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美）蒂施、（美）韦伯（著）、吴娟（译）
文章节选自作者出版作品《团队的力量：合作铸就成功》
——危难时候的合作力量成功的团队并不是建立在哪一个人的基础上，即使是像迈克·乔丹、刘易斯这样的超级巨星，他们依然需要强有力的支持，事实也证明了他们是真正的领导者，能够让其他人更好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鲁道尔夫· 朱利安尼aihuau.com前纽约市市长（1999～2002）有一个问题一直困绕着我们：“在当今复杂的社会中，合作当真会有那么大的作用吗？许多企业正在苦苦地挣扎以求得生存；当人们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难道不是惊慌失措地逃跑以求自保吗？”你也许认为现实中人们的表现就是那样，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曾见证过我最喜爱的城市——纽约，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每个人记忆中最艰难的日子里，合作所表现出来的力量。恐怖袭击毁坏了世贸中心，夺走了将近3千人的生命，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艰巨的挑战。有两个挑战直接影响到了我以及我所在的行业，一个是短期的人道主义危机，成千上万的市民及游客需要及时治疗心理和身体上的创伤，来克服他们所蒙受的阴影；另一个就是长期的行业危机，由于袭击对人们信心的打击，将本已摇摆不定的国民经济推向了彻底的萧条。我和无数的美国人从这次事件中所学到的合作精神，跟我们今天拥有的一切息息相关，它们将会在今后的日子中慢慢体现出来。现在每个人都回想一下，2001年9月11号，那个星期四的早晨他们在做什么，就像60年代的美国人回忆起当他们听说肯尼迪遇刺的消息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在哪里。当时，我正在纽约东区的公寓里，因为患了流行感冒，整个晚上一直都很难受。第二天醒来的时候，稍微好了一些，我决定去紧挨着世贸中心的美国邮电大厦参加11点举行的旅游行业圆桌会议，会上将宣布同世界旅游组织结成的新型伙伴关系，我可不能错过这样的事件。早晨八点半的时候，我一边享用着烤面包，一边浏览着每天订阅的四份报纸——《纽约时报》、《每日新闻》、《纽约邮报》和《华尔街日报》，思量着我的身体是否能够参加今天的会议。NBC（美国国家电视台）的每日新闻开始了。然后，8点42分，一切变样了，考瑞克紧急插播了一个新闻：一架飞机撞上了位于曼哈顿区的世界贸易中心的一栋楼（这是最开始报道中的最初的袭击），刹那间，同所有美国人特别是纽约人一样，我的注意力被转移到电视上。随着新闻报道不断的深入，我坐在电视旁边，紧紧地盯着屏幕，眼看着大楼崩溃坍塌，现场弥漫着烟雾灰尘。也许在这个危机恐怖时刻，你的感受和考虑是和我一样的，关心那些无辜受难的人们，担心国家安危，憎恨那些惨无人道的恐怖分子，忧虑着我们的世界将何去何从。我马上考虑到那天早上可能在市中心的我认识的所有朋友，有些就在世贸中心工作，还有一些经常在那里参加一些商业会议。透过世贸中心餐厅的窗户，可以俯瞰整个纽约的风景，看到纽约的天空、港口和自由女神像，这是一个极受欢迎的晨会和谈话的场所，也许我所关心的某些人正困在那些建筑物里，在绝望地寻求出路。这时候我的电话开始响了。第一个电话来自埃米，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她在西区工作，离时代广场不远。她用颤抖的声音说道：“你还好吧，看过新闻吗？我该怎么办，我很害怕……”我说：“我们都很害怕，赶紧到我们这里来吧！”然后她出发了，步行将近一个小时来到了我的家，我们一起度过了那个早晨，也许在那个时刻你也帮助过离你很近的朋友。我快速地确认了一下家人的安危，万幸的是他们都平安。前天晚上父母乘坐私人飞机去丹佛观看纽约巨人队和丹佛维基队的比赛，他们现在还在丹佛。我知道他们现在很想回来，特别是在家乡遭到了攻击的时候，但是国家已经实行了空中管制，我也不知道还要多久才可以和父母见面。当你急切想见到你所爱的人时，天性所至，那种等待的煎熬是极其难受的。