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破落户是指衰落的门第，也指这种衰落门第里的人员。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种解释。 不过，我在本文中使用的破落户并不仅仅局限于这种释义，而是将破落户的涵义解释为：所有经受过“荣华富贵“，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由“有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化，以至“家道中落“的事物；或者由于“有产阶级“地位上升造成与“无产阶级“的差距加剧，“无产阶级“地位相对下降的事物。由此，破落户不但可以指衰落的或者相对地位较低的门第和人员，同时，既可以指称为个体，也可以指称作为个体集合体的某个国家或者社会群体，或者其他衰落的事物。
破落户的经历 我们熟知的破落户经历一般是：原来享受了“风花雪月“、“荣华富贵“，“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囿于自身或外部抑或两者兼而有之的不可抗力的作用，“泰极否来“，“从中兴到末路“，即从鼎盛时期的“繁华“局面急剧衰落，以至“家破人亡“或者“一蹶不振“。鲁迅先生和曹雪芹的生活经历及其曹雪芹在写实性小说《红楼梦》中所描述的四大官宦家族兴衰史与中国由强盛的国家颓败为“东亚病夫“被西方殖民者侵略占领是其他--与相对生活境遇较好的“有产阶级“相比相对生活境遇较差的“无产阶级“--破落户的具有代表性的破落户典型案例。由于破落户相对“有产阶级“属于“无产阶级“，我们姑且将破落户称为“无产阶级“破落户。 “无产阶级“破落户鲁迅先生虽然也出身官宦世家，但是与曹雪芹的显赫家世相比还是逊色许多，无法“媲美“。不过，他们的生活境遇却几乎相同，也就是他们都是典型的“无产阶级“破落户：原先都是望族，都是曾经阔气的“有产阶级“。鲁迅祖父周介孚翰林出身，曾经在北京担任内阁中书，家里有四五十亩水田,不愁生计。鲁迅父亲周伯宜虽然没有为官，起码也是秀才。曹雪芹的家世就要显赫得多。写实性小说《红楼梦》描述的虽然有些夸张，如：“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但是经过我们研究证实，很多描绘确实实情。如凤姐所云：“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书还热闹，我偏没造化赶上。“赵嬷嬷所云：“江南的甄家,嗳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谁也不信的。“事实上也是康熙皇帝玄烨六下江南，曹家接驾过四次，并下榻在曹家。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曾任江宁织造,曾祖母孙氏做过康熙皇帝的褓姆，祖父曹寅做过玄烨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后继任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使。曹寅因病去世后，曹雪芹叔父曹顒、父亲曹頫先后继任江宁织造。曹氏祖孙三代四人作为朝廷耳目在江南担任江宁织造达六十年之久。鲁迅先生和曹雪芹的家世破落原因虽然迥异，但是结局相差无几：“无产阶级“破落户鲁迅先生是由于祖父周介孚涉嫌科举作弊，被罢官下狱，因为需要钱两打点，偏偏祸不单行，父亲又久病未愈，家道急剧破落的；“无产阶级“破落户曹雪芹是由于曹家牵涉到朝廷内部权力斗争，因为攀附错了靠山，被“有产阶级“雍正皇帝胤禛以“行为不端“、“骚扰驿站“和“亏空币项“为罪名，将曹頫革职查办，下狱治罪，然后“枷号“。曹家被抄没。致使这个十分奢华的金粉世家从此一蹶不振的。 在中国， “无产阶级“破落户屡见不鲜。作为中国传统的核心家庭体制，虽然“多子多福“的传统伦理观念深入人心，但是这种良好的期盼却很难实现。众多兄弟分家造成的财产分割或兄弟妯娌之间的勾心斗角，富不过三代以至产生“无产阶级“破落户也是时常发生的事情。作为封建王朝，由于“人治“大于“法治“的随意性，中央集权制度缺乏监督、自我纠正的缺点，虽然很多王朝国祚更为长久一些，但是也无法逃脱破落户的命运：无论是曾经有过“文景之治“的大汉、“贞观之治“的大唐还是有过“康乾盛世“的大清，虽然开局都很不错，也都无法避免盛极必衰，最终沦落为“无产阶级“破落户的命运。