥”啊。中国的老百姓,包括咱们自己在内,是最讲实际的。如果改来改去,改到前面就是悬崖,打死也不会跟着走。把老百姓“蒙在鼓里”搞改革,现在是越来越不好使了。
“反思改革”,现在到了聚聚焦的时候了。改革光靠喊口号不行,改革光靠炒概念也不行。改革现在最需要挽回声誉。
为改革挽回声誉并不难,将改革进行到底也不难,难就难在能否根据民意重新思考“改革究竟为了谁”,搞清楚百姓究竟拥护什么、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厌恶什么。切不可把群众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的不理解甚至于责难,当成是“反对改革”的把柄;也不要把那些对改革“挑刺”的学人,随随便便地扣上“反对改革”的帽子;更不能把民众推向改革的对立面,人为地树立起“反对改革”的靶子。
改革从来都不是目的,改革是富民强国的手段。改革只有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服务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局,改革的路才会越走越宽,改革者才能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树立起“永远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