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外经济实务》2005年第11期）
一、长波理论的历史审视
在经过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们普遍接受了世界经济波动增长的客观现实，对周期为50年左右的长波理论也日益认同。1925年，原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首次系统地提出了长波理论，并将经济长波分为上升期和下降期两个阶段，每一阶段约为20-30年；后经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肯定和宣扬，20世纪70年代之后长波理论得到了长足发展，特别是经过克·弗利曼、格·门施、冯·丹因、罗斯托和曼德尔等经济学家的发展和完善，长波理论已经成为阐释世界经济长期波动演进、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转移升级和世界经济重心空间变化的重要理论之一。
尽管历史上各长波理论学派对经济长波的形成机制和原因存在不同的观点，但根据各长波理论学派的趋同观点，我们认为，世界经济长波的形成和传导机制至少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第一，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经济长波形成的决定性力量，它决定了长波的结构、周期和波长，尤其是基础技术创新的商业化和产业化，推动了投资的扩张和新产业的兴起，从而带动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并促进了经济长波上升期的形成。随着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供给能力的提高，特别是产品的过渡供给会破坏原有的需求结构，产业利润下降，投资收缩，经济增长率下降，甚至会出现经济萧条，进而导致经济长波下降期的出现。但与此同时，也会进一步促进和刺激新技术创新的投资。新的基础技术创新的出现，又导致新一轮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的循环。
第二，制度创新。制度创新为经济长波的形成提供制度保障。在基础技术创新所导致的生产力变革过程中，生产关系必须对生产力的变化作出适应性调整，首先发生变革的是与生产力有直接联系的企业组织形式。企业组织形式从近代工厂、近代公司、垄断财团到现代公司的转变，在组织和管理形式上保证了新生产力能量的释放；随后发生变革的是经济制度和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不同时期保障了新产生力的活力；最后发生变革的是国际经济关系。市场经济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行和国际经济组织在国际经济关系协调中作用的不断增强，促进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为当时相对落后的国家发展经济提供了条件，也为经济长波的形成提供了制度保障。
第三，技术和产业的国际转移。技术和产业的国际转移是经济长波国际传递的重要途径。基础技术的使用周期和更替有其规律性，当新的基础技术开始产业化时，新出现行业的利润较高，对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较大；随着新行业技术的成熟和产品的标准化，特别是在行业供给需求条件发生变化和行业利润下降时，创新国只有进行技术和产业的国际转移，才能获得较多和较长时间的垄断利润；当垄断利润开始下降时，创新国必然会用获取的垄断利润进行新一轮技术研发投资，从而推动新旧基础技术创新的更替。因此，基础技术的国际转移和主导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空间布局的重新调整，是经济长波国际传导的重要途径。
第四，先进国的引擎作用。尽管各长波理论学派对经济长波的形成有不同的观点，但对各国经济增长波动的组合和复合构成世界经济长波的观点却高度统一。根据对历次经济长波的考察，我们认为，在各国经济增长波动的组合和复合运动中，先进国对经济长波的形成起重要的引擎作用。先进国对经济长波形成及其国际传导，特别是对世界产业结构的转移升级和世界经济重心空间转移起领航作用；如果部分后进国能抓住先进国技术转移、产业结构调整和世界经济重心空间变化的重大历史机遇，就能实现本国经济跨越式发展，从而融入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的发展大潮之中。因此，先进国的引擎作用和部分后进国的追随赶超共同促使世界经济长波的形成。
二、第五次长波形成与美国新经济的现实考察
尽管各长波理论学派对经济长波的起止时间有分歧，但我们认为人类自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已经历了四次经济长波，分别是以纺织工业为主导的经济长波（1780-1840）、以钢铁冶炼业为主导的经济长波（1841-1892）、以石油和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长波（1893-1948）和以汽车和电子计算机为主导的经济长波（1949-1991）。目前，世界经济正处在第五次经济的上升期（1992-至今），这次经济长波主要是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长周期。我们认为，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并持续到21世纪初的第五次经济长波，主要是由美国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经济的快速发展所引发的，主要表现在：
首先，信息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促进了美国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并推动世界经济长波趋势的出现。二战之后，美国信息技术的开发与研究主要由美国国防部主导完成，研究与开发的资金主要由财政部提供。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大企业日益成为信息技术研究与开发的主体。美国大企业对计算机、应用软件和通讯设备等科技资本品的商业固定资本投资逐年增加，从1990年的3550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9189亿美元，10年间增加了1.45倍。信息技术商业资本投资的增加，促进了以计算机、移动电话、光纤和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信息加工、数据存储、信息交换以及应用软件的突破性进展，极大地提高了美国劳动生产率。1993-2000年，非农商业部门每小时劳动产出以年均2.3%的速度上升，高于1973-1993年的年均速度1.4%；并且从1995年开始，每小时劳动产出以年均3%的速度增加，是1973-1995年年均速度的2倍多；美国实际产出也持续增加，1993-2000年美国实际GDP以年均4.0%的速度增长，比1973-1993年的年均增长速度提高了46%。尽管2001年3月至11月，美国出现了二战之后的第10次周期性经济衰退，但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出现负增长，美国实际GDP从2001年的0.8%提高到2002年的1.9%，2003年的3.0%，2004年更是上升到4.4%。美国经济的持续扩张，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平台上美国通过对外贸易和金融投资体系对外进行传导，从而带动了世界经济长波的出现。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1996-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4.1%，4.3%，4.6%，5%和4.7%；虽然2001年世界经济出现了“增长性衰退”，增长率只有2.2%，但2002年世界经济增长又恢复到2.8%，2003年为3.8%，2004年上升到4.1%，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的形成趋势日益显现。