后来父母给我们讲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发生袭击的时候，他们正在丹佛机场，等待机场批准他们起飞，最终他们被拒绝了，也被告知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尽管所有的空中飞行被终止了大约一个星期，但是父母却在两天后就回来了。我的父亲是一个很聪明的家伙，他在与洛斯公司安全部门总监的通话中得知，联邦紧急事务局急需帮助，他们有4个员工滞留在丹佛，洛斯公司能为他们提供帮助吗？当然可以了！星期三晚上，父母和四名联邦紧急事务局的工作人员乘坐着当时极少数被允许飞行的非军用飞机回到了纽约。当我得知亲人都平安的时候，本应平静的心却异常地浮躁起来。起初我的感觉和其他人一样，震惊，恐惧，但是作为一个商业领导者，我不得不面对一个更严峻的问题，美国的经济本来就已经停滞不前，如今再遭受这样的打击，形势将会变得更加严峻，特别是我所在的旅游行业将会遭受最大的损失，四个宽体客机被恐怖分子劫持用作武器，两个撞击了世贸中心，一个撞击了五角大楼，另外一个坠落在宾夕法利亚，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旅游业最引以为豪的宽体客机用作了恐怖袭击的武器，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打击旅游行业呢？由于恐怖袭击所造成的后遗症，航空将会关闭一段时间，等到重新开放的时候，许多人也许会害怕乘坐飞机了，这将间接地冲击旅游业；纽约是我最熟悉最喜爱的城市，在遭受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严峻的经济问题，它能承受得了吗？星期四，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在袭击中共有几千名市民丧生。慢慢地我意识到，很多人——也许是几百万人已经失去了他们往昔的美好时光，这将是我们的政府和商业领导都要应对的一个社会问题。～～～在危机时刻，人们的反应是来源于他们自身的本能。恐怖袭击后，勇敢的战斗机飞行员、警察、紧急事务局的工作人员都在第一时间赶到了各自的岗位上，去做属于他们职责的事情。他们义无反顾地冲向了危险地区，医生、护士、心理学家以及社会工作者也赶赴到第一线为人们提供服务。作为一个商业领导者，我花了整天的时间来考虑怎样把大家团结起来解决这个问题。“9·11”事件发生的那天，我的本能反应就是想把大家组织起来，首先代表洛斯家族，然后代表整个旅游行业，像往常一样，找到能够扩大这种合作力量的方式。开始我们不得不处理惨剧带来的直接后果。我所在洛斯家族的酒店在纽约拥有两个分店，其中一个是大都会分店，邻近消防局和警署，我们同他们一直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经常给他们送一些可口的食品，使得他们整天都能保持着很好的精神状态。我向酒店经理询问了员工的情况，所幸的是他们都很好，而且他们强烈要求能为这座伟大的城市做出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尽到自己作为市民的职责。蒂施的提示你的公司曾经面对过危难时刻吗？并不一定是像“9·11”那样的民族性的灾难，也许是一次火灾或者意外事件，或是某位重要领导的突然逝去，或是你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你是怎样应对的呢？你能从社区的合作伙伴那里寻求帮助吗？每个机构都需要一套应急方案。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没有一个指望得上的强有力的合作伙伴的话，你的方案就不是完整的。接下来的时间里，曼哈顿变成了一个避难所，同纽约市其他的消防局一样，曼哈顿消防队在大楼坍塌中付出了11名队员的生命，我们无法挽救他们，但是我们可以尽最大努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警察和消防队的亲人们正在街头焦急地等待着，我们把他们安置在旅馆中，同时为救援人员提供各种便利的措施，餐厅员工自愿加班，为他们提供饮食。成千上万的商业界人士以及个人都以类似的方式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在“9·11”事件中所涌现出的爱与关怀远远不是“合作”“团队”这几个词就可以表达的。