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人类社会历史大致可分为两大时期：自然因素居主导的农牧社会时期和社会历史因素居主导的工业社会时期。工业革命之前的诸社会形态人类以农牧业（当然也包括狩猎）为主要生存手段，基本上不存在危及人类生存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而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能够大幅度地超越自然、驾驭自然和支配自然，其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生态环境恶化，自然资源枯竭，人类冲突加剧。其程度之严重已直接威胁到人类生存。为此，当代人类在各种全球性问题面前不得不开始深刻反思，以新的思维来化解危机。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就是向自然回归、变对抗为对话的绿色思维方式，当今世界方兴未艾的各种绿色运动就是这种新思维的现实观照。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观，也正将人类社会形态由工业文明时代带入生态文明时代。
中国刚从农业文明形态中走出来，在赢得政治独立后正步履蹒跚地以工业化追赶方式实现民族现代化的梦想。特别是20多年来，改革开放使古老的中华民族突放异彩，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而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工厂”。虽然即使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人均GDP虽然刚刚超过1000美元，也仅居世界中下游，但不可小视的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居全球第6名（如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则位居世界第2 ，仅次于美国），且增幅强劲，甚至有可能在2050年前后超过美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集团。然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所取得的，这种粗放式的工业化模式为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添置了重重障碍。甚至可以说，我们目前正吞噬着这种高污染、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所种下的苦果。资源短缺已成经济发展的瓶颈，环境灾难在威胁着我们的安全，经济纠纷带来了社会关系紧张，国家利益的冲突造成了中国与众多邻国间的深刻矛盾。如果不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中国的经济发展必将是不可持续的。在以生态文明为中心的时代里，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复兴，就需要以绿色思维方式为支撑。
一、绿色思维的内涵及其当代兴起
绿色意味着自然与健康，绿色象征着生命与希望，绿色预示着安全与和谐。绿色是一切美好愿望的吉祥物和幸运色。绿色思维则从人与自然关系角度对人类行为方式和生产活动进行再思考，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与协调发展。概言之，它是一种顺应自然的生态发展观，是一种可持续的社会发展观，也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绿色思维首先是一种顺应自然的生态发展观。绿色思维是在人类面临全球性环境灾难时由环保运动主义者所首先倡导而形成的，它第一关注的就是生态环境问题。西方的生态殖民主义使全球自然资源长期遭受掠夺性开发，从而产生了一系列诸如能源危机、生态失控等超越民族和国家的全球性问题。在许多国家，工业污水任意流入江河，工厂的浓烟肆意排放空中，城市的噪音不绝于耳，争夺资源的战火连绵不断，结果造成土地沙化、气候干旱、物种灭绝和资源短缺。生态危机导致了西方享乐主义伦理观的崩溃，迫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问题的根源和寻找解决的办法。应运而生的绿色思维则使人们的价值观已从传统的重产量、效率、成就、义务感、勤奋、追求个人财富的物质取向转变为追求更融洽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自我实现、宽松、友谊、充满温情的重动机、重意义的“后物质主义价值取向”。全球性的绿色和平组织、欧洲的绿党、各国自发的绿色运动无不要求人们顺应自然，保护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环境的和谐与协调。由此可见，绿色思维首先是一种顺应自然的生态发展观。
绿色思维又是一种可持续的社会发展观。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它要求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力求实现一种比较协调、均衡、有连续性的发展。各国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从比较人类的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改进和资源消费方式之短期和长期的不同后果入手进行研究，得到了一个共识：如果人类继续现有的科技开发方式、人口增长速度和资源消耗结构不变，地球生态环境将遭到严重破坏，资源有可能耗尽，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也将最终发生非常突然、无法控制的崩溃。人们同时也认识到，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发展，只有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全面发展与和谐协调，人类才能持久享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成果。20多年来，可持续发展研究也逐渐从学术界的议论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和一些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从而形成了国际政治领域的绿色政治现象，它影响着各国政府行为，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使社会发展模式向绿色化方向迈进。绿色代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绿色思维因而是一种可持续的社会发展观。
