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扩投资这个事，我们做了多年，很有经验，我们是专业选手，但是扩消费这件事我们是业余的，我们没有办法，没有经验，也没有手段，发消费券以前我们是小学生，发了消费券我们是初中生，我们还要力争做本科生和研究生。”
在发行消费券、提高消费拉动内需的问题上，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的这一席话让人印象深刻。在消费券问题上，成都、杭州、南京等城市“吃了螃蟹”，但是消费券问题依然有很大的争议，很多人认为消费券是短期的、一次性的行为，对拉动经济的长期性意义不大，而且还有财政压力、替代效应等很多问题。然而在需求为王的供给过剩的储蓄时代，如何探索消费问题依然摆在我们面前，消费券只是在经济危机时期的一次尝试。
全国“两会”即将召开，在很多网络调查中，消费券问题依然排在前面。争议仍在持续。本报日前专访北京市流通经济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规模需求”理论创始人王吉绯，他是奖励式消费券的首创者、设计者。奖励式消费券的逻辑建立在他的“规模需求”理论之上，他认为，和投资、储蓄的收益、利息一样，稀缺的需求同样需要定价，需要给消费奖励。而这是长期可持续的。
要直接拉动消费
《第一财经日报》：在成都、南京、杭州等城市，都试点实施了消费券，以拉动消费。但很多人认为，消费券对消费、内需、经济的启动作用只是暂时的、一次性的，真正要达到拉动消费的目的，需要建设更完善的社保体系等等。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吉绯：我认同要完善社保体系，但是并不认为因此就否认消费券的很多作用。 首先我想指出的是，第一，目前理论界并没有证明社保和消费力有直接的关系，从国外来说，比如英国的社保体系很好，英国的消费力也很高，2005年的时候英国的消费率达到87%，比美国还高。但是，东南亚国家柬埔寨的社保体系很不好，但柬埔寨的消费率非常高，2005年同期柬埔寨消费率达到89%，比英国还高。从各国经济史上的实践来说，并不能得出社保体系更健全，消费率就一定更高的结论。 从中国来看，我们也可以发现同样的问题。从1978年到2008年，经过30年的发展，没有人否认，中国的社保体系在不断地越来越健全，但是30年期间的消费率却在不断地下降，从60%多下降到48%。很显然，在理论上也说不通，就是如果社保体系更健全，消费率就一定会提高吗？ 我认同要继续推进社保体系的建设，但建设社保的初衷不能是需要拉动内需、提高消费。 《第一财经日报》：还有一个广泛的说法认为，要提高消费，需要提高居民收入，收入高了消费也就高了。但和健全社保体系一样，提高居民收入也是一个长期课题。你怎么看。 王吉绯：这可能是另一个误解。基于居民收入，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消费倾向、储蓄倾向，我们提高消费水平，是在既定的居民收入水平上，改变和放大消费倾向，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拉动消费率。 可以说，对于每一个人而言，消费倾向、消费弹性是一个区间，不是一个绝对值。比如每月收入3000元，他一个月的消费弹性是可以花1000元到2000元，那么我们提高消费所要做的，就是要努力将其消费弹性放大到区间的最上面，花到他能承受的上限，让他花2000元，而不是花1000元。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提高消费、拉动内需。他所花的2000元是在他收入的覆盖之内，这跟他提高收入没有关系。 简单地说，提高消费、拉动内需就是让居民消费从下限变到上限。我们在这方面是有更好的、更直接的办法的。现在我们在消费问题上，认为社保可以带来消费，收入增加可以带来消费，投资也可以带来消费，所以不是因为想要拉动消费，就得先把社保做好，这逻辑上说不通的。在提高消费的问题上，我们不能顾左右而言其他。奖励消费的逻辑
《第一财经日报》：你是说，要有更直接的办法来拉动消费，从消费本身出发。
王吉绯：每个人都是经济人，将其收入是进行投资、储蓄，还是消费，他要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会不会有收益率。投资会有收益，比如投资地产或者股票或者开办公司等等，储蓄可以有利息。而消费除了满足消费需求以外，不仅没有收益，还放弃了投资和储蓄的机会成本。可以说，消费本身没有收益，是制约消费的重要原因。 在社会进入整体供大于求之后，需求本身是稀缺的，但这种稀缺性并没有在经济学上得到认可，这种稀缺性也没有在现实中得到收益性补偿。 还是前面的例子，一个人月收入3000元，可以花1000元也可以花2000元，但是，如果我2000元用作消费，我就少了1000元的储蓄，而储蓄是有奖励，我因此就少了应得的利息，这样的话要是去消费那不是傻吗？但是假如我们给了消费奖励，同样给出“消费的利息”，这个说法本身就不成立了。 推进奖励式消费，消费有奖励，比如100元货币可以购买105元、110元的消费品，这种方式即是对消费、需求这种稀缺性的认可，也是对消费放弃的投资、储蓄的机会成本的补偿。这在经济学上是可以实现的，储蓄的收益率叫做利率，我将消费、需求所对应的收益率称为货现率，如果100元货币对应105元、110元消费品，对应的货现率为5%、10%。 而消费券、奖励式消费券就是这种思路的表现。目前杭州市已经施行了奖励式消费券。 《第一财经日报》：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货现率是否存在？ 王吉绯：存在，不仅现在存在，过去也存在。 货现率，也是一种优惠率，优惠率和选择权是相关联的，选择权越大，你的优惠率越小，选择权越小，优惠率越大。 