遭受袭击的那天，纽约市的交通被迫中断，所有的航班被迫取消，洛斯酒店和纽约市其他的酒店可以为这些滞留的旅客提供住所，不光是外来的，还包括那些回不了家的本地市民。 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同许多朋友和同事们电话联系，想弄清楚现在公司的状况，以及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来使公司平稳地度过这段时间。当我来到丽晶酒店（离我们的家庭办公中心很近）吃晚饭的时候，我邀请我所认识的每个人一起就餐，我知道他们现在无路可去。而且在这个时刻，大家都想呆在一起，除了酒店的餐厅以外，全城的餐厅几乎都关了，几百名饥饿的游客被吸引到了丽晶酒店，希望能在这里解决吃饭问题，很遗憾，我们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目前的状况很乱，我们还不能给他们提供服务。我立即把洛斯酒店所有的人都召集起来，包括市场部总监、会计、销售人员，他们都被派到了厨房和餐厅，我也帮着推餐车，给大家发送面包。现在餐厅里有几百人，比平常多几倍，更重要的是现在这里成为了旅客滞留中心。我们在里面安放了电视，方便人们了解最新的新闻，许多人到了深夜还在谈论发生的事情，相互地安慰。第二天是星期三，我被邀请去参加纽约市商业领导会议。由于紧急事务指挥中心原来坐落于世贸中心，现在只好临时搬到警察局办公，你可以想像一下现在的戒备有多么的森严，我还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见过这么多的警察。我进去的时候，第一个遇到的人是苏利，市长朱利安尼的发言人，我认识苏利已经快40年了，我从电视上看到世贸中心坍塌的时候，他们就在现场，差点就丧命，我上前问候苏利的时候，市长突然出现，向我打了一声招呼：“约翰，还好吧？”“我还好，更重要的是你。”我回答道。市长现在以这座城市的领导者身份出现，他将会给我们带来信心和力量。他看起来显然是一夜没有合眼了，但仍然给我一个强有力的拥抱说道：“我很好，我们都会好起来。”很明显，这个“我们”指的是整个纽约的人民。尽管我和朱利安尼政见不同，但是此刻我觉得我们彼此间的关系已经超越这点，显得深刻而重要。会议开始了，紧急征用的办公室看上去很怪异。到处都是电话线，桌上放置着一部从储藏室中翻出的电话，估计是十年前的设备，这个地方还堆积着其他杂物，但是坐在桌子边的却是50位纽约最具影响力的商业和政治领袖：我的朋友卢廷——纽约最有名的房地产开发商，他的父亲刘易斯——一位伟大的商业家在这次袭击中不幸丧生（几天后在他的葬礼上，克林顿首先为他致词）、与我同在一所预备学校呆过的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总裁安迪·鲁可、纽约市酒店联合会主席约翰约瑟夫·斯匹纳图、纽约经济发展委员会主席查尔斯·加加诺、纽约市中央劳工委员会主席布瑞恩·麦克劳福林、纽约房地产委员会主席斯蒂文·斯皮诺纳、主管纽约城市运作的副市长约翰·路卡、主管经济发展的副市长鲍迪·哈丁。当消防局长汤姆·范·埃森、警察局长贝里·卡里、市长朱利安尼走进来的时候，我们全体起立为他们鼓掌。市长简要地介绍了纽约市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我们就袭击所造成的人员伤亡以及损坏的公共服务设施讨论了一会儿，其间市长特别强调说：“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成千上万的办公室被毁坏了，这将带来种种不便。有些可以在短时间内恢复，但是那也得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我们需要为这些公司提供新的地方，否则一旦他们离开这里，尽管是短期的，也会让纽约经济再次遭受打击。各位有什么好建议吗？”“让他们在酒店办公怎么样？”我提议道，“我们的酒店现在挤满了人，但是今天人们将陆续回家，即使有些人需要开很长时间的车才能回到芝加哥或是佛罗里达。由于人们受到袭击的惊吓，我们的生意也将受到很大影响，为什么不用空余的房间和会议室作为临时的办公场地呢？”一种亲密的合作关系立即促使这种想法变成了现实，纽约房地产委员会统计了公司需要的以及酒店能提供的办公空间数据，最后许多公司使用了酒店提供的办公场所。