屡次三番产生“无产阶级“破落户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规律。产生“无产阶级“破落户也成为我们所了解或经受的中国的主要历史现象。同样，产生“无产阶级“破落户也是其他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主要历史现象。中国人成为“无产阶级“破落户由来已久。但是很多情况下都属于内部洗牌造成的，即是中国内部王朝的更迭造成的。不过，它的弊病决定了“无产阶级“破落户不但在内部替换，而是最终还要因为内外交困整体中国沦为“无产阶级“破落户。就像其他专制王朝一样。中国起先也曾辉煌一时，在两千年前就曾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统辖着天下。号称世界的中心，名曰“中国“。以分别那些化外之民的戎、狄、夷、蛮。特别是鼎盛的汉唐时期，动不动就来个四方朝贺，我中华帝国威武文明云云。然而好景不长，受到这个帝国统治，朝贡的外族在帝国醉生梦死的时候异军突起，不断侵袭，虽然时有反复，“百足之虫死而未僵“，但是这个帝国却由于自身免疫力下降和壮大的外族的骚扰，元气大伤，还是逐渐衰落了。这次不但不再是兄弟相阋于东墙，而是山河易主，中国被从未成为统治对象的统治者统治了。中国正式衰颓为“无产阶级“破落户：沦为殖民地的中国受到了殖民者的蹂躏和欺凌，侵略和屠杀等等。 上述只是我们习闻常见，从历史或生活中感受的现象，但是不容易有切身体会的“无产阶级“破落户典型案例。而下述的破落户经历虽然不是典型案例，我们却可以时常切身有所体会：一种是作为基本上平等的“无产阶级“或但算不上显贵的“有产阶级“，一部分人无论是勤奋也罢，还是利用其他违法手段也罢，成为相对富贵的“有产阶级“，这样就造成在原地踏步的成为相对的“无产阶级“；另一种情况则是相反：的确是今不如昔。这种“无产阶级“破落户的经历我们虽然熟悉，但是我们一般却不认为他们是“无产阶级“破落户，因为他们的破落表现地不太明显，我们便时常忽视了这种现象。但是，的确这也是“无产阶级“破落户的经历之一。 破落户心态 典型的“无产阶级“破落户基本上曾经是“有产阶级“，“家资甚丰“，享受过“荣华富贵“，“依附者甚多“，他们这时的心态一般是骄横和傲慢的。然而，一落千丈的急剧变化使得他们“登高必跌重“，遭受了非同一般地打击之后，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遭受别人的白眼，受到侮辱或欺凌也成为他们无法回避的“家常便饭“。“无产阶级“破落户这种特殊的生活境遇与那些生活相对平淡无奇、波澜不惊的人们显然不同，他们对事物的感受也极不相同，他们的心态与人们也是差别甚巨。同样的打击，一般情况下对“无产阶级“破落户而言强度就要大得多。“无产阶级“破落户的感觉器官更为敏感一些，他的见解也要尖锐和刻薄、极端或激进得多。我们将这种表现也可以看作是非典型、地位相对较低的“无产阶级“破落户不良心态的放射反映。众所周知，“无产阶级“破落户心态比较明显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梦呓一样的回忆。没有破落之前的繁华景象是现在非常值得骄傲和炫耀的资本，这也就是阿Q似的自负心理的显现。即是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所描述的：“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这方面也反映曹雪芹在《红楼梦》对豪门的夸饰中：“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 破落前后的对比同样也是叹息、惋惜的对象。孔子意图挽救世风日下而不得，回味以前的美好时光，慨叹不已，就是这种反映。也反映在被俘虏的著名“无产阶级“破落户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今昔的对比中：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种对既往繁华景象衰落的惋惜和哀叹也反映在很多诗篇中，如：“去年人在凤凰池，银烛夜弹丝。沉水香消，梨云梦暖，深院绣帘垂。今年冷落江南夜，心事有谁知。杨柳风柔，海棠月澹，独自倚栏时。“ （元萨都剌《小栏干》）“牛首开天阙，龙岗抱帝宫。六朝春草里，万井落花中。访旧乌衣少，听歌玉树空。如何亡国恨，尽在大江东！“（清屈大均《秣陵》）等等。