绿色思维还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人的存在具有二重性，即自然性和社会性。作为自然的人，需要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作为社会的人，又要与社会的发展规律相一致。绿色思维的根本价值目标应该定位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通过保护和建设自然环境促进自身的发展。这种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思路，又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蕴含着人类终极关怀的理性思考，彰显出以人为本的时代特征。如绿色农业要求社会所提供的各种食品无公害、优质、营养，绿色工业则要求社会所提供各类产品安全、环保，有益于人类的健康生活，显示出对人本身的关怀。这种尊崇自然与社会发展规律的绿色思维无疑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绿色思维也是当代国际主流思潮的发展方向。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场旨在防止生态灾难，维护人类生存环境的群众性运动在西方社会蓬勃兴起。人们走上街头，要求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治理和控制环境污染，谴责掠夺自然、侵害生态的行为；各个领域的科学家也通过种种手段揭露污染环境的公害事件。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上的环保组织、新西兰的价值党到西欧诸国的“绿色波浪”，生态运动蔚然成风。各种公民组织，诸如“环境保护——绿色行动”、“未来——绿色行动”、“保护环境——绿色名单”、“第三条道路行动”等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成为西方“新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社会主义者则希望在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实现新的社会制度。尽管它们都是一些自发性组织，由于口号得人心，因而发展很快。众多专家和学者还撰写了一系列绿色出版物，L.马姆福特的《机器神话》、E.弗罗姆的《希望的革命》和《要占有还是要生存》、E.F.舒马赫的《回到人的尺度》、I.伊里希的《自我限制》、C.阿梅里的《作为政治的自然界》、O.乌尔利希的《世界水平》和《技术与统治》、R.巴罗的《方法狂》以及M.马伦－格里斯巴赫的《绿色的哲学》等著作成为20世纪后期影响深远的经典名著。绿色运动中出现的绿党想象派、绿党生态派、绿党保守派、绿党和平运动派、绿党激进左派等不同政治派别在全球意识上却惊人的一致，认为人类生活于一个资源有限、危机丛生、相互依赖的全球系统之中，因此必须从往日以民族利益、阶级利益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世界秩序转变为以人类利益和全球安全为基础的新秩序上来，反对向自然界盲目索取。联邦德国、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芬兰、希腊、爱尔兰、卢森堡、瑞典和瑞士等国均创建了全国性绿党，建立地方性绿党的国家也遍布欧美各国，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思想、崇尚自然、维护生态平衡的绿色文明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国际性浪潮，已冲向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追赶这种“绿色浪潮”。种种迹象表明，绿色思维方式已成为当代国际思潮的主流性发展方向。
二、绿色思维对当代中国和平崛起的现实价值
绿色思维对人类的持久、稳定发展无疑具有永恒的价值。它对维持生态平衡、保持物种多样性及减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抗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而对经济增长速度迅猛、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国内经济关系渐显紧张、与国际社会存在矛盾隐患的当代中国来说，如何维持和平发展、实现和平崛起，绿色思维方式更具有其无与伦比的超自然和超经济的社会价值。
绿色思维能引导我们走新兴工业化道路，从而确保中国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这一道路导致人类共同面临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的严峻现实。虽然“后治理”使其国内的环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但全球性环境仍处于不断恶化状态中。它们将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转移到落后国家中又造成了其它国家的资源环境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显然不可能走这样一条道路，这是因为全球环境容量已不允许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总量偏大的国家发展高污染、高消耗产业，而我们也不可能将这样的产业转移到其它国家中去。现实要求我们必须走一条新兴的工业化道路来实现现代化，保证经济与自然环境的协调性发展。2004年，全国煤产量达19亿吨，居世界第一。但重大矿难不断，小煤窑乱采乱挖，资源严重浪费，环境严重恶化等坏消息不绝于耳。从1985年以来中国就是世界第一水泥生产大国。2003年产量占全球总产量44％。但增长过猛、盲目投资、价格下跌、大批生产工艺落后的企业面临淘汰。全国钢产量达2.6亿吨，但钢铁同汽车、房地产、电解铝等一起被列入“过热”行业，属于宏观调控对象。我国在5年间GDP年均增幅7.7%。但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编写的《2002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指出，环境问题使中国损失GDP的3.5%-8%。荒漠化扩展、耕地流失、草地退化、水资源短缺加剧等等无不说明我国生态维持经济增长的负荷已达到极限。对绿色GDP的呼唤已刻不容缓，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转变思维方式，以全新的绿色思维来对待经济发展。这并非简单地去改变经济增长测度方法，而是要改变经济行为本身，是要探索从传统发展模式向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转变。
绿色思维能提升我们的现代化后发优势，从而促使中国在当代国际竞争中实现后来居上。数百年来，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一直认为，自然财富是无限的，社会财富是有限的，人类只要不断征服自然界，就能实现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积累。在这种观念支配之下，各国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增量，其结果导致了过分强调硬技术、浪费性消费以及由于毫无节制地开发而使自然资源急剧萎缩，导致了生态环境的失衡和人类生存条件的恶化，导致了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的相互冲突和社会有机体的紊乱。当代新兴的绿色思维则反对人们无限制地追求高消费、把消费等同于满足或幸福的传统观念，主张人们既要注重物质生活质量，又要注重精神生活质量。事实上，生态恶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的逻辑，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就在于粉碎这种逻辑本身。资本主义不仅带来了人与自然间的对抗，更造成了各民族国家间的对抗性竞争，造成了它们国内的社会关系紧张。这种把生态问题的原因追溯到根本制度的层面，是生态社会主义的成熟见解。社会主义避免了资本主义制度性悲剧，它能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同时也汲取其发展过程中的教训，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种种悲剧，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从而获得稳定和快速的发展，这正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后发优势所在。以绿色思维为时代支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竞争中，必将能以比资本主义更快的速度获得空前发展，后来居上，最终超越和取代资本主义。