比如，大型国际金融公司雷曼兄弟投资公司，搬到了纽约第七大道52号街的希尔顿曼哈顿酒店，这样他们就不用搬离纽约，纽约也成功地保住了税收来源，从而避免了财政上的打击。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聚集在一起的政治家和商界人士就怎么解决纽约现在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交换了意见，大家的呼声很高。这种超越个人利益和特权的争论在以前召开的会议中极少遇见，我们都知道，团结的背后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它比我们每一个都重要——我们都深爱着这个城市。会议结束的时候，朱利以一句简短的但有力量的话鼓舞着我们：“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你们，我们知道该怎么去做，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蒂施的提示如果你是某位商业或者机构的领导，你有没有和你所在社区其他机构领导公开交流的渠道呢？公私伙伴关系通常很重要，尤其是在困难时期。不要到那个时候才想起要和你所在城市或者州的政府领导们建立友好关系，今天就找个机会代表社区一起工作吧。一旦你面对任何危机，这样的伙伴关系会使你化险为夷的。第二天，我们参加了纽约市官方旅游机构执行委员会的一个紧急会议，我也是其中的成员之一。我们已经知道，纽约市官方旅游机构是公私伙伴关系和谐进展的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它的使命就是让纽约市成为游客们的旅游目的地，在最好的时期，这项工作都极具挑战性。“9·11”之后，我们对合作力量的信仰受到了道德和经济上的冲击，我们的联合也将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与会的人中，我见到了克里斯托芬·克莱贝尔——嘉里酒店的经理，当他走进来的时候，我被震住了，以前衣着极其讲究的他，现在满面灰尘，“对不起，”他说，“我们刚刚被人从废墟中拉出来，差点就没机会来参加会议了。”我深表同情。“9·11”发生三个月前，克里斯托芬还在丽晶酒店里工作，他刚刚经历了一个难熬的夏天，由于经济的衰退，市中心的酒店也遭受了冲击。嘉里酒店离归零地仅一个街区，由于靠近重灾区，现在酒店的大厅已成为一个紧急救援中心，大批的警察和消防队员集中在那里。嘉里并不是唯一在这次事件中遭到破坏的酒店。万豪世贸中心坍塌，两名员工丧生。离归零地南面一个街区之遥的万豪金融中心也在此次袭击中遭到严重损坏，一年之后才重新开放。一个靠近美国运通公司市中心办公室的国宾饭店也关闭了，直至最近的2002年才重新开业。恐怖袭击之后的几天，米扬酒店被认定为危房，新闻电视台曾经报道过它内部的破坏的情况，房屋里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到处都是零碎的纸张和物品。直到2002年末才恢复过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所有与旅游相关的行业都蒙受了损失，剧院被迫关闭，没有人知道幕布什么时候能够再次升起，演员是否能回来，体育职业联赛被无限期地延迟，成千上万的餐厅和其他相关的行业倒闭了。现在是大灾难后我们第一次像一个企业那样——酒店和餐馆的经营者们以及旅游业人士聚在了一起。在纽约拥有好几家大型餐馆的高赞姆饭店集团老总丹尼·梅尔来了，还有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馆长艾伦·福特尔，美国剧院和制片联盟主席杰德·贝尔斯汀，代表百老汇也到场了。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不同寻常的，因为我们要付出不同寻常的努力来解决它们。我们决心创造出一股奇特的力量来应付恐怖袭击所带来的萧条，我们把它称作“纽约的蓬兴”，我被选为主席，我们的任务就是寻找一种方式，来告诉美国，告诉全世界，纽约的商业是开放的。我们还将说服纽约市民回归到他们以前的生活方式，旅游者将会再次将纽约作为他们的首选目的地。