其次，由于衰落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并非由于“无产阶级“破落户的错误或失误，是“墙倒众人推“、“挖墙脚“等等外部原因造成的。而他自身感到无能为力，难以控制这种衰颓局势。即便是由于“无产阶级“破落户的弊病致使衰落，譬如鲁迅先生和曹雪芹与中国的经历，但是“无产阶级“破落户普遍缺少一种自知之明和对错误的正确反思，再则，由于很多依附者或“有产阶级“三面两刀、口蜜腹剑、阳奉阴违，曾经对他们衰落为“无产阶级“破落户起过作用，因此，他们此刻的心理机制主要表现在对外部各种事物的疑神疑鬼或不信任，不信赖：无论与他们衰落成“无产阶级“破落户有关还是无关的人员都视为动机不纯，心怀叵测；即便伸出友爱之手帮助过他们的人也是如此相待。这种心理机制也就是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描述的受迫害的狂人所展示给我们的，即：“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 再次，由于已经“家道中落“、“家破人亡“，由“有产阶级“沦落为“无产阶级“破落户，原来的依附者如今也是树倒猢狲散，“人一走茶就凉“。趋炎附势、阿谀奉承的“食客“或曾经有求与他的“无产阶级“像变色龙一样变化无常，不但不安慰或帮助“老东家“，而且还会进一步对已经沦落为“无产阶级“破落户的“老东家“冷嘲热讽、落井下石。而且有些依附者成为新兴“有产阶级“以后，对“老东家“显摆出蔑视和骄横的姿态，导致“无产阶级“破落户心态失衡，以至产生逆反心理，偏激思想。于是，在审视各种事物的时候就过于简单化和绝对化。即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所描述的：“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最后，虽然鲁迅先生和曹雪芹成为“无产阶级“破落户以后选择的生活方式有所不同--一个是意图东山再起，“我以我血荐轩辕“；一个是沉迷醉生梦死，“卖画钱来付酒家“（敦敏《赠芹圃》）--但是他们在最终的归宿上还是有共同点的。由于“无产阶级“破落户切身体会了“盛宴必散“后的人间冷暖和世态炎凉，地位的急剧变化和社会的不平等也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为了摆脱这种被“压迫““剥削“和被“傲慢与偏见“左右着的地位，革除这个世界的不平等，消除人们之间的绝对距离。无产阶级“破落户在很多时候采用的方式便是报复手段，即革命性的态度。也就是我们时常认为的鲁迅先生和曹雪芹的《红楼梦》所展示的革命精神：“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将骄横的和曾经蔑视自己的“有产阶级“改造成“无产阶级“破落户，彻底消灭“有产阶级“；或者不惜一切手段创造崭新的世界，即全部是“有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或者希望这个丑恶的世界灭亡等等。这反映在鲁迅先生的“一个都不饶恕“和曹雪芹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观念中。破落户还有很多心理特征，但是再没有这几种心态重要和更容易引起我们注意的了。 而在这个被拿破仑称为“沉睡的东方狮子“的中国还没有苏醒的时候，“无产阶级“破落户心态就开始发挥作用了。譬如：对日中关系：或者以唐宋时期中国对日本的文化输出，或者以日本人向中国人学习了先进的东西，日本“隶属“于中国，就认为中国曾经阔气过；至今很多中国人仍将日本人看做是孙子辈的，还蔑称日本人为“小日本鬼子“或者“倭寇“等；在受到日本侵略，所谓的“儿子打老子“以后，这种心态激发为仇视，并且逐渐扩大化，以至“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即便日本存在不小和平的力量，中国也认为这种人居心叵测，别有用心，心怀诡计；针对日本在侵略期间的“三光政策“等，表现出一种敌对和仇视、报复情绪，以至有些人喊出“杀光日本人“，“使用核武器轰炸日本“等等匪夷所思的口号。