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果我官当得再好，自己的家乡仍然处于贫困状态，也不能说自己做好了。现在回农村来是要做以前做不到的事，这是将功补过吧
记者 钟加勇（校对稿）
这里距县城还有30多公里之遥，偏僻的小村仅有100多户人家。陈苏厚退休后，返回了他的老家海南省临高县南宝镇松梅村。
2月6日，农历大年初九，记者来到松梅村时，陈苏厚家里还是宾客满门。海南大学的一群学生正在与老人攀谈，他们正在做“松梅村巨变”的实践调查报告。地上厚厚一堆爆竹屑，也暗示着老省长积累的人脉众多。松梅乡村文化活动中心的照片和文字记录显示，陈苏厚退休回乡的第一年，就先后有两位海南省委副书记、一位省人大副主任、一位省政协副主席，以及时任省委统战部部长、海口市市长等多位官员到松梅村参观考察。
2003年，曾先后担任海南省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陈苏厚退休后携老伴回老家扛起了锄头，不仅做起了“全海南级别最高的‘农民’”，而且用自己“发挥余热”的方式改变着家乡的面貌，在中国大约1540多位退休的副省级以上干部中率先实验了一种“农民式”的高官退休模式。
如果不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口号在十六届五中全会的提出，陈苏厚回乡作农民的事大概也不会成为全国性新闻；同样，如果不是因为“省长回家当农民”的媒体传播，陈苏厚也许不会在这个岁末年初之际享誉全国。
退休后陈苏厚是一个黑黑的、风趣的、喜欢拎一个装水瓶的布袋满村子溜达的老人。村民们见到他，会远远地叫一声“老省长”；每逢春节，他会请村里80岁以上的老人来家里吃饭，如果谁身体不好不能来，他还会给捎一个小红包。
3年来，陈苏厚这个“编外村官”带领村民们办的十几件实事让整个村子焕然一新：修桥铺路；完善水利基础设施；改造农村电网；建设农贸市场；牵线搭桥，开展联乡帮扶活动；修建卫生院；创建文明生态示范村；改造危房；建立香蕉合作社；养殖乳猪……
今天的松梅村，家家矮围墙、大庭院、小菜园，整洁清爽；灯光球场时有球类比赛，乡村公园建设初具规模；随便走进一户人家，主人都会热情地引你参观他的圈养猪和沼气设施。村民们津津乐道他们的绕村公路“一环路”“二环路”：5—8米宽的“一环路”通往每家每户，“二环路”则通往田间地头。
面对记者，陈苏厚并不讳言自己的身份给家乡带来的益处，他说：“当过领导的人都会有一点面子，别人卖情面可能是为了走后门，我卖情面是为老百姓办点实事。”
王光，是陈苏厚在海南省人大副主任任上的秘书，在他的印象中，陈苏厚就是“跟老百姓打成一片的那种人”。他告诉《商务周刊》，陈老在当副省长的时候每年有90天要下乡，到人大以后也坚持到农村向农民朋友了解情况。
由于跟老百姓的感情深厚，这让陈苏厚平日“对老百姓上访的批示态度很鲜明”。一位陈的下属向《商务周刊》回忆到，在很多民告官的案件中，明明老百姓有道理的却输了官司，他的批示就会出现“不能官官相护”，“是农民犯法还是干部违法”这样带有感情色彩的字眼。
“一般官场中人做不到他这样。”这位下属回忆到，在省人大时搞农业法执法检查，较真的陈苏厚硬让省计划厅退回了挪用的9000多万元扶贫专项资金。
陈苏厚的“不怕苦不怕累”，在海南官场也是出名的。王光向记者回忆了一个细节：1997年陈去儋州莲花山检查毁林事件，当地领导推托没路，陈硬是步行4个小时上山，当天还下着小雨，最终26人检查队伍中能坚持到山上的只剩不到一半，直到晚上8点才赶回儋州市招待所，陈竟然先后从身上摘下了13条山蚂蟥。
让海南农民记忆深刻的是，在《土地法》整改工作中，某市公安局动用武力把一个村子围了起来，陈闻讯后要求该市副市长亲自到那个村子去道歉。这个事情过后，不少农民乡亲还专门趁陈春节回家乡时来登门告状。
陈苏厚在《我与农民》一书开篇里写到：“我也是农民。”他对《商务周刊》说：“我想在有限的时光里，努力做到该为农民说的话还要继续说，该为农民办的事要尽出余力。”
《商务周刊》：据说您是第一个副省级干部退休后回到农村当农民的，而且还带领了当地农民致富，您自己是怎么看待自己创造的这个新闻？