这不再仅仅是一个市政或是商业问题，现在，支持纽约就是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纽约越早从世贸的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就越能更好地挫败恐怖分子想摧毁我们引以为豪的美国精神的企图。我们每个星期天在丽晶酒店举行早餐聚会，讨论关于“纽约蓬兴”的话题，聚会不禁使我们回想到，70年代的商业领导人也是在这种早餐聚会上引导纽约走出财政危机的。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计划来复苏纽约经济，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积极地投身进来，这种合作贯穿于私人群体和公共团体之间，贯穿于独立个人和广泛群体之间。通过广告向大家展示纽约的重新蓬兴是一个很好的途径。这需要大笔资金，我们通过多种途径筹集到了资金：纽约州为我们提供了2000万美金的广告费用。市里也提供了一部分费用，还有2000万美金来自于经营纽约隧道、桥梁以及其他旅游公共设施的私人或公共集团。
蒂施的提示你有没有为了某件值得做的事情建立伙伴关系呢？如果正要做的话，得绞尽脑汁。找出最有才能的、高效的、最引人注目的人和机构，把他们列入你的团队名单中。最坏的事情就是他们拒绝了。你将会惊奇和喜悦地发现，各行各业中最忙的人，最大的人物通常是最慷慨的人。广告做得非常的好，充满了生机和希望，伟大的喜剧演员比利·克里斯特尔，电影导演伍迪·艾伦，甚至前国务卿基辛格都出现在广告中，各自演绎出“纽约幻想”。还有一张独一无二的广告，百老汇所有的顶级演员汇聚在时代广场，合唱了一首剧院赞美诗——“表演事业无与伦比”。 合作中的伙伴关系行之有效：当相互之间的需求不是建立在利益的获取，而是简单的关怀和爱护上，你会发现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多么的亲密无间，我们通过彼此之间的合作，将彼此的才能融合在一起，迅速地支持纽约的蓬兴，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纽约的蓬兴”围绕着伙伴关系，在不同的商业领域间创造了几个成功的市场项目，其中之一就是“向百老汇致意吧！”活动方法为：如果游客在纽约的零售商店购物超过500元，他们将获赠2张百老汇的门票。另一个就是纽约市官方旅游机构提供的一个优惠的旅游项目，被我们称为“让城市充满阳光”。游客只需要打一个电话，我们就可以为游客安排旅馆，把百老汇演出的门票送到他们手中，为其预定餐厅的席位。现在我们推出称作“让城市多姿多彩”的爱国主义活动，以三种优惠的价格提供类似上面形式的大礼包。我们在其他方面也在努力着。比如竭力促进本地诸如纽约市马拉松长跑这样的事件。另外，还力争使一些有影响力的组织和协会在纽约召开年会。有时候我想，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有限的，远远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2001年秋季的一天，我接到了新奥尔良市长的电话，他也是美国市长协会，一个国家机构的主席，他说：“我们都希望纽约早日复苏，我能帮你们什么忙呢？”“将明年的超级碗大赛搬到纽约举行怎么样？”我说。麦克笑了笑，然后拒绝了。我并不感到意外，超级碗大赛意味着上亿美金的收入，他们不会轻易放弃的，但我早已想好了备用方案。“那好吧，”我说，“全美的市长会议下次为什么不在纽约举行呢？”麦克觉得这个提议不错，以前每届会议都是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2002年1月，市长会议先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了2天，随后就搬到了纽约。那天我还到会并致词，演讲了我喜欢的两个主题：“合作的力量”以及“旅游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会议还确定了一个关于旅游业的硬性任务，就是要全力支持位于国会山和美国50个州议会的议场的旅游行业。总之，纽约市官方旅游机构为纽约的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现在还同书中提到的协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恐怖袭击后，每一场会议和集会都仍旧在纽约举行。