“无产阶级“破落户心态也反映在中美关系上，譬如：作为“八国联军“之一侵略过中国的美国即使利用庚子赔款办学，也是动机不纯、文化侵略等等；即使美国帮助过内外交困的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也是别有用心；如今中国与美国发生利益冲突后，以至将美国妖魔化，批评地一无是处；即便美国在反对恐怖主义问题上不遗余力，有些人也秉持着“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赞成“的观念，颠倒是非黑白。甚至倒行逆施，作出一些支持恐怖主义，破坏世界人民团结和友爱，影响世界人民和平交流的错误举动。偏激到这种程度也不能不叫我们唏嘘不已。 “无产阶级“破落户鲁迅先生和中国的做人和做事的心态偏激，不很宽容，这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多大的争议。只要我们还记得鲁迅先生“一个也不饶恕“的“敌我分明的爱憎态度“，犀利而杀人不见血的春秋大法，在中国得到那么多人的认同就应该有所感触。作为遭受过“压迫“和“欺凌“的对象，鲁迅先生的“无产阶级“破落户经历与中国的“无产阶级“破落户兴衰史达到了某种契合，因此，鲁迅先生在中国赢得很大市场，得到很多人认同也属必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那么，被同样是“无产阶级“破落户中国人一员的毛泽东称誉也是再正常不过：“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然而，“无产阶级“破落户并非都可脸谱化，他也并非铁板一块：他既宽容也不宽容，他既主张激进的革命，同时主张渐进的改良。我们绝对不可一概而论，顾此失彼。虽然“无产阶级“破落户的心态可圈可点，也并非都是如此，每个人的心态不但不同，即使同一个人的心态也是由于所处环境都会有所改变。鲁迅先生虽然认为慈悲为怀和宽容不但是不应该的，属于虚伪的，也是应该屏弃的--我们无论从鲁迅先生批评徐志摩先生，还是对顾颉刚先生和粱实秋先生的挖苦、讽刺都可以见证他的偏激心态--但是鲁迅先生并非没有宽容和仁爱之心，这是我们很容易忽视的：认为他只有铮铮铁骨，却没有款款柔情，是不客观的。譬如，对其子周海婴的亲情，即便是对兄弟相阋后的周作人也是充满了关爱。譬如，中国对日本不再索取战争赔款，中国人领养日本孤儿一样，中国也是有一部分人主动捐弃前嫌，展望未来的。这已经体现出“无产阶级“破落户的宽容精神和博大胸怀。与鲁迅一样遭遇的曹雪芹相对就要好一些，可能他有些大家风范，或者早已超脱：“原是来取乐顽的,既不能取乐,就往别处去寻乐顽去。“而鲁迅先生的两个弟弟周作人和周建人相对而言更要宽容一些，当然现在的他们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破落户，而成为新兴的“有产阶级“了。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与宽容相比，“无产阶级“破落户的缁铢必较是占优势的；与仁爱相比，“无产阶级“破落户的仇视是占优势的；与爱屋及乌相比，“无产阶级“破落户的同仇敌忾是占优势的；与渐进的改革相比，激进的革命更占优势等等。 形成原因 如果我们谨慎地审视“无产阶级“破落户及其所显现心态的成因，事实表明，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无产阶级“破落户及其心态的造成不只是单方面原因，即，只是由“无产阶级“自身原因造成的。它的形成既有外部的因素，也有自身的因素。而外部因素对造成“贫贱“与“富贵“阶层起着无法估量的作用。这种心态也并非只是典型的“无产阶级“破落户才有，受“压迫“、“剥削“或社会地位相对较底的“无产阶级“几乎都有这样一种革命性的激进主义和不宽容的心态。我在本文以鲁迅和曹雪芹及其中国作为“无产阶级“破落户的代表说明这个问题也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以“无产阶级“破落户作为例子也只是为了说明我们也普遍存在这种不良心态，只是“无产阶级“破落户表现地更为明显一些而已。我们如果认识到这一层：造成这种心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和我们普遍存在着这种心态；也就不会苛刻地谴责，并且很可能认为这种怨怼情由可原，并非不值得同情了。