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台北的101大楼，登临一望即天涯，因为它是当今世界第一高楼。说到此，却让台湾东森媒体的副总裁垂头丧气：在台湾，人们很自卑，总想搞些世界第一来证明自己。笔者安慰他说：放心，不单是你们这样，在大陆也有类似情况。上海即将投入建造的浦东世界金融中心，高度计划超过101大楼，将再创世界第一，打破吉尼斯记录。一种非理性的狂热正在蔓延。海信50万元向全球黑客挑战，春兰号称要做“世界的春兰”，海尔要“国际化”，蒙牛“全球招聘新总裁”……很多营销人要大造各种破记录式的策划。爱“大”、爱“第一”，笔者称之为“吉尼斯思维”。这并非中国祖传的老病。一切似乎来自于一个根源：中国当代经济高速发展增添的国民底气。20年来年平均8%的增长率、超1000美元的人均GDP，制造业中，冰箱、彩电、洗衣机、空调、玩具，甚至橡皮筋、人造圣诞树的产能统统世界第一。人们戏称，美国人从早晨起床，到晚上入睡，均离不开中国制造的商品。自然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手中有钱，豪气冲天。这种经济的强势甚至逐渐蔓延为一种社会现象、文化现象：“粪青们”积极鼓噪国际政治上的强势话语权；“文青们”愤怒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的偏见；“学青们”开始抱怨，中国如何错失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良机。
aihuau.com是中国人才有这种“吉尼斯”病症吗？未必。也许我们可以说这是种“亚洲病”。很多人知道，1980年代的日本经济高涨，于是很多日本人开始“日本可以说不”，并试图用金钱的权势来证明自己：买下了诸多的世界名画，包括凡·高的《向日葵》；买下好莱坞的派拉蒙电影制片场；买下纽约世贸大厦的部分股权，甚至有日本商人想买下美国的象征—自由女神像。然后，是韩国。经济的成长开始让韩国人大力追求世界的认同。但大宇、三星等“英雄企业”开始出问题了，甚至，在科研领域也爆出黄禹锡这样的“科学英雄”的丑闻。文化的反思将是整个亚洲的使命。2004年，笔者在澳大利亚游荡。在DFS（全球免税商店）疯狂购物的，几乎全部是亚洲人。有趣的是，有人告诉笔者：当初是日本人在这里大把花钱，然后是韩国人、香港人和台湾人，现在则是大陆人。这种感觉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即使是相对淳朴的澳洲人，笔者有时候也能感觉到，他们对中国有着很幼稚的偏见。而现在，我们有钱了，我们有世界最大的这样和那样，往往不自觉地成为笔者教育澳洲人的说辞。作为一个研究、也经常参与行销操作的学者，笔者发现，聪明的跨国公司们在中国很快地理解了这种文化心态。一家跨国企业宣称，把“全球研发中心”设在中国；另一家公司宣称，要把亚洲总部设在上海。这往往能赢得人们的好感。美国的百威啤酒在中国大肆宣传，“美国销量第一”，现在则说“世界啤酒之王”。为什么呢？因为“老乡不识货，专拣大的摸呀”。世界最大的月饼、最大的锅、最大的青铜鼎、最大的裤子、皮鞋、最大的广场、最大的大场面……有个所谓的著名的策划人，为一家酒类企业策划、制造了世界最大的大白鲨充气模型，因为那个酒的品牌，就叫大白鲨。也许，从19世纪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脱亚入欧”运动开始，这种追求“吉尼斯”的“亚洲病”就形成了。从边缘到核心，追求西方认同的思维，偏狭地走进了一种追求“吉尼斯”式的一鸣惊人的死胡同。其实，西方的深刻就在于，工业革命实现了科学、技术、创新是最大生产力的梦想。知识与创新并不表现为“量”的积累，而恰恰是打破、突破。所以，施莱格尔们，很早就提出了“小的就是好的”的创见；同时，这也就是赫尔曼·西蒙盛赞那些产能占全球总量75%以上，却从不大声叫嚷自己的企业为“隐藏的冠军”的真正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