旅游行业虽然是纽约遭受打击最大的行业，但是由于我们彼此之间的合作，损失已被降低到最小。这一切对于旅游行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成功地阻止了整个行业的全面下滑。我们的努力清晰可见而且卓有成效，领导者们认识到了旅游行业之于城市经济的重要性。以前，很多纽约人都认为旅游行业仅仅是城市的窗口而已，远没有金融、出版、广告以及其他行业重要，现在这种观点改变了。2003年召开的一次商业领导会议上，在讨论解决目前面临的经济危机时，市长朱利安尼明确声称，旅游作为一个行业可以刺激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帮助城市经济恢复健康。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我甚至认为“9·11”之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在人类历史上都将留下光辉的一页，通过提醒纽约作为美国最伟大的城市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号召纽约市民在危机中展现出那不可动摇的美国精神，我们扮演了走出创伤，提高全民士气的角色。纽约起到了带头示范作用。所有这一切，如果没有相互间的真诚合作是无法完成的，这些合作包括商业组织、政府机构、非盈利组织，以及成千上万的市民。一切来得那么快，人们在此次事件巨大的压力下走到一起。“9·11”事件给我们的启示是，合作的意义远不是一个管理工具或是领导的技巧，一旦当人们受到威胁的时候，这种本能就能迸发出来。～～～随着“9·11”事件发生一周年的临近，我同纽约市官方旅游机构主席克里斯町·尼古拉斯以及其他人一起，讨论着应该怎样纪念这个日子。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出举行一个纪念性早餐宴会，地点定在靠近归零地的克里斯托芬丽晶酒店。这次宴会的合作伙伴是六号小组，他们是由当地的旅馆和餐厅员工组成的，皮特是其组织者。我们认为这些一直坚守在最前线的员工的工作应当得到认可。毕竟在袭击后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们不能回家和家人团聚，他们竭尽全力地在厨房和餐厅里工作，为消防队员、警察以及避难的人们提供了舒适的休息环境、可口的饭食，所以我们将邀请嘉宾的任务交给六号小组。嘉宾包括几百名家庭主妇、传达员、侍者、厨师、行李搬运工以及饭店行业其他的一些雇员——还有纽约市官方旅游机构董事会的成员。同六号小组的合作使我们能够将那些在“9·11”事件中深受影响的人团结在一起，这是一次医治我们心灵创伤的非常重要的一步——这个活动还在进行着。蒂施的提示操办纪念会、庆祝会或者以别的方式来纪念机构或者团队发展的转折点，你有过这样的工作机会吗？这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当你着手这一事务时，不要目光短浅。不要把荣誉仅仅加在几个明星或者领导者身上，关注一下各个岗位上的普通雇员、志愿者和支持者，他们才是广泛的伙伴关系成功的必要因素。2002年9月11日的清晨，大约500人出席了丽晶酒店举行的纪念活动。早餐在《奇异赞美》的歌声中进行，我们专门请到了一个36人组成的诗歌合唱团来演唱，他们是由纽约的麻药中毒患者疗养中心患者组成的。我说了几句话，斯匹纳图发表了感人的演讲。汤姆·瓦伦丁，纽约一位相当有才能的大厨，现经营着快斯特西餐厅（还有瑟斯萨餐厅），谈到了希望之窗基金，这个基金曾为在恐怖袭击中丧生的工作人员的家属提供饮食而筹资。纪念早餐会快结束的时候，我们牵着手坐在大厅里观看官方举行的纪念仪式，我们相互握手，亲吻，流出动情的泪水，我们在忧伤地沉思，一起度过了余下的时间。晚上，纽约市官方旅游机构在时代广场举行了一场烛光纪念会，由百老汇著名演员珍妮·佛佩姬和玛丽露·亨纳尔在《上帝保佑美国》的歌曲声中点燃了烛光。我和一群朋友一起观看了百老汇的新歌剧《发胶》的首映式，纽约市官方旅游机构向人们赠送了几百张门票，以另一种方式强调着我们的主题——纽约在蓬兴。～～～回顾一下“9·11”恐怖袭击，我们的城市和国家依然正在努力从历史上最严重的袭击中恢复。