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读到巫继学教授《农民工在中国经济中的十大革命性意义》一文，不禁为巫教授搜肠刮肚歌唱劳动者的辛苦感叹。但是，“农民工”这个词语，到了若干年后我们后代那里，可能是一个近乎寓言般让人苦笑的中国第五大发明了。
为何人们要在“工”分出一个“农民工”的部分，当然是当今中外罕见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所致。中国古代城里住的都是有身份的人，草民才住在城外。“皇城根儿下”说得是城外的根儿下而非城内的根儿下。但是，这种城乡之别本来早已是历史往事了。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预想，历史将会把“农民工”作为当今中国社会制度的一个笑柄来对待。
对应于巫教授的文章，我们甚至可以套写出一篇《圈地运动在欧洲经济中的十大历史性意义》一文来。拿着悲剧当喜剧，以他人之苦中作自己的乐，这究竟算是哪门子研究成果？《圈地运动在欧洲经济中的十大历史性意义》我是懒得写了，但是，我看过巫教授文章之后首先想到的是“农民工的十大悲剧”，下面就沿用巫教授的“十大革命性意义”顺序一一道来。
一。农民工，任人宰割的廉价劳动力。这不是农民工自己廉价，而是制度政策人为制造出的廉价劳动力。巫教授说，农民工的辛苦不明不白地成了别人的“第一桶金”，为中国老百姓赢得了更多的购买力。但却不知在巫教授这句话里，“农民工”、“别人”、“老百姓”是什么概念如何定义的。
二。所谓“更新和壮大的产业军”，无非是农民工增加了第二产业的就业压力，不过是劳动力买方市场暗中高兴的另一个说法。将下岗工人和农民工放在一起，不过是贵族看奴隶在斗兽场和困兽搏杀而已。
三。农民工身份的久甩不掉，不是解决了农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而是阻碍了农民剩余劳动力出路。如果没有这个政治歧视的“农民”身份，广大农民的出路会宽广得多，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会更快。
四。三农问题的提出，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率先从农村开始的改革运动，最终以“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结局，不能不说是悲剧。现代农村如果真是脱贫致富了，就不会有农民工问题了，正是农村越来越难以生存，相对穷困越来越严重，才有农民背井离乡变成背着农民身份的工人的结果出现。
农民工都是身强力壮的青年农民，出农民工多的地区的农村现在都是毫无生气的地方，留下的老弱病残幼的守备军和大片荒芜的农田看了让人窒息。那些留守儿童无法享受到儿童时代的快乐，忍受着不该忍受的孤独和心灵创伤。即便是被年轻的父母带到外地，也在受教育上面被人低看一眼，连不得不读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也是名不正言不顺，整天面临着被关闭的危险。农民子弟在城市上学承受的种种问题压力，在巫教授眼中变成了和市民子弟共同生活而打开眼界的唯美好事。
五。农民工进入城市，由于无法取得合法的市民身份，其消费都具有明显的短视性和临时性，这除了滋生出一大批低端市场，犹如把农村集市搬到城市一样之外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某些沿海地方甚至出现了由于农民工群居而出现的城中城、村中村，成为引发社会治安问题的源泉。即便是低端市场的好处，也多被市场的另一方“本地市民”所获取，如出租房屋、经营小商店、经营小餐馆等等。
六。农民工大都是从事低端劳动市场工作的。到城里打工，无疑可以获得比呆在家中丰富的经济收入。但是，这恰恰没有缓解农民当中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相反，更加重了这种观念。有两个男儿的家庭比有两个女儿的家庭在打工赚钱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没有子女打工的老农家庭更显得缺乏生机，这无形当中彰显了多字多幅的思想观念。
随着沿海改革开放的进程，“黄色娘子军”早已是人所尽知的现象。这支军队当中，绝大多数都是从打工妹当中转过来的。由此可以感知到“打工妹”和“打工可以赚钱”的概念是多么不同。不要说当代农家女儿如何观念不古，她们如果能够获得和市民一样的社会地位和平等收入或社会保障，又有几个人会走上这条几乎是毁了一生的不归路？！
抑或像日本电影《望乡》那样，写一篇《妓女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N大意义》？
七。农民工和城市发展没有必然联系，如果没有农民工现象，城市会发展的更快。农民工是中国独有的社会问题。而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都会表现出城市的成长，如果中国城市发展也是农民工的革命性意义所在，那么在没有农民工的国家该怎么解释？
城市发展一定会需要庞大的劳动力，如果没有农民工身份制约，这种需求会得到更好的满足，城市发展的会更正常而不是畸形发展。有些城市膨胀很快，把郊区农村已经包围起来了，但是村民的农民身份却依然如故，城市化进程在此受阻，演变出“城中村”“城里的农民”这种奇怪问题。
八。经济的发展一定是制度先行。首先，是市场化要求劳动力进城，而不是劳动力进程促进了市场化。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就一直存在庞大的农村人口，为何那时没有促进市场化。其次，劳动力市场活跃的确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正因为如此，农民工形成的制度背景即二元户籍制度是阻碍了劳动力市场的活跃而非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活跃。如果没有二元户籍制度，人口流动性更大，劳动力市场会更加活跃。
九。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农民不得不背负沉重的负担，所谓的“双重品格”绝不是农民所希冀的东西，有哪个会为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强加给自己的农民工身份而自豪？
至于把城市生活观念带回农村，更不知从何谈起。首先，没有农民工身份，城乡一体化，迁徙自由化，城市生活观念对农村的影响会更具活力。其次，进城打工的目的就是为了摆脱农民身份，不存在要把什么带回农村的企图，如果有更大的可能，大多数人中国农民都愿意丢弃农民户口定居在城市里，换句话说，带着“城市生活观念”返回农村的，多是打工资本耗尽或通过打工致富失败的人。
十。通过打工致富的有几个？谁又会带着财富回到自己当年避而远之的穷乡僻壤？我们听到的是发财的人都举家迁居更大的城市，没有听说城里人举家迁去农村的。巫教授承认只有少数人回到农村，怎么这少数人就是改变了农村的面貌？
现在网上有篇文章叫做“中国式教育之十恶不赦”，其实中国的二元户籍制度才是真正的万恶不赦。在这种制度下产生的“农民工”，无法和任何具有进步意义的东西挂起钩来，更不可能是革命性的意义。在国家公民所能发挥自身价值的地方，只要在其身上在附设一层和市民有别的“农民”身份，就一定是阻碍公民发挥其价值的。
在巫教授笔下，具有十大革命性意义的“农民工”听起来俨然是变成了可赞可敬的美好事物，看来催生历史怪胎“农民工”的二元户籍制度还是有很大的历史功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