“贫““贱“的“无产阶级“的怨怼与其自身的资质有关，也与其不能审时度势的能力有很大关系。这也就是我们应该同情“无产阶级“破落户境遇的理由。中国古代典籍《尹文子·大道下》云： 贫则怨人，贱则怨时，而莫有自怨者，此人情之大趣也。然则不可以此是人情之大趣而一概非之，亦有可矜者焉，不可不察也。今能同算钧，而彼富我贫，能不怨，则美矣，虽怨，无所非也；才钧智同，而彼贵我贱，能不怨，则美矣，虽怨，无所非也。其敝在于不知乘权藉势之异，而虽曰智能之同，是不达之过，虽君子之邮，亦君子之怒也。 尹文子所云只是在相对平等的原初状态“无产阶级“ 破落户及其心态的形成原因和反映。在这种竞争环境相对平等的情况下，尚且出现不平等现象，“无产阶级“破落户尚且有怨怼心态，那么在这种原初状况之后的竞争，往往是在不平等的情况下进行的，譬如，世袭制，利用权力巨贪暴敛，官商勾结等等。有怨怼心态更是再正常不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更是情由可原，值得同情了。虽然“有产阶级“在某一阶段可能出于某种需要会爱怜和使用点小恩小惠安慰“无产阶级“，如实施减低赋税，休养生息等等政策。但是中国历史证实，总体而言，他还是不能够体恤“无产阶级“ 破落户的困难，不愿意把“资产““奉献“出来，即便是很微小的“奉献“也不愿意做出。平时如此还则罢了，当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微不足道的赈灾物品也被层层盘剥，当“无产阶级“微不足道的要求都无法得到满足，滋生不满、偏激和革命心态当然自然而然了。而且，有些“有产阶级“不但不给予“无产阶级“一定补助，甚至变本加厉还剥夺其已经微不足道的“财产“，并且奢侈无度和傲慢自大。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个事实，更不会刻意地谴责“无产阶级“破落户心态的偏激，也不会大惊小怪了。而且还应该谴责“有产阶级“的骄傲自满和奢侈无度，认为他们不但是不可饶恕的，被“无产阶级“破落户革命也是咎由自取了。“无产阶级“破落户要求革命的怨怼心理和“有产阶级“巧取豪夺、骄横和傲慢之间的古已有之。《尹文子·大道下》记载： 人贫则怨人，富则骄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禄施于己也，起于情所难安而不能安，犹可恕也；骄人者，无苦而无故骄人，此情所易制而弗能制，弗可恕矣。众人见贫贱，则慢而疏之；见富贵，则敬而亲之。贫贱者有请赇于己，疏之可也，未必损己而必疏之，以其无益于物之具故也；富贵者有施与己，亲之可也，未必益己而必亲之，则彼不敢亲我矣。三者独立，无致亲致疏之所，人情终不能不以贫贱富贵易虑，故谓之大惑焉。 尹文子感到疑惑的为什么我们会亲“富贵“疏“贫贱“，本质上也就是我们所向往和追求目标的反映：作为人类本能便具有一种自我实现的功能（泰勒）或者希望得到承认的欲望（黑格尔）。不过，这种心态也很容易产生异化，也就是在自我实现时，出现负面反应。这就是私利主义的盛行。反映在破落户问题上，便是由于各种因素在形成“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差距以后，出现“怨人“和“骄人“的局面。因此，“无产阶级“破落户及其心态并不只是自身原因造成的，“有产阶级“的“骄人“和“为富不仁“与“无产阶级“破落户的极端不宽容和仇视心理是紧密联系的。譬如，美国人动辄指责别国如何如何没有民主，无论是否出于为美国利益考虑，这种指责都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因为美国虽然相对比有些国家更为民主一些，但是不可否认，它既屠杀过印第安人，在印第安人身上得到的比失去得多；也进行过盲目的“排华“和“排共“运动，对中国的帮助没有侵略和打压得多等等。况且，它的帮助也是有条件的，而且是微乎其微的，甚至是根据自己的利益考虑而牺牲他者利益的。日本作为一个侵略的国家，对中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日本政府一直在侵略与南京大屠杀问题上闪烁其词，掩盖事实，不但不道歉，而且造谣中伤、蔑视中国人，那么，这种“为富不仁“和“骄人“的作风遭到“无产阶级“破落户的仇视、不受到尊重，也不得不说是“有产阶级“咎由自取。