纽约经历过刻骨铭心的伤痛，对恐怖主义的恐惧以及全球安全问题依然占据着报纸的头版。我们当中还有些人依然沉浸在失去亲人和朋友的痛苦中。但是作为个人，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祖国在这场劫难中依然活下来了，我承认我们能够存活下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灾难发生后我们一起合作的精神。正是这种合作使我们把人员、经济、心理上的损失降低到最小，它包含的不仅仅是商业和政治领导者们的努力，还包括我们从其他美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那里得到的帮助。在这段艰难的日子中，合作精神得到了真正的检验，证明了它的永恒的价值。但是这种在危机时候的合作基础是建立在我们日常行为上的，不管是在顺利还是坎坷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希望代表你的机构、股东和社团实现合作的力量，你需要以更宽阔的视野去生活和工作——越快越好。阐述这一生活理念的著名演说家约翰·伽纳，曾经作为卡内基基金委员会主席，在杰佛逊总统时期担任过国家公共卫生和教育部长，在他的“美国人的实验”这篇短文中，他写出了在艰难时期所创造出来的机遇：那些从不屈从于别人的冷眼和疏远的人们，他们应当将这些话说给其他美国人听……我们不想在几个世纪后美国社会崩溃的时候再说这些。美国精神觉醒的时候它将改变整个世界，但是它的觉醒是需要危机的激发，我们的人民应当明白在这个时候，挑战对于我们来讲要求我们的表现是最好。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欢迎那种能够把他们提升到那种境界的声音，他们想变得更好，他们想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好。让他们觉醒，让他们尽力帮助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孩子、他们孩子的孩子。这些激昂的文字今天读起来依然是非常有意义的，这里还有一个我最喜欢的约翰·伽纳的格言，短短几个字，成为精华：自由与责任，解放与职责，这就是一切。这些简短的字眼描述了建立在我们社会中的合作关系，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去发挥他们最大的潜能，不管他们从属于哪个行业，商业家、政治家、教育家、医生、科学家或是普通的文员，我们一切努力的最终目标，就是使世界离我们的梦想更近一些。一言以蔽之，这就是合作的力量的具体体现。人物/简·罗森塞尔电视和特写作品制片人简·罗森塞尔和演员兼制作导演罗伯特·德尼罗在纽约德尼罗的特里贝卡影视中心共同创立了特里贝卡影业公司，这个制片公司的特色影片发行始终保持着稳定的高峰，从1991年马丁·斯科西斯生动的《海角惊魂》到1999年的喜剧《老大靠边闪》，这两部影片之母——简，是民主党缔造者的一员，有时也兼任儿童读物的作者，同时也是特里贝卡电影节的创始人之一，这个电影节曾是纽约2002年度最重大事件之一。2004年3月19日的早上，我们遇见了简，当时她正忙于筹备2004年出版节和她的精彩喜剧《拜见岳父大人》的结局预制，同时还在为拉斯维加斯一个音乐组合将在伦敦举行的两年巡回音乐秀做准备。我们问她是怎么运用团队合作的力量来创办特里贝卡电影节的。 “德尼罗和我很偶然地谈到为纽约创办电影节的想法，”简告诉我们。“本来我的态度一直是世界不需要其他的电影节了，‘9·11’事件改变了这一切。恐怖袭击过后，纽约——特别是曼哈顿需要一种积极的东西来鼓舞士气和建立新的记忆——告诉世界，我们不仅尚且生还，而且我们会使政体新生，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坚固。”最直接的触动是她在小意大利区度假时的触目经历。她解释说：“大约‘9·11’事件后一个月， 我和丈夫克瑞格去墨贝里街的一个地方吃晚饭。 我们被深深的震撼了，感觉周围不再是纽约了，荒凉一片，只有杂货店的老板在橱窗内掩面哭泣。”许多人的反应是悲伤，也许也会说“应该有人做点什么了”。 