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来经常听到人们说，这是个假问题那是个假问题，真正的问题如何如何。应该说，理论探讨注意真问题与假问题的区别，当是学人方法论上的一大进步。所谓假问题，我的理解就是：就某一现象的产生或原因来说，有这个因素的影响，但主要不是这个因素所至；与这个问题有关，但主要不是这个问题所造成。人们把这个非主要的因素当成主要的因素，非主要的问题当成主要的问题，来讨论和研究，此时所谈论的就是假问题。比如最近，关于改革共识的讨论，我以为就是一个假问题。
为什么是假问题
近来，由于人们对医疗教育国企转制方面的改革议论纷纷，颇多非议，更有人站在左倾观念的立场上指责改革，舆论思想领域一时间风云变幻，传统意识形态大有重占上风之势。于是有学者惊呼：改革共识破裂。中国的现代化改革能否进一步推进成了人们担心的问题。且不说这里所谓的改革共识具体指什么，是改革口号上的共识，还是改革措施上的共识；是改革步骤重点、顺序安排上的共识，还是应不应该改、究竟怎样改的共识；是改革目标取向上的共识，还是改革成果评价上的共识。就算共识的具体内容是确定的，也还有一个谁的共识、什么范围的共识的问题：是中央高层的共识，还是学者群体的共识；是下岗工人的共识还是进城务工者的共识，是军人的共识还是商人的共识，是经济学家的共识还是哲学家的共识。不区分共识的内容，不注意共识的主体，不了解共识的范围，只在那里抽象的谈论，说共识没有了，共识破灭了，就没有意义。
因为上述方面的模糊与不明确，人们完全有理由询问：所谓改革共识的有无，改革共识的破裂，依据是什么。你进行过高层的问卷调查，进行过国企职工是否愿意改革或希望怎样改革的民意投票，你听到了某个社会阶层或者群体强烈反对改革的意见表达，如果没有，仅凭舆论热点的转换和几个“超级女声”之受到网民追捧，就断定发生了某种民意倾向和社会潮流的变化，显然不准确。真正的民意不是靠这种表现方式不一、测量手段各异、以炒作为主要形式的文化现象来反映的。因为这种东西的不确定性太大，今天人们选择了刀郎，明天就可能选择李宇春；今天人们以狂热的激情吟唱《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明天又会以同样的方式选择《老鼠爱大米》作为自己的挚爱。
实际上，在威权政治下，社会改革并不以民众共识为前提。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基马尔的改革，有这种共识吗？邓小平同志领导的中国改革有这种共识吗？回答是否定的（当然这里谁都不否认，改革之初，面对不如人意的现实，民众中的确存在着求新求变、希望事情向好的方面转变的渴望。只是这种渴望在很多时候都存在，今天也不例外）。在土耳其，为防止强大的保守势力阻止改革，基马尔甚至掩盖改革的真正目的，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提出改革方案，迅速付诸实施。在中国，为了绕过左倾意识形态的巨大障碍，邓小平同志采取了以不争论为政治策略，以“大胆的试、大胆的创”，鼓励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的制度创新为探路形式，以政策法律认可业已存在的社会现实为基本做法的渐进式改革。表面上看，改革是由点到面自下而上推进的，实际上却是由上层力行和主导的。目的是变落后僵化、脱离实际、很少实效的旧体制，为符合时代、科学合理、效果显著的新体制。
在左倾意识形态经几十年灌输业已根深蒂固的特殊环境下，在缺乏有效的民意表达渠道与规范的民主决策制度下，期望通过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意识形态观念上的革命，一举达成上下一致的改革共识与如何改革的共识，是十分困难也是效率极低的。现实中的许多改革举措，实际上是顶着相当大的民众尤其是干部思想认识与行为作风上的阻力进行的。包产到户的改革是如此，发展民营经济、彻底平反冤假错案、全面否定文革的政策调整同样是如此。其他如开放海外留学、引进外资、办经济特区、开证券市场等等，没有哪一项改革不是冒着巨大的政治与意识形态风险，在充满争论和非议中进行的。改革的勇猛推进不断深入，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邓小平同志果敢决心和大无畏精神的产物，是为人民干事业而不是为当官[1]而出来工作的邓小平人生信念的真实写照。即使退出政坛一线，面对左倾观念的回潮，进退维谷的僵局，邓小平同志依然不顾高龄，巡视南方，发表态度鲜明的支持改革反对左倾的讲话，推动中国的改革向更深层次发展。
