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央政令不畅、省际市场割裂、地区差距拉大……这些均可直接归咎于以省域为特征的“诸侯经济”。
这是由“自上而下”的视角所得出的印象。而站在更微观的立场，在国际市场日益一体化、国内市场却壁垒林立的处境下，不少企业和商家对此早有切肤之痛。一年多来的宏观调控则将这种现实放大了，也就自然得到最高决策层的重视。
嬗变的契机由是来临。
“桥下”的矛盾
近年来，围绕着长江大桥的争论显著升温。据媒体报道，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曾公开地表示：长江上的十几座桥梁尤其是“两座老桥梁”阻碍重庆发展，由于已建成的部分桥梁高度不够，长江三峡船闸的过闸设计能力是万吨，但现在只有5000吨的船驶过，影响大坝过闸吞吐量。所谓“两座老桥梁”，显然指武汉和南京的长江大桥。 对此，南京市副市长蒋裕德针锋相对地表示：把长江上几座老桥搬掉实际上很难做到，现在南京长江大桥净空为24米，一般船只没法通过大桥开往中上游，这样一来增加了南京港的吞吐量，如果桥被拆掉，船都往上游去了，那南京港怎么办？
围绕“大桥”的矛盾背后，是各地现实利益的争夺——但这还只是一个侧影。
金融领域也是如此。在濒危上市公司、金融机构的重组过程中，地方政府青睐本地企业、普遍信奉“肥水不流外人田”早已是公开的秘密，甚至为此付出了“代价”。较近的一例是广东证券。据了解，广发证券曾向广东省有关部门示好，表明愿意托管广东证券，但始终未得到首肯。主要原因就是，广发证券却并不直接受控于广东省，当地政府始终希望“嫡系”证券公司能够出面重组，最终延误了广东证券的一线生机。
最宏观的争夺体现在GDP规模和速度上。在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出炉后，各地纷纷发布了自身的GDP增速预期——北京确定为9％、河北为11％、河南和山东为10％……多高于此前的中央底线。
上述GDP的例子同时显示，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往往还会引
向地方对中央政策的抵触。另一个相关例子是去年的煤矿清理：在中央有关部门发布通知后，仍有不少省份或拖延整顿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煤矿和非法煤矿、或一度议而不行。
广东省横琴岛开发，是地方与中央“博弈”的又一典型事例。靠近澳门的横琴岛面积86平方公里，相当于澳门现有面积3倍。有媒体报道，对横琴岛的发展定位，地方和中央一直有不同意见——早在2004年，广东省提出由泛珠“9＋2”各方按照“共同开发、利益共享”的方针，在横琴岛共同设立“泛珠三角横琴经济合作区”；中央方面，则有意在横琴岛发展一个面向葡语国家的工业加工区，并将之交由澳门特区管理——去年9月中旬，温家宝视察横琴，他强调横琴是“宝地”，并要求地方要“谋后而动”、“不可乱动”，不要着急开发招商的具体工作；但有民间消息称，珠海却在去年10月跟美国一家公司接触，欲在横琴分六期发展一个度假村。
从“功”到“过”
是什么导致了“诸侯经济”格局？对此，比较通常的看法有二：一是“改革的路径依赖”；而是当前的财税体制使然。
中国的经济格局，是伴随改革进程逐渐成形的，而在始自1978年的改革中，又是由政府特别是在各地方政府主导下进行、并在此过程中“培育”出了市场经济。这就在客观上促成了省级政府在其施政范围内对市场的影响力，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省份经济。
而从财税的角度来说，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社会资源主要是由中央政府通过计划来配置、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很少，这时候的各地方相互竞争、包括地方对中央的抵触并不显著；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分税制”之后，地方自主权扩大、地方政府也有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地方政府积极发展本地经济，从而逐步形成了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背景下的各省份竞争的新特点。
著名华裔经济学家钱颖一就认为，“分税制”实质上把更多的权力转移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引进私人资本（包括吸引外资）发展地方经济而展开激励的相互竞争。
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并不必然带来经济的良性增长。出于对短期“政绩”的考虑和对行政权的自信，地方政府往往更倾向于选择掠夺型发展和保护性措施，其后果是既造成了过去长期依靠高投入、高消耗带来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同时增加了省际间的交易成本。
与此同时，这种格局还造成了在吸引外资和外贸过程中的不稳定性甚至内耗。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投资部门的经济学家戴维斯声称，由于地方政府的政策往往与国家政策不符，近来海外对华投资被人为复杂化———尽管中国地方政府经常宣称自己愿意吸引投资，但他们只允许资金进入范围狭窄的一些行业，某些审批政策也令外国投资者费解。“他们仍不愿由市场做出决定，”戴维斯表示：“地方政府的决定是基于当地政策，而这些政策有可能不是国家政策的一部分。”他认为，中国逐渐放宽的总体投资环境，与地方政府对这些规定的实际执行，两者之间存在的断层令外国投资者头疼。
解题“走钢丝”？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上，“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已被明确提出——这是中央在首次坦率承认存在国内市场“尚不统一”的同时，也表明了解决问题的决心。
从时间上来说，“十一五”规划将决定未来5年甚至更长时段的大势；而2006年是其开局之年，这很可能意味着相关措施即将启动。
已有不少迹象在支持这种判断——
“十一五”规划（建议）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重新调整经济区域划分。国家发改委的有关专家指出，区域规划是以跨行政区的经济联系紧密地区为对象的具有约束力的空间规划，其目的就是破除行政封锁，促使行政区经济走向区域经济；
去年下半年，第二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在成都召开，包括广东、湖南、四川等南部9省以及港澳政府均派代表参加。此前，尽管一些省区也在尝试着进行区域合作，曾成立“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西南六省七方联席会、环渤海经济区城市联席会、长三角１５城市市长联席会等，但均未能在跨省区合作上迈出真正步伐，更谈不上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合作。但第二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之后，各方却正式签署了《泛珠三角现代物流发展合作协议》，其中明确提出“打破区域或交通系统内部的部门分割”、“共同清理、废止涉及贸易封锁和地方保护的制度和规定，简化和规范行
政审批”、“消除地区贸易中的障碍和封锁”等实质性内容。
人事变动方面，也在突显中央区域发展的战略意图。去年底，中央宣布三省一市“一把手”的调换、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也纷纷添“新人”。各方评论认为：中央政府部门官员与地方党政官员“条块”交流任职的趋向今后还会加强，部委官员出任地方要职是中央力图打破传统省份分割的举措。
由中央强力推动，显然符合中国自身的国情。但问题在于，来自高层的行政之手如何把握好“度”并“始终正确”、才能避免重新回到原有无效率的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在《泛珠三角现代物流发展合作协议》签署期间，有学者就此提出了“上下互动”重新调整经济格局的观点；还有消息称，国家发改委正在酝酿制定一部作为宏观调控基本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宏观调控法》，对宏观调控（包括打破省份经济壁垒）的目标、原则和程序等内容做出规定……像这样依法行事、吸取民智，显然是更加进步、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