我们假设，一个城市发行专门针对餐饮业的餐饮券，如果是针对1000家餐饮公司的消费券，消费者可以随便到其中一家就餐，放弃了1000家之外的选择，货现率可能是5%。如果是针对100家的，限制更多，但货现率可能提高到15%。如果是针对10家的，限制更多，货现率可能提高到30%。现在很多餐饮公司自己有自己的“代金券”，你消费100元就送50元“代金券”，这种也是一种货现率的表现，是100元购买150元的服务，货现率是50%。 说货现率在过去存在，在中国过去的供给不足的时代，当时有很多肉票、布票之类的，买猪肉，100元钱还要配上一张10元的猪肉票，没有猪肉票买不到，也就是说，你得花100元钱和10元的猪肉票才能买到价值100元的猪肉，这种货现率是多少，是-10%。这个道理很简单，负的货现率是对卖方市场中，不足的、稀缺的供给的定价。 而现在是买方市场，供过于求，需求本身是稀缺的了，就需要有正的货现率，给需求定价。 《第一财经日报》：奖励式消费，货现率的存在，100元货币对应105元、110元消费品，相当于货币更值钱了，价格更低了，也就是一种通货紧缩行为。这会不会给社会的价格体系带来冲击。 王吉绯：不会的，要首先搞明白消费券、货币的联系和区别。 和具有购买力的货币相比，消费券的特点是限制性，在地域、时间、货品上的限制性，限制的意思就是放弃了某种选择权，放弃了地域、时间、另外货品的选择权。这种放弃本身是需要定价的。因为限制不同，货现率也要随着变化，限制越大，货现率就越高，限制越小，货现率就越小。 要说的是，货现率的存在，首先这个过程没有新的货币发行，不会造成通货膨胀，不仅不会通胀，还会压低价格。价格压低的过程，是供给方对消费者的利润让渡。而供给方是乐意这种利润让渡的，因为通过发行消费券，消费者的选择权变小，带来了消费的确定性，这同时也是生产的确定性，它会使原来不确定性造成的成本浪费降低。比如因此减少库存、减少广告营销支出等等。 降低了微观的成本，也就降低了整个社会的成本，因此往大了说，这不光是拉动内需问题，对于整个的社会制度的进步都会有巨大的作用。从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上来说，过去我们研究供给太多了，今后对需求的研究，对需求和供给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可能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向，也就是需求经济学。因为这种学术方向能够带来整个社会的资源节约和进步。 实际上，目前我们生活中的团购就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例子，消费者、生产者多赢。而超市、卖场、国美、携程等很多成功的商业模式，也并不生产产品，而只是笼集了有效需求，是典型的围绕需求做文章的商业模式。如何在长期可持续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再回到消费券本身的问题上，目前虽然有些城市在运用，但更多人还是认为这是短期的消费刺激行为。我们应该怎么看消费券在长期的发展？
王吉绯：首先，消费券是一种中庸之道。比如对贫困群体的直补，现在我们既有货币直补，也有米、面、油的货物直补，而消费券直补是介于货币和实物之间的中庸。既有相对的流行性，又有确定的指向性。消费券比货币少了通用性，是一种有限制的选择性消费，但又比直接的实物多了更多的选择。这是一个定性。 《第一财经日报》：从长远来说，消费券其实是一种货币的替代物，有货币的部分属性，它的发行、监管、防伪等问题可以怎么来思考？由财政系统负责消费券的发放是否是长久之计，银行等第三方职能如何参与，消费券如何能够更直接和居民接触？ 王吉绯：首先，如果是从货币替代物的角度来说，也就是从准货币的角度来说，消费券肯定要比货币好管理。为什么呢？因为货币具有全国性、长时间的流动性，而消费券有区域和时间性的限制。在全国没有发通行的消费券的前提下，杭州的消费券不能拿到北京来用。而区域性，就增强了可控性。 另外从长期来看，如果消费券是一个短期行为，一次性发放，财政部门管理是可以的，现在就是这么操作的，但是财政部门搞出一个部门、楼层专门干这个事，也的确是不合适，也不便民。尤其是，如果是长期、大量的，财政部门就更不合适了。 我的建议是，如果我们今后将消费券提升到更高的高度，应该首先成立一个国家控制的非营利的管理机构，类似于股票市场中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来专门负责消费券发行和管理办法的制定，发行、使用、结算等等的规则和办法的制定。另外，也可以采取第三方托管的方式，由银行体系介入。只要有第三方的银行介入，消费券就会步入到一个完全正常的产品化时代。 另外关于防伪问题、成本问题，这些完全可以采取电子化的形式。我们已经注意到，杭州正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杭州市居民都有一个市民卡，类似于劳保、社保的卡，这个市民卡，原来是管理凭证，没有支付的作用，但是杭州市政府已经要求市民卡公司研究如何将消费券能够以电子化的方式植入到卡里。 如果能够电子化，即便不是这种市民卡，和银行卡一样也可以，这样不仅防伪问题解决了，管理问题也解决了，因为消费券可以有很多种，消费券、旅游券、健身券，今后可以的住房券、教育券等等，而一个卡里可以有多个账户，一张卡就都解决了技术问题。随着我们对消费券认识的提高，实践的发展，相信这种问题都会更规范、更系统。 最后我想说的是，供过于求的时代不仅是经济危机时期，危机是短暂的，人类经济史上供过于求的时代是长期的，我们会在更长的时间面临提高消费的问题。对需求的研究，将是我们更长时期的课题。（本文原载于《第一财经日报》3月3日A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