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以来政府主导天然气、电煤价格机制改革,今年三月又将油气价格、电价、水价和地价改革将被推至前台。有关方面解释,中国人均资源禀赋较差,通过改革可以逐步形成反映资源自然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有关专家也称其为“第二轮价格改革”,甚至称其为“闯关”。与此同时,以去福利化为目标的诸如福利供暖等体制改革也在一些城市展开。
我丝毫不怀疑,推进资源价格改革对推动结构调整、节约能源的必要性。资源对经济发展有重要的支撑作用,没有必要的资源保证,经济难以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目前,我国90%左右的能源、80%以上的工业原材料、70%以上的农业生产资料来自于矿产资源;85%的食物由耕地提供。另一方面,资源对经济发展也有重要的约束作用。许多资源的供给能力不是无限的,资源的承载能力反过来要制约经济增长的速度、结构和方式。在经历20多年时间的超高速增长后,我国经济已面临资源瓶颈:据国家发改委的资料,近年来,我国水、煤、电、油等资源短缺严重。2000年我国663座城市中,有400多座缺水,其中108座为严重缺水城市;北方和沿海城市的水资源供需矛盾尤为突出,正常年份缺水量近70亿立方米,影响工业产值2300多亿元;2003年,我国原煤生产量达到16.67亿吨的历史新高,增长15%,但仍供不应求,许多电厂、钢厂“等米下锅”,由于缺电、缺煤,一些地区不得不重新启用柴油发电,导致柴油供应紧张。仅2003年全国缺电350~450亿千瓦时,电力供应紧张地区从2002年的10个省(市、区)增加到的21个。资源的限制,将会使我国经济在外贸、外汇、环境、核心竞争力等方面产生很多问题。但是问题的解决并非是将资源价格涨上去那样简单?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赞成低效益、资源的大量消耗,根子在片面追求GDP 、追求经济的粗放增长。据国家环保总局资料,我国GDP不足全球4%的份额中消耗了全球31%的原煤、30%铁矿石、27%的钢材以及40%的水泥。英国剑桥能源研究协会也曾指出,中国能源需求量2000年至2004年间的增长占世界总增长的40%.这些数字表明,我国资源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价格上,而是在传统的发展模式上!比如许多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当地工业,都把工业土地半卖半送地交给投资者,地方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招商引资维系。从宏观层面来看,国家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扭曲的资源价格是这种增长模式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以所谓“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理顺资源价格”来实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是路径上错误。
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涉及许多其他变数,这里不论,而只是从新改革理念的视角下指出资源价格改革的思想之误、之谬。近两年我们经历了改革开放再反思和争论,其中的非理性、情绪化的意见表达发人深省。前车之鉴,具体改革路径中的“泛市场化倾向”,典型的是住房、教育、医疗“三大改革”,不仅大幅度地增加了居民的即时支出,更重要的是严重恶化了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显而易见的结果是人们对改革的失落感以及利益关系失衡,弊大于利,得不偿失。与此相关的是,在前不久的“两会”上已确定了下一步改革开放的新理念和路径,即改革不能动摇,改革成果必须惠及人民。新一轮的改革,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过去改革路径的简单延伸和深化,而是改革的再出发。前一阶段的改革,使城镇大多数家庭承受了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过多的负担,在这个时候,出台资源“涨”价的改革方案,即有政府遭遇物价市场之虞,也有增加居民支出、进一步恶化人们未来预期之弊,到头来事与愿违可以预期。
新的改革理念告诉我们,“改革要让多数人受益”,“改革不能仅仅让普通民众承担改革的代价和成本”。面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源困境,重要的路径不是让百姓“掏腰包式”的改革,而是进行体制上伤筋动骨的改革。比如,首先对我国整个的自然资源体制进行改革.我国资源管理体制公共职能职责和所有者权益的混淆,行业管理部门相当大的资源配置权,因此应该按社会公平、市场化原则理顺资源体制,革除自然资源利益分配上的严重地方化、行业化。资源价格改革必须触动垄断体制,强化市场功能,淡化垄断部门和企业的利益,这才是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