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原始积累的后果是两极分化。穷者更穷,富者更富,会随着中国富豪与国际接轨而愈演愈烈。这决非危言耸听。去年国家劳动保障部公布的官方数据证实了人们的忡忡忧心与社会的广泛传闻。
其一,全社会收入: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超过0.4(差距合理区域的上限)。在经济学上,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找出了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基尼系数。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超过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由此联系到我国的基尼系数,它表明我们已经跨越了国际警界红线,进入收入差距较大的行列。我们必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它从基本面上给出了经济生活中埋藏冲突与矛盾的权威判断,它与构建和谐经济社会是背道而驰的。我曾经说过,这个0.4,是世界各地用无数穷人(也包括为此付出代价的富人)用血的代价赢得的实证数据。面对这个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如果熟视无睹,那末他人的今天就必定是我们的明天。
其二,城乡居民收入:城镇居民:年增速8%-9%;乡村居民:年增速4%-5%。我们知道,在中国,作为三大差别的城乡差别存在已久。本来,我们希冀通过改革开放,通过发展市场经济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然而,通过这一数据传递的信息,我们无奈的看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小,反而还在扩大。尽管乡村居民收入的绝对值在提高,但城市居民收入增长是乡村居民的两倍。从个人收入差距来看,1985年最高收入户为最低收入户的2.92倍,1995年扩大3.92倍,绝对差距由839元扩大到5614元,变为6.69倍。到2000年,城乡收入差距返回为2.79倍。但是,近年来,其差距又重蹈覆辙,2002年的已经达到3.1倍。我们知道,3倍的差距,是目前我国专家大体认同的警界红线。这期间,也有专家称,中国城乡差距可能已经直逼6倍,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中央近两年来,在三农问题上的重大利好消息,正在缓解这种差距。对农民实行农业税全免政策,以及对农民工的保护政策,可能会将城乡收入差距大大缩小。
其三,财富分布:财富多的人(占城市居民的10%)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45%;财富少的人(占城市居民的10%)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1.4%。这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少数人掌握了绝大多数财富,多数人却掌握着少数财富。在我看来,从我国财富在人群中的这种分布态势来看,已经到了必须引起各界特别是高管层重视与警界的严重地步。问题的严重性不止于此,我们的收入差距,是建立在一个庞大的贫困人口基础之上的。有两种收入差距拉大的经济现象,一种是建立在普遍小康基础上的,如香港地区;一种是建立在贫困人口基础上的,如中国大陆。不可否认,经过20多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我国在扶贫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全国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30%下降到3%。但按照中国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来看,贫困人口界定的标准也要与时俱进。因为按人均收入一天一美元的国际通行标准和购买力评价折算,中国的贫困线为年收入924元人民币,那么,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当有7580万人。如按世界银行贫困标准测算,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却有2亿人之巨。财富在这种背景下的不均分布,无疑既不和谐,更不安全。
但是,就目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收入差距现象而言,人们的担心、批评、甚至愤懑是有理由的。不是所有的花朵都同样幸运,只有玫瑰获得爱情的象征;不是所有的人在改革中都得到丰厚收益,只有富人吃上了“黄金果”。我们应该也必须反思,我们应该也必须行动,为着中国式原始积累带导致的两极分化肆意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