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综合服务体系:新农村市场化的支撑点



温铁军教授“卖大米”这件事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农业综合服务系统。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从自然产品经济向市场商品经济过渡,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建立健全农业综合服务体系。

 农业综合服务体系:新农村市场化的支撑点

农业综合服务体系(也有称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服务体系),是依据广大农村比较落后,农业产品生命期特点,农民市场意识淡薄,农村市场发育不足,以及农业文明传统等诸多因素探索出链接农产品与市场、农业生产中的市场化服务、以及综合性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种机制。农业综合服务在西方农业发达国家已经走过了诞生、成长阶段,目前已经形成成熟体系。值得称道的是,以现代化农业闻名于世的以色列,其农业综合服务体系相当成功。中国实践也证明,农业服务的社会化、综合化可促进经济效率的提升,同时自身也构成了经济发展的一部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提供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商流、技术流等五大方面服务,是构建农村综合服务体系的基本点,务实点。

我想,如果我国广大农村建立健全了农业综合服务体系,何至于劳温铁军教授幺喝卖大米,而占用他宝贵的调研、科研与教学时间。

于是,让我想起了渐行渐远的一段往事。

1987年我考察以色列农业经济时,给我留下十分深刻印象的正是它的农村合作性质的综合服务体系。以色列农业综合服务体系相当完善与发达,围绕农业生产的全程,都有服务支持系统。整体体系是条块结合,即有全国性的组织,也有区域性的组织,有行业性的组织,也有综合性的组织。通常综合服务组织是合作性质的,民间的但政府支持的。政府也有涉足这一领域的,但不是主导。农业生产者与服务组织之间是契约关系,以市场原则约束双方行为。我看到,每天凌晨,花农就按规定标准将鲜花包装好,运往指定地点,其质量是经过长期合作而建立起来的免检信誉。掐时准点,在开市时,这些鲜花已经摆放西欧各国的花市上。犹太人骄傲地告诉人们,他们的花可以与荷兰人的媲美,不是他们怕西欧,而是西欧怕他们。在资源贫瘠的内格夫沙漠上,犹太人将上帝赐于的免费阳光变为鲜花,在西欧传统的花卉市场异军崛起,拿回大量真金白银。在这个成功案例上,农业综合服务体系立下汗马功劳。回国后,我曾写有《独辟蹊径:以色列乡村的集体合作经济》(国务院农研中心《资料》1989年第4期)、《别有洞天:以色列乡村集体合作经济》(《经济纵横》1993年第8期)等研究报告对其进行了介绍。为了推进区域农村综合发展与建立农业综合服务体系,1990年,我们与以色列DSC发展研究中心合作,在河南新乡、郑州两市开办两期“农村综合发展研讨班”,由以色列专家讲课,对156名基层农业领导干部进行培训。

当然,在中国,农业综合服务体系也有我们自己的特点。回顾我们走过的路程,从上一世纪初梁漱溟山东“乡村建设运动”在邹平的实验和晏阳初“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的工作以来,也有诸多值得总结经验与教训。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土改,互助级,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直到成立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综合起来的一个大公社,并以人民公社构成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变化之快,步伐之大,大跃大进,真应了那句划时代的语言“一天等于二十年”,因为“一万年太久”,必须只争朝夕。我有幸不仅目睹并且后来经历了在农村所发生的这一切,因而确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党领导的这场农村运动,不断地在探索建立农业合作服务体系,而且也曾经起到了一定作用。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金光大道》,都有一定程度的艺术语言表达。

作为农业综合服务体系,它目前正在成为我国振兴农村经济、加快农业技术的普及应用,发展绿色农业、有机农业、无公害农业的基础有力支持系统。1991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的文件,当时定义农业社会化服务为:包括专业经济技术部门、乡村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其他方面为农、林、牧、副、渔各业发展所提供的服务。并从现实情况出发归纳了五个主要方面的内容:一是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开展的以统一机耕、排灌、植保、收割、运输等为主要内容的服务;二是乡级农技站、农机站、水利(水保)站、林业站、畜牧兽医站、水产站、经营管理站和气象服务网等提供的以良种供应、技术推广、气象信息和科学管理为重点的服务;三是供销合作社和商业、物资、外贸、金融等部门开展的以供应生产生活资料,收购、加工、运销、出口产品,以及筹资、保险为重点的服务;四是科研、教育单位深入农村,开展技术咨询指导、人员培训、集团承包为重点的服务;五是农民专业技术协会、专业合作社和专业户开展的专项服务。从现实来看,当前农业社会化服务急需解决进一步发展以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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