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来国内多家媒体报道：三月二十日，一场主题为“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不要战争，要和平”的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参加者有知名专家学者、艺术家、高校学生、前政府官员、前外交官和其他各界人士。会场气氛热烈，与会人士强烈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预言未来世界将笼罩在美国军国主义恐怖血腥的阴影之下。一些发言者情绪激昂、悲愤，一位艺术家还即兴弹起吉他，动情地唱起反战歌曲《杨柳枝》和《花儿都到哪里去了》，歌声打动了所有与会者，有的人泪水盈眶，不能自制……
其实这只是目前国内对美伊战争“一边倒情绪”的一个特写“镜头”。类似的报道和情绪，我看了不禁愕然、哑然……宪法保障每个公民都有表达自己言论和感情的权利，他人无权干涉。在此我只是想和有些官方媒体以及某些有“身份”的人士，交换一点“异样”的看法——
在“理论”上，我们要求官方媒体对世界大事作“客观、公正”报道，这是对的；但在“实践”上，我们只能作“客观和有利于自己国家长远利益”的报道。在实际操作中，“公正”规范是极其难以确断的，它要花的认知和判断成本非常高昂，因此这个问题只能无情地交给历史去评说。作为一个现实中“人”，我们无力自作多情、越俎代庖地去担当起这个“历史责任”。人们通过不同渠道，用自己视界极其有限的耳朵和眼睛，把不同的、或多或少的、真真假假的“信息”转化为自己的“知识”，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甚至大相径庭的结论。比如有人认为布什是“凶手”，萨达姆是“英雄”；或者相反——这是根据他自己十分有限的已知信息而得出的感性判断。人性的最大弱点之一，就在于不喜欢细致考查已知信息的“多少”和“质量”，于是时间过去十百千年之后，历史才告诉我们，从前的举动所依据的信息，有许多是挂一漏万、荒唐无稽甚至谬误千里的。
人类历史告诉我们：追求“规范”概念的人，无论他有多么伟大，无一不伤残溺死在思维游戏的汪洋大海之中，或粉身碎骨于无理险恶的现实世界。从来没有任何一种“规范”概念曾在瞬间得到过所有人的赞同，绝对真理是没有的。于是人的本性帮助人的个体和组织（国家）找到一条价值判断的捷径，在这条成本最低的捷径上，最重要、最有效的判断指标是“利益”。每个公民、每个理论家都有探讨和发表“正义呼声”的权利，但作为国家，作为统治者，它的决策依据和价值取向，永远只能是国家整体和长远的“利益”。
有许多年轻人和永远“长不大”的老年人生活在城市里，享受着非市场机制带来的特权利益，把天下想象得跟喜剧书中一样美好。一旦“不可想象”的怪事从天而降，他们便大惊失色、义愤填膺、性急鼓噪。你的气愤、你的泪水、你的虎胆、你的豪言壮语，足以疏通你幼小躯体中瞬间疼痛的筋骨，但不足以谋划你的全生，更不足以远图家国大事。在事关全局的问题上，一个为国分忧的自觉声音应该与国家意志和长远利益保持基本一致。
除开“利益”之外，第二个有效的判断指标是“实力”。最英明的治国者永远根据实力来说话和行事。在中国大使馆被炸和撞机事件之后，一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大学生对我说：要是毛主席还在、要使邓小平还在，会怎样怎样；要是我当中央领导，又会怎样怎样？我说，请问你自己、你个人，在以下“这件事情”上你会怎样——有个比你力强十倍的强盗斩断你的指头，然后给你道歉赔偿；你不服气要狠揍他一顿，结果让他砍断你的手腕，再给你道歉赔偿；你还是不服，于是再让他砍断你的双臂……你会怎样啊？当然你可以“舍生取义”，可以送上双臂、送上双腿以至送上头颅，那是你自己的事。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呢？个人问题和国家问题的决策依据和价值取向有本质区别，不能将其在大是大非面前的不同选择混为一谈。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已经建立起家庭组织、生儿育女、为人父母的成人，很少会充当年轻时候的那种鲁夫莽汉，因为在他的责任平台上，还站着一个“集体”。
两个“巨人”在那里相互残杀，如果你没有力量制止它们之间的“战斗”，从“利益”和“实力”出发，就不必气愤、鼓噪、当裁判（政府表表态是必需的，那是政治的需要）。想一想在现在和不远的将来，国家的统一、稳定和发展，必须和谁打交道多一些。要理智一点，切勿以观念情感中的“正义”去和观念情感中的“敌人”往牛角尖里死对抗，不要患“触景生情”的神经衰弱症。无比多情的学者、艺术家们，如果你的善心无处张扬，就去抚慰一下中国城市街头那一群群衣衫褴褛的乞讨者无限渴盼的眼神，去抚慰一下中国乡下三千万（温家宝当选总理后答记者问数字）贫困的农民。张大眼睛好好看一看、想一想，到底什么才是国家“利益”所需要的，“实力”所能获得的；而不是“正义感”和“情绪”所需要和发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