“财产“的分配不均形成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产阶级“所滋生的骄傲和自大，作为“有产阶级“这种差强人意的表现，更增加了“无产阶级“破落户的不满和愤怒，要求安抚和平等的权利。当“有产阶级“不与“无产阶级“同甘苦共命运之后，“无产阶级“破落户要求安抚和平等的权利无法得到满足时，“有产阶级“进行镇压也只是有限的手段，他们腐败导致的诸多问题和这种要求平等的趋向就为“无产阶级“破落户革“有产阶级“的命埋下了火苗，为形成一批新的“无产阶级“破落户和“有产阶级“打下了基础： 贫贱之望富贵甚微，而富贵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者之所恶，贫者之所美；贵者之所轻，贱者之所荣。然而弗酬，弗与同苦乐故也。虽弗酬之，于我弗伤。今万民之望人君，亦如贫贱之望富贵。其所望者，盖欲料长幼，平赋敛，时其饥寒，省其疾痛，赏罚不滥，使役以时。如此而已，则于人君弗损也。然而弗酬，弗与同劳逸故也。故为人君不可弗与民同劳逸焉。故富贵者可不酬贫贱者，人君不可不酬万民。不酬万民，则万民之所不愿戴；所不愿戴，则君位替矣，危莫甚焉，祸莫大焉。 中国历史证实，虽然在治理相对好的时候，“无产阶级“可以得到休养生息、尊重，生活境遇相对好一些，但是这个阶段总是要成为过去，随之而来的就是“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逐渐深化，以至形成“无产阶级“破落户，“有产阶级“开始“视万物为刍狗“，草菅人命。虽然造成王朝更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不可否认这也是中国历代王朝屡次三番更替，造成的“无产阶级“破落户主要原因之一： 穷独贫贱，治世之所共矜，乱世之所共侮。治世非为矜穷独贫贱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乱世亦非侮穷独贫贱而乱，亦是乱之一事也。每事治则无乱，乱则无治。视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则其验也。 但是，我们不能在研究这个问题上有所偏废：纵然有审时度势的客观因素的影响，“有产阶级“的巧取豪夺和“为富不仁“是造成“无产阶级“破落户的重要原因，但是“无产阶级“破落户自身也是制造者。“无产阶级“破落户和“有产阶级“同样也存在“乌鸦落在猪身上--不知道自己黑“的现象：一味去怨怼，把错误推向对方，都讳言自身的错误和不足，而不是审视自己的错误和不足。“无产阶级“破落户仇视“有产阶级“的财富，““无产阶级“破落户却不认识到“有产阶级“指出的懒惰，萎靡不振；只知道等待“有产阶级“给一些小恩小惠，而不知道奋发图强，发挥能力去竞争；“无产阶级“破落户和“有产阶级“只知道革命和反革命，不知道采取合适的方法避免三番五次的暴动，寻找解决的最合适途径等等。我们平时只说中国“无产阶级“破落户是由于“有产阶级“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而忌讳谈论中国的弊端；“有产阶级“帝国主义说中国“无产阶级“破落户仇视，而不认为他曾经侵略和剥夺中国的权利等等。“无产阶级“破落户和“有产阶级“自身的错误就好象阿Q的“癞疮疤“，不叫别人“揭短“，否则，便想着法子指责和报复。这点我们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对峙而不是对话寻求最为恰当的解决方式看得最为清楚：因为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Ｑ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然而不知怎么一回事，总还是阿Ｑ吃亏的时候多。于是他渐渐的变换了方针，大抵改为怒目而视了。 第X条道路 中国屡次三番的王朝更替，“无产阶级“破落户与“有产阶级“的革命与反革命运动原因虽然略所差异，但总体而言，还是由于“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破落户的差距悬殊造成的。