陈苏厚：我是参加了农民致富。但我退休回家务农不应成为新闻。我当农民是假的，为民办点事是真的。我70岁了怎么当农民？我还拿几千元的退休金怎么当农民？种菜、灌水只是一个锻炼。
《商务周刊》：您在村子里的作息是怎么安排的？生活跟以前在海口做官有什么区别？
陈苏厚：这个没有规定的，老百姓都是随遇而安。每天起床后散步，煮开水，扫地，灌菜园……什么都有可能。天下雨是这个事，天不下雨又是另一个事，这是一个“没有规律性的早上”。
与在职的时候不同，那时不管刮风下雨，早上7点一定要起床。晚上在机关5点半吃饭，现在一般来说都是7点半后才吃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第一轮都看不到，第二轮才看到。饭后洗洗澡、看看电视就睡觉了，生活很简单。
《商务周刊》：退休后，您可以有很多选择，为什么会做“香蕉顾问”？
陈苏厚：这是出于我个人爱好。“新陈代谢古今然，乐于逊位度晚年；余热未泯不觉老，壮心犹在怀故园”。当副省长时，我主管全省农村工作。那时如果为自己家乡做太多的事情，人家会说我为家乡谋私利。当然那时候利用职权，我也可以为家乡多搞点钱回来，但是我这个副省长怎么当？而且我跑全省乡镇，也没有多少时间回家乡。
记得有一次回家乡，几个父老乡亲对我说，你是全省主管农业的副省长，听说全省水利都搞得很好，为什么我们这里的水利工程没人修，农民这么穷困，怨声不断呢？我当时觉得非常羞愧。如果我官当得再好，自己的家乡仍然处于贫困状态，也不能说自己做好了。现在回农村来是要做以前做不到的事，这是将功补过吧。
《商务周刊》：我们在海南昌江县了解到他们那里前几年种香蕉和辣椒失败的故事，当时您还在人大副主任的任上，这对您现在搞的香蕉合作社有什么启发吗？
陈苏厚：我记得很清楚，2002年昌江发展了5万亩香蕉，其中乌烈镇是最多的一个镇。昌江失败的原因有两条，一是速度太快，二是农民没有意愿。我当时亲自去看过，第一年那里种了3万亩，第二年种5万亩。我曾建议他们慢慢来的，但效果不好。他们想法是好的，但方法是错误的。乌烈镇当时有6000多亩水田被用来种香蕉，但农民不肯种，政府机关硬给他们送种子送肥。最后香蕉种下后农民不管，结果香蕉质量不高卖不到省外，而在省内仅卖到两三毛钱一斤。归根结底，昌江香蕉的失败不是香蕉本身失败，而是人思想的失败。
我们松梅村与他们不同，这个村原来是香蕉的空白村，1996年省扶贫办也曾像昌江那样给他们送种苗、送肥料，种了几千亩的香蕉，但老百姓不重视，因为是扶贫办救济的，种下没有人管，也没有技术，最后也没卖出去，失败了。从那以后再没人敢种香蕉。
2003年我退休回到家乡后，开始组织建立了香蕉合作社，当时想发动全村100户人家，最后只有7户愿意做。不过这7户都是村里比较有本领有信誉的人，我就当了这7户香蕉合作社的顾问。这里是全省有名的贫困村，资金、技术、销路又都是难题。这时我就做了信用社的工作，由我来做担保，每亩给他们贷款1000元，第一年从信用社贷了6万元。技术方面，我请了省里和香蕉公司的农业技术专家来辅导。农民最担心的是销路问题，我又做了当地两家香蕉龙头企业的工作，这样第一年他们获得了效益，54亩香蕉收入达38万元。最多的一户是村委会主任林茂青，12亩总收入10万元，除去2万元成本，赚了8万元。有一天他卖香蕉就收入了1万元，他老婆守着钱晚上都睡不着。
其他人看到种香蕉产生效益后就不用发动了，第二年就发展到了79户，到了第三年我们这个村家家户户都种了香蕉。现在这个村包括香蕉公司共有3000亩，不仅旱田，水田都种上了香蕉。松梅村从过去的香蕉空白村发展到现在叫做“香蕉村”。
“香蕉村”怎么来的，不像昌江乌烈那样一下失败了不敢种，我们从小到大，由点到面，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就是总结了过去失败的教训。
农民致富以后，现在这个村还变成了全省闻名的“信用村”。2003年7户农民贷款6万元，结果当年还款8万元，不但全部还清当年贷款，而且历年欠的旧贷款2万多元也还清了。第二第三年要贷多少就贷多少，还款也很及时，形成了循环的信用，而过去这里是贷款容易还款难。