其次，美国的制度创新进一步释放了美国科技创新的生产能力，并对后进国家加入经济长波起到示范作用。信息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并不能自动地转化为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和企业利润，它需要全社会的企业采用新的信息技术来提高整个经济系统的运营效率，并促进整个社会的一体化，而制度创新对美国科技创新生产能力的进一步释放起了关键作用。美国的制度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信息技术改进了社会生产方法。信息技术能对生产过程中的实际现场数据进行分析和评价，并对生产线进行适时具体的调整，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信息技术使信息在企业内部传递更为快捷，促使企业垂直管理科层组织向扁平化方向发展，提高了管理效率，减少了企业经营成本。二是信息技术改变了库存和供应链管理。信息技术降低了信息传播成本，使企业更容易根据市场信号来调整库存－销售比例，进而实现零库存管理；信息技术改善了企业供应链管理，简化了企业采购程序，让企业能做到即时采购（Just-in-Time Purchase）。三是信息技术改变了客户关系管理。信息技术对客户的信息进行跟踪分析，促使企业通过信息和网络技术来进行产品营销，有目标的发展最具潜力的客户；企业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产品定制销售，扩大了企业对客户的服务范围。四是信息技术拓展或细化了企业边界。信息技术降低了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下降进一步影响“社会制造－社会购买”博弈策略，从而导致企业发展战略的演变。一些大企业通过信息技术改造而产生的新金融工具和跨国并购来拓展企业的市场范围和经营边界，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和市场垄断力；一些小企业则通过市场细分和参与分割的国际生产链，通过简化（Streamlining）生产过程来优化企业核心资产或生产优势。此外，信息技术对美国企业推行弹性工作制以及人力资源培训和管理都起了重要作用。美国企业制度创新导致美国公司经营利润不断提高，美国生产部门的税前利润从1992年的314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3811亿美元，增长 了11倍多。美国的企业制度创新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对世界各国具有巨大的外溢性，特别是欧美和亚太地区的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都不断调整企业的展战略，加快生产组织和企业制度改革，不断地融入世界经济增长的行列。因此，美国的制度创新为后进国家融入第五次经济长波提供了制度准备。
最后，美国公共政策为新经济扩张提供了巨大动力，并为新经济国际传递进而形成经济长波提供了强力保障。为了推动美国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经济健康发展，美国公共政策也作了战略性调整。一是美国财政政策的战略调整。为了降低联邦财政赤字对美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对美国财政收入与支出结构进行重大调整，增加对富人阶层的税收，限制财政支出，2000年美国财政盈余达到了历史新高。美国财政盈余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利率和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了投资积极性，促进了美国经济增长。二是美国金融制度的战略调整。为了进一步促进高新技术人才的创业积极性，风险投资在美国率先产生，风险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提供资金支持，对专有技术实行管理，并为高新技术商业化和产业化寻求优秀企业家；首次公开发行（Initial Public Offerings,简称IPOs）制度、股票期权制度和二板股票市场的不断发展，提高了风险投资者对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化商业投资的积极性。三是美国政府投资方向的战略调整。为了对美国经济长期发展提供智力资源，美国政府在鼓励私人投资科技创新研究的同时，也加大了对教育和科技的公共投资。美国政府增加对幼儿园和12年级教育（K-12 Education）的投资，大力实施“21世纪社区学习中心计划”，鼓励终生学习，提高对高学历人才的报酬，对贫困学生进入大学学习提供“希望奖学金”（Hope Scholarship）和“终生学习”（Lifetime Learning）优惠信贷以减轻学费压力；教育投资增加的同时，美国也加大了对科技研究的投入，1992-2000年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增加了60%，国家生命科学研究基金增加了80%，2001年，美国政府对信息技术投资高达20亿美元。四是美国开放和公平竞争政策的战略调整。美国重视开放经济环境对美国经济对外扩张的重要作用，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加强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经济一体化；通过乌拉圭回合谈判，推动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并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平台，通过了《金融服务贸易协定》、《基础电信协定》、《信息技术协定》、《数字化产品关税备忘录》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等多边贸易协定，促进了美国在全球经济的扩张。同时，美国也重视所谓的公平竞争政策对美国新经济国际传递的保障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美国经济面对国内外市场竞争不断加剧，美国政府不断修正和完善反垄断法和对外贸易法，还对20世纪30年代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中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必须分开（银行分业经营）的规定进行了修改，1999年11月颁布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确立了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之间相互参股和业务渗透的合法性，提高了美国银行混业经营的金融服务能力，促进了美国利用金融杠杆进行跨国并购的发展。美国公共政策的战略调整不仅为美国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而且为美国新经济的国际传递，特别是促进第五次长波在世界范围内的成长，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