简和丈夫产生了一个念头，“我们想，如果我们邀请10对夫妇来这个小镇加入我们的晚餐，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们要求应邀参加晚宴的10对夫妇再各自邀请他们的10对朋友，又会有什么效果呢？我们计算了一下，这样会使那些家庭和生计面临困难的餐馆老板和员工的生活发生改变。”我们提出了“吃一餐饭，保全一份工作”的口号。然后我们就开始打电话了。我们的计划像滚雪球一样飞速地运转着——“就像病毒一样”，用简的话形容。五百个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出席了晚宴。他们聚集小镇又分散开来，光顾着小意大利区、中国城和华尔街的餐馆。 随后我们举办了第二次会餐，这一次人数达到了700人。简发现一个新的使命，“我开始着迷于让这些人回到小镇和它周围的边镇，这里有不同的国籍、宗教和种族，你甚至可以在纽约一个很小区域内周游世界。而临近这里的地方正处在危机的状态中。 我花了很多时间和克瑞格以及合作伙伴罗伯特·德尼罗讨论，用什么办法能使更多的人来到这里。这时，我们想到了用电影的力量召集人们来到特里贝卡。”提到“电影的力量”，简打开了记忆的话夹，“当我和德尼罗开始筹划特里贝卡电影中心时，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邀请纳尔逊·曼德拉，而且他从监狱获释后访问纽约的第一站就是曼哈顿。让我们震惊的是，他知道所有他遇到的电影制作者——比如德尼罗和斯派克·李——他们热情相拥。他解释说就是因为看这些电影才使他在监狱中活了下来。”现在电影的力量将成为“9·11”事件的宣传物。“我们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创办特里贝卡电影节， 群英汇聚的力量真是惊人，从法律文书的批准到合作伙伴的赞助，大量需要合作的琐事在大家的协作下畅通无阻，因为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行事过，我们在运作中创造了电影节。”“记得在计划实施到中间的时候，我给德尼罗打电话说，‘我听说《星战前传》的影片已经几近完工了，你能联系到乔治·卢卡斯，让片子在电影节上首映吗？’德尼罗打电话给乔治·卢卡斯，得知5月9日前影片不能完工，如果按照预定的完工日期，我们的电影节将已经闭幕好几天了。所以我们改变了电影节的时间，而《星战前传2：克隆人的进攻》也成为电影节的亮点之一。”最后，电影节的开幕除了需要大范围官方合作者的极大支持外，还需要1 300多个志愿者的努力，纽约市的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和政府官员乔治·帕塔利很快提供了帮助，使得电影节的记者招待会和开幕式在市政大厅举行。著名的美国联邦工会联盟，从卡车司机到电影放映联盟，一改先前恪守教条的做法，迅速果断地做出决定；地方组织部和警察署实施交通和街道管制计划，确保游客安全。简谈起了她的朋友珍妮佛·马圭尔，CNN前任执行官主持电影节的情况（随后两年都是她主持的）。 她从电视新闻经济中汲取精神，培养了良好的组织能力和果断的决策能力，她的两句口号“谁都没有特权”“谁都不能抹黑”很快就被每个人接受。给予电影节合作团体新力量的第三条更忧郁的口号是“向左看”。因为离特里贝卡电影中心左面不远几步，就是曾经浓烟滚滚、千疮百孔的纽约建筑标志，世贸中心的遗址。简说道：“那时候，当我们每天工作长达16个小时以后，都感觉有些癫狂了，我们禁不住问自己，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每当这时就有人回答：‘向左看’，然后又唤醒我们此行的意义。” 2002年5月，第一届特里贝卡电影节为曼哈顿带来了超过15万的游客，超过1 000万美元的收入。2003年的电影节更成功，吸引了35万游客和超过4 700万美元的收入。“可喜的局面是曼哈顿正在恢复元气，”简说：“感谢上帝——我们已经步入康复的轨道，人们的生活又走到了一起，而社会也还指望着这次电影节。”“也许我们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犹如一位市政议员告诉我的‘曼哈顿的人们对电影节的渴望一如他们对圣诞节的渴望。’”因为有了简·罗森塞尔和她招募的乐于奉献的合作者，特里贝卡人在很多年来将会在五月欢度“圣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