应引起我们深思的是，“无产阶级“破落户的激进主义革命思想虽然在我们的思想中也时常显现：采取极端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仇视这个被他们称为丑恶的世界，盼望它早日灭亡或者认为由此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但是历史证实，如果采取革命性的报复手段，虽然暂时可以化解“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的矛盾，不过结局还不是如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或者适得其反，“无产阶级“还是成为了新兴的“有产阶级“，以待“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的矛盾再次加剧，人们的仇恨愈加难以化解，然后是火山爆发似的“以暴易暴“，重新洗牌。“无产阶级“破落户革命既没有把我们引向光明的坦途，也没有让我们吸取教训停止革命，而是时有反复，仍旧未能摆脱“无产阶级“→“有产阶级“→“无产阶级“破落户的怪圈。屡屡重蹈覆辙，也难怪有些人喊出“告别革命“的口号。由此，我们也应该质疑“无产阶级“破落户革命是有效的手段了。然而，“有产阶级“的“为富不仁“和骄横心态同时也是我们应该质疑的。因为这种行为也是造成“无产阶级“破落户的主要原因。那么，穿透“无产阶级“破落户及其心态的形成，难道就没有别的途径避免产生“无产阶级“破落户？ 这个问题不只是如今我们在探索，我们的祖先也早已探索了：所提出的多项避免产生“无产阶级“破落户的措施，几乎都是激进的方案：无论是古代的“汤武革命“和“均贫富分田地“、“杀富济贫“，还是近代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倡导的“共产主义“都与实现一种平等的社会关系有关。然而事实证明，我们也不得不认为激进的实验失败了。甚至渐进性的也失败了。譬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等等。唯一延续的就是一种周而复始的思想：他们认为，为了避免“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冲突，消除“无产阶级“破落户，两者之间缺少任何一方的妥协都是难以实现的。“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破落户讳言自己的弊病，也只能是饮鸩止渴。这就告诉我们一个虽然时新但又古老的话题，曾经是“有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破落户和新兴的“有产阶级”只有医治自身的弊病才能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局面。为此，他们设计了这个方案。首先，“有产阶级“应该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即，作为“有产阶级“他需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认识到这个财产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并且“乐善好施“，而不可暴贪聚敛，拉大贫富差距，以至形成“无产阶级“破落户革命，造成“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破落户的置位。其次，是“无产阶级“破落户摆正心态，接受“有产阶级“的合法收入。这种观点也就是自我约束，亦即自律机制，也就是所谓的“人治“。《荀子·王制篇第九》记载了一个很知名的句子： 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人君之大节也。三节者当，则其余莫不当矣。三节者不当，则其余虽曲当，犹将无益也。 这段话（虽然我们不一定认为君指的就是君主，因在古代君主与国家是一体的，我们把这个置换为“有产阶级“也未尝不可），不但指出了“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辨证关系，而且指出，如果意图安宁，安抚“无产阶级“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也是首先需要解决的一项工作。