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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国经济社会一面快速累积的原始资本，一面迅捷下沉的贫困劳动，面对原始积累中公共资产大量落入私人腰包，人们在思考其社会经济根源时，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观点认为，目前日益加深的贫富对立应归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这里有两个层面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都是市场的错，一切问题都来源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一种观点则认为市场本身没有错，超越边界的市场经济才是罪恶的渊薮。
第一种观点，事实上是回到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老问题上。在这些人看来，没有了市场关系，就不会有原始积累，也就没有了私人经济从而也就没有了贫富鸿沟。要不要发展市场经济，已经不成其为问题，这个虽然曾经争论异常激烈甚至有人为此甘愿殉葬的郁结，已经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所冰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历史结论！这样，资本的原始积累，本来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问题出在原始积累的中国特色即“中国式”上。
再看第二种观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没有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任由价值规律本身的自发发展，劳资之间的差距断然会逐步拉开，强势资本更加强，弱势劳动更加弱，这在马克思《资本论》中已获论证。但这并不能解释中国目前的经济史实。因为，在中国仅仅用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几乎完成了经典资本主义国家两三个世纪的任务。换句话说，其实仅仅市场化，没有能力完成中国式的原始积累。将这一切归结为市场发展，是浅薄地夸大了市场作用，而无视权力资本暗中作怪。
但是这种认识也包含了某些合理性。市场关系的无限制、无边界、无禁区发展，正是中国式原始积累的症结所在。问题并不在于市场化的程度高与低，而在于它是否在应该发展的领域发展。中国走过的市场发展道路告诉我们，市场关系在应该发展扎根的地方往往发展不足，而在不应该发展扎根的地方却肆意浸染。权与钱的交易，权力商品化，权力资本化正是其集中、恶劣表现。
问题的发生本身就包含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阻止权力资本化，是公有资产私有化，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关键所在。资本在中国的发展，只要是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内，它就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在经济政策上拥有宏观调整的权威，它有责任也应该有能力在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扬弃计划经济的前提下，进行有效调节。只要有足够的管理智慧与政策智慧，资本包括国际资本在中国市场的发展，不仅并不可怕，而且可以做到多赢局面。
阻止权力资本化有两条途径：一是从制度上、法律法规上杜绝公权私有化，权力商品化、权力资本化的一切通道，严厉打击权力资本化的各种行为。二是从机制上铲除权力资本化的土壤，从根本上废除公权私化的经济基础，从而使其难以成活。如果说前者是依法废其“武功”的话，后者则是从机理上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具体讲有以下一些措施可供参考：其一，应当有一个公权制衡机制，即严格限制权力成为掌权者个人可以自由支配的独立份额，使任何持权者都不能孤立用权而不受到监督，使公权在监督的阳光下不被私用与私有。这是防止公权私有化的基本前提。从经济学角度看，一件物品要成为商品，必须以个人所有权即私有权为前提。权力不被掌权者个人支配，自然制约着权力商品化。其二，应当有一个权力的市场失灵机制，即割断公权与利益的联系，使政府与党务行为真正作为一种公共产品。你为人民服务，办事是应该的，你不办或缓办我依法告你不作为、告你赎职。公共产品不是商品，不能用经济价值来衡量，或者说它根本就不能值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是纳税人付钱支撑的。凡是以公共产品谋利行为，都是违法的。其三，高薪养廉与提高腐败成本。从国外与境外的行政经验来看，提高公务员的薪酬，使之家庭生活相对丰裕，是降低腐败的行之有效的举措。虽然高薪不一定都能养廉，但高薪至少可以降低腐败的比例。与此相关的是，提高腐败成本，即增加腐败的难度，提高腐败分子落网率，加大对腐败的打击、惩罚力度。让腐败份子想到反腐就不寒而栗，一旦事发只有一次，没有第二次。最后，推进经济民主进程，形成全民性的全方位，全天候的监督机制。扎根于经济活动全过程中的群众性监督机制，不仅具有中国特色，也具有民主特色。
我们有理由寄希望经济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