真正的问题何在
无庸讳言，由于意识形态的进步与更新落后于改革进程，左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观念还在相当多的人们头脑中占据重要地位。加上改革过程中实际存在的诸多失误，随着改革推进，一些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受到较大损害，社会对此又关心不够，这一切造成了人们对于继续改革的抵触情绪与认识障碍。这些情绪和障碍将会给今后的改革带来种种负面的影响。实际上，时下改革面临的困难，遇到的问题，凸显的矛盾，不论是贫富差别、机会均等、社会公正，还是一些人一些阶层的利益受到不应有的损害，一些人一些阶层获得不应该获得的利益，都是改革没有真正到位，市场体制没有真正完善，政治文化方面的改革没有及时配套造成的。为改革提供理论指导的知识分子，以及实际掌控改革的各级政府官员，就此应该形成统一的认识，这一点意义重大。
只是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思想与认识。因为，除了意识形态上存在一些不易弥合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口号上）外，在具体问题、具体改革目标与改革原则上，人们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分歧。难道谁会认为承包到户、开放市场、实施对外贸易不合理？谁会认为发展民营经济、保护私有产权、保护专利著作权、允许农民进城务工、开放海外留学与国际科学技术交流不正确？谁会真正坚持“人民公社、计划经济、城乡二元体制具有优越性”这样的僵化观点？即使是在如何看待WTO规则、建立有限政府、政务信息公开、司法独立、权力制约等等问题上，人们的认识还很不一致，还存在不少分歧。但是，在具体的制度改革与建设上，人们还是能够比较容易的达成共识的。不能设想，经过这么多年现代政治经济理论与实践的熏陶，经过这样多国外留学与培训学习的绝大多数政府官员，会不明白政府将一切事情都管起来都包揽下来，既是官员的能力精力所无法做到的，也是政府财力所无法支撑的？会不明白村委会主任选举制比任命制合理，群众更欢迎？党支部书记由全体党员投票产生比上级任命能够更好的履行职责、建立威信？会不同意将各级人大的监督权立法权，各级法院的审判权，从受成克杰这一类干部控制，变为不受各级行政官员控制，可以对各级行政官员依法用权的行为进行监督制约的独立的权力？会不同意履行特殊职责的的李金华这类干部不受部长、各大银行行长的管辖，以便更好地履行职责，使那些“官做到我们这一级，也就没有人管了”（胡建学语）[2]这样的现象从此消除？就是把国企要不要改革、要不要转制这样的问题交由职工群众认真讨论，相信得到的答案也是肯定的。因为不改革没有出路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人们反对的只是匪夷所思、胡作非为的伪“改革”。
在没有表达体现民意的规范合理的制度之前，谈论民意和共识，不仅不会促进改革，还可能阻碍改革，因为这种谈论是任意和没有根据的。依照这种谈论所确定的“民意”制定政策、调整方针，必定脱离实际陷入谬误。试想，当年如果依据报纸广播上宣传的民意，来决定是否给右派分子全部摘帽，是否彻底否定文革，是否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是否应该引进外资或把土地批租给外国人，那么，这些重要的改革决策与政策主张恐怕到现在也不可能做出；如果那个时候普遍征求公社书记、大队会计、生产队长的意见，由他们来评价和决定采用人民公社体制好，还是实行包产到户体制好，那么由此得到的民意和共识肯定不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同样，在今天，是不是应该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执行起来何以会阻力重重，这些问题不是盲目的民意收集与共识寻求能够解决的。因为依照决策习惯，制定房地产行业的政策，应先听取建设部的意见，建设部要听取建设厅、建设厅要听取建设局的意见，而建设局则要听取房地产商与建筑企业的意见，在如此这般的范围内得到的民意与达成的共识，显然不会是房价太高、应该征税、应消除暴利。