因为这项工作直接涉及到“有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作为“有产阶级“，无度暴敛只能会断送他的前程。这点我们由秦始皇的千秋万代帝王梦的毁灭已经有所觉察。但是这种觉悟也仅仅存在于“有产阶级“的视角内。如果“有产阶级“自身在这个问题上稍微松懈，所谓的警钟长鸣也只能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不过，“有产阶级““视金钱如粪土“，也不得不说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这种方案也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的“有产阶级“几乎屡试不爽却难以贯彻始终的方式。它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可以避免王朝更迭、产生“无产阶级“破落户。王夫之《读通鉴论·汉高帝》认为： 有天下者而有私财，则国患贫以迄于败亡，锢其心，延及其子孙,业业然守之以为固，而官天地、府万物之大用，皆若与己不相亲，而任其盈虚。鹿桥、钜臺之愚，后世开刱之英君，皆习以为常，而贻谋不靖，非仅生长深宫、习奄人汙陋者之过也。灭人之国，入其都，彼之帑皆我帑也，则据之以为天子之私。唐克西京，而隋氏之有在唐；宋入周宫，而五代之积在宋；蒙古遁，而大都之藏辇而之于南畿。呜呼!奢者因之以侈其嗜欲，俭者因之以卑其志趣，赫然若上天之宝命、祖宗之世守、在此怀握之金赀而已矣。祸切剥床，而求民不已，以自保其私，垂至其亡而为盗资，夫亦何乐有此哉! 天子而斤斤然以积聚贻子孙，则贫必在国；士大夫斤斤然以积聚贻子孙，则败必在家；庶人斤斤然以积聚贻子孙，则后世必饥寒以死。周有大赉，散之唯恐不速，故延及三十世，而亡之日，上无覆宗之惨，民亦无冻馁攘夺之伤。后之王者，闻樊哙富翁之诮，尚知惩乎! 由此，虽然“有产阶级“觉悟到“积聚““私财“并不十分可取，让步也并非只是为了“无产阶级“：使得“无产阶级““无冻馁攘夺之伤“也并非“有产阶级“的主要目的，而是为了“有产阶级“自身的更大利益，但是“有产阶级“一般却不会长远为计，应了曹刿的话：“肉食者鄙”。所以，下面樊哙试图劝说汉王刘邦不能因小失大，图一时之快，忘记了霸业的这番话，就显得特别突出。但是就着眼于为未来谋划而言，不做“有产阶级”的确是防止出现“无产阶级“破落户革命，保证“有产阶级“长治久安的有效途径： 汉王之入秦宫而有艳心，见不及此。樊哙曰：“将欲为富家翁邪？“英达之君而见不及哙者多矣。范增曰：“此其志不在小。“岂徒一时取天下之雄略乎!以垂训后嗣，而文、景之治，至于尽免天下田租而国不忧贫，数百年君民交裕之略，定于此矣。 作为“无产阶级“破落户，“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他也并非不懂得利益的合理分配，并非不需要一种和谐安定的富裕生活。他要求的不多，只要“有产阶级““同甘苦共患难”，在穷困的时候进行安抚和帮助即可。不过，在一个仅仅依靠“有产阶级“自律的体制下，即“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的体制下，“有产阶级“在“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时候很容易出现错位--不安分守己；“有产阶级“即“有权阶级“的巧取豪夺和傲慢自大--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极端分化造成的“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的巨大差距损害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以至造成了不满情绪，祸起萧墙--“无产阶级“破落户与“有产阶级“的革命与反革命运动也是必然趋势；这也是“人治“的主要弊病。那么，既然我们知道以自律为基础的“有产阶级““人治“的随意性十分大，有很多致命的弱点，“无产阶级“破落户革命也没有解决实质问题。那么从根本上避免产生“无产阶级“破落户的第X条道路在那呢？ 2003/6/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