《商务周刊》：我们看到整个松梅村都很干净，还修了两条绕村公路，“一环路”通往每家每户，“二环路”通往田间地头，听这里的老百姓说您已经给家乡办了十几件“大事情”。另外我们在村口人家的墙上也看到了“文明生态示范村”的牌子。您回来后都从哪些方面在推动着家乡的变化？
陈苏厚：过去南宝镇是全省贫困的镇，是省定的42个贫困镇之一。我们这个村又是脏乱差出名的村，现在却变成全省有名的文明生态村。
文明生态村不是搞一两条路就行，而是一整套软硬设施。它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矮围墙、大庭院、宽道路、小菜园。因为这里农村的小偷小摸很少，全村每家每户都只建80公分左右的矮围墙；每户在院子里都建一个小菜园，家家户户种瓜种菜。
第二，改水改厕、沼气一起抓。现在全村建设容量30吨的水塔，自来水引到了各家各户；过去村里人没有用厕所的习惯，方便都到山上，现在每家每户都有厕所；过去村里垃圾乌烟瘴气，现在有环保车来专门拉走。
第三，文化娱乐与基础设施同步走。现在村委会建有办公楼、教学大楼，2500平方米的露天剧场和灯光球场，面积80亩的乡村公园、幼儿园、广播室、文化室、电脑室、有线电视接收站。从我们这里到南宝镇上一公里3个路灯。
《商务周刊》：村里的公共设施管理毕竟不像城市，有专门的市政公司来管，这里是谁来管？
陈苏厚：这些公共设施都有专人管理，比如乡村公园就有5个人管理，管理费用从哪里来呢？我们在公园里面有五、六间客房，方便那些来收购香蕉、瓜菜的老板住宿，还有一个茶座，年轻人从外面回来要喝茶唱歌。
幼儿园是私人办的，现在共有两个班，56名学生，它可以自己管理。最开始银行给它贷款1万元，现在管理很好，贷款已经还清了。
自来水设施原来只是我们这个村委会，春节过后扩大到了3个村委会，可供3000人用水，也有专人管理。这主要得益于世界银行的援助项目。
《商务周刊》：您的参与改变了家乡落后面貌。但中国还有更多的乡村处于被遗忘的境地。中国贫富差距目前比较突出，基尼系数达到0.45，这其中最主要的差距是城乡之间的差距。您怎么看中国农民目前所处的境遇？
陈苏厚：不管怎么说农民还是很辛苦，城乡差别太大，当然农民之间也有差距。过去讲地主剥削老百姓，现在有些专业户也雇工。懂技术懂管理的人跟不懂的人收入就是要有差别的。这个贫富和城乡差距不是简单一两句话能说清的。城乡差距从历史来说很悠久了，不是共产党领导才有，旧社会早有了。我们有城市人口跟农村人口的差别，有干部和农民的区别，你从社会总的公平待遇来说，过去农民把粮食便宜卖给国家，然后国家按牌价卖给市民，这中间有一个剪刀差，就出现以农养工的情况，市民占农民便宜。后来消灭了公粮购粮，缩小了工农剪刀差，但经济发展机会和很多公共服务比如医疗、教育，在城乡之间仍有很大差距。为什么现在年轻的农民都不愿插秧，宁愿跑到城市打工就是这个道理。
理论上说，凡是落后的地方都是以农业为主，凡是先进的地方农业的比重都较小。农业的比重在海南省还占到1/3，因此要走上富裕繁荣的道路，就要搞新兴工业，上高科技大项目，用工业来反哺农业。但为什么国家还强调农业问题不能放松，一个是农业生产粮食是根本，另一个要给中国的9亿农民一个好的生存环境，我们的新农村建设实践，就是想摸索出一些好的路子来。
陈苏厚50年的仕途
“1954年，我18岁那年被推荐参加工作，担任南宝乡文书。那时候一个乡里就只有3个干部：一个乡长，一个书记，一个文书，文书是最小的官。所以我当过两个最小的官，一个是文书，一个是现在退休后当香蕉顾问。
后来，我先后当过镇书记、县委副书记。1982年开始当海南行政区党委的常委，兼临高县委书记。1983年到中央党校学习两年，回来后任海南行政区的负责人。
1988年海南建省后，我任农垦总局第一任局长、书记和总经理，身兼数职，管理着100万人口。1990年任海南副省长，1997年任海南人大副主任。用你们媒体的话说是当过13年的省（部）级干部。2003年我退休回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