目前，农村改革一个浅显的道理就是，县乡镇庞大的开支无度的上层建筑，已经使得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村脆弱的经济基础无法承受，农民以撂荒和逃离来躲避日益沉重的税费负担。转变职能、精简机构、裁减乡镇供养人员，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应该说早就成了上下一致的共识。为什么落实不下去呢？曾经担任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在一篇文章中说到：为什么减不下来呢？道理非常简单。我是乡长，我是局长，我是镇长，不可能到北京来打工，我要养活我的子女，就要当官。老子当官儿子还要当官，孙子还要当官。一位可能被精简的干部对他说，我16岁就当村支部书记，干了一辈子，你现在要我回去，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但你要我回家干什么呢？我就这一门手艺，当干部的手艺，你叫我回去怎么办呢？[3]一言以蔽之，裁减乡镇供养人员涉及上上下下众多干部及其家属亲戚的利益，在没有其他就业门路的情况下，人员是精简不下去的。这里的道理显然是硬梆梆的：搞改革要靠这些乡镇干部，现行决策制度下，国务院欲实施农村体制改革，若征求意见的话，首先自然是听取省市干部的意见，省市干部要听取县里领导的意见，县里领导则要听取乡村干部的意见。从人数说，乡村干部人数最多，从层次讲，乡村干部是最基层。如此而言，从乡村干部这里收集到的意见不就是最基层、最接近农民群众的意见吗？他们既然每每说改不了，屡屡反映改不下去，说明精简机构裁减人员的政策脱离实际。
但真正的道理在什么地方呢？在农村，普通农民是最广大的群众，是社会真正的主人，各级干部当然包括乡镇干部都是为他们提供公共服务的仆人。现在因为经济条件、管理方式或者说主人意愿的变化，不再需要那么多仆人了。确切地说雇用不起那么多仆人了，这有什么理由可讲，裁减就是了。没有听说主人没有能力雇用仆人了，还要考虑仆人的生计问题。美国选民如果此次把布什政府选了下来，难道会考虑布什及所任命的政府高官的就业与吃饭问题吗？显然不会。所以，我的观点是，进一步的改革不需要如此这般的民意收集与社会共识。今天，裁减乡镇供养人员的改革不需要征得乡村干部的一致同意，就像大包干的改革不需要征得公社书记、主任、大队会计、小队队长的同意和共识，限制房价的方案不需要得到房地产商的同意和共识一样，一切有赖于改革领导者的决断与决策。
事实上，时下改革的真正障碍既不在于观念分歧，也不在于有否共识，而在于既得利益的阻挠，不合理体制的束缚。明明知道那样改是合适的，可就是改不到那个位置上；明明知道有些体制极不合理需要祛除，可就是祛除不了。情况确如孙立平先生指出的那样：设计周密出发点良好的改革措施在实践中走样变形，几乎成为一种通例。换言之，任何动机良好的改革举措，科学合理的改革政策，都会在执行中演化变质，异化为祸国殃民之策、匪夷所思之举，最终偏离改革的本意。欲克服这样的阻挠、束缚和弊端，需要矢志改革的决心，超越局部利益的眼光，强有力的行政执行能力，以及考虑周密措施配套的制度性解决方案。而不是可以做各种解释的所谓“大众民意”、“改革共识”。从这个意义出发，我赞同这样的观点：改革的推进有赖于高层的决心。
备注：[1]尽管邓小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次陷入逆境，但他再度出来工作时，仍然毅然决然地表示：“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见《青岛日报》2004年8月23日，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2]胡建学，原任中共泰安市委书记，1995年11月因受贿罪被判死刑，曾在泰安市推出他的《胡建学选集》。
[3] 李昌平：《为什么不能取消农民的负担》——见《中国改革论坛》农村改革栏目，2004年10月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