绿色思维能化解我们所面临的内外危机，从而保证中华民族在和平发展中实现伟大复兴。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面临的各种矛盾急剧升温。由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丁元竹发布的一份名为《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 ——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的报告则显示，在课题组调查到的98位专家中，有51位
甚至预言2010年前中国将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这一危机将突出地显现在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就业不足与贫富分化、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外向型经济不利等方面，一旦危机爆发，势必影响到整个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面对这样的危机，我们只有转换思维方式，以绿色思维来处理我们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化对抗性矛盾为对话式竞争，以关注人类共同发展的新思维来处理各种问题，我们才能在和平中赢得发展，在共处中引领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以绿色思维方式优化全民族思维，谋求在全人类共同发展中的中国崛起
虽然人类已经意识到了人与自然的对抗关系正在加剧全球社会矛盾的紧张程度，已经认识到对抗性思维方式将导致人类处于文明灭绝的门槛上，并已找到以绿色思维化解危机、拯救人类命运的科学之路，但由于现实利益驱动和传统思维方式的巨大惯性力，绿色思维远未深入人心，问题与危机依然层出不穷，矛盾和冲突还在加剧。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全球化时代的现代化建设中要化解种种矛盾，就必须以关心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自身发展的基点，谋求在全人类共同发展中的中国和平崛起。在今天这样一个休戚相关、存亡与共的星球上，不具备全球意识的民族，只会给整个人类当然也包括其自身带来不可挽回的灾难。这就要求我们要用绿色思维方式教育人民，提高民族素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绿色思维谋求国内和谐与国际共赢。
首先，要用绿色思维方式教育人民，谋求全民族素质的整体优化。我国著名教育家、科学院院士杨叔子在《现代教育：绿色·人文·科学》一文中，提出了“绿色教育”这一新理念。“科学求真，人文求善，现代教育应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而形成一体的‘绿色’教育！”他认为，科学精神是立世之基，科学知识是生产力之源，科学思想是正确思维的基础，科学方法是获得成功的前提；人文则关系民族存亡、国家强大、社会进退以及个人思维智慧、人品高低、言行文野和事业成败。“科学人文，交融生‘绿’。二者的交融可以生成正确的追求目标、优秀的思维品质以及良好的同外界的关系。”因此，绿色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绿色思维方式。在全民族素质还比较低的情况下，我们既需要在全民族进行持久的科学教育，又要积极地推行人文教育，使人们形成尊重自然、尊重规律、热爱生命、积极向上的绿色思维方式，又需要加强立法以约束人们的行为，对社会实施绿色管理，使多数社会成员能以世界眼光和全球意识去观察自然与社会，审视个体行为。在当今世界，尤其要以科学态度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近年来，中国公众的环境意识明显增强，与国际社会生态保护意识的主流进一步靠近。回归自然、追求健康的绿色文化引导着社会心理和行为，对绿色产品和服务的向往与偏好形成了绿色消费时尚，许多企业也打起绿色旗号，树立绿色形象。但从总体上说，当前我国公众环境意识依然外热内凉，参差不齐，说的多，做的少。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绿色教育，形成全民族的绿色思维方式，形成关心人类共同发展的民族大智慧。
其次，要用绿色思维方式创新党的执政理念，谋求社会主义的时代新飞跃。时代的转变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使传统的思维方式已不能适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同样需要变革转型。我党能否做到长期执政，关键在于能否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对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不是做到了“真正重视、真情关怀、真心爱护”。而人民群众的利益既有增加收入的当前利益，也有追求安全健康生活的当前利益，更有未来发展、兼顾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要实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大化和最优化，就必须兼顾人民群众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既要搞好经济发展，又不能以严重损害资源环境为代价。这就要求我党要努力提高执政能力，以绿色思维方式理政治国。通过政府行为影响经济变量，改变自然经济人的成本收益，使他们自动地做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的事情来。强制只是政府的最后手段，而不是全部手段。因为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如果都与政府对着干，钻政策的空子，政府政策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如果政府随时都要提防社会成员，政府政策的成本就会太高，以至不可能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来支持政策。因此，选择正确的政策手段，使政策“惠而不费”，是实现政策目标的重要环节。如政府能促使企业依靠向公众提供安全、节能、无公害的产品和服务赢得丰厚利润回报，则将使使企业的经营活动努力朝着有利于环境的方向发展。但当前的现实是，我们有不少高耗能项目的主要市场在国外，众多企业却不惜资源、环境代价，不顾国内能源紧张的形势，努力为别人提供高耗能产品。盲目发展的高耗能产业给环境、能源、运输等带来巨大压力，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生态危机，虽然暂时获得了经济总量增长，却给未来的持续发展造成重大障碍，实在得不偿失，也不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其中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以绿色思维方式处理好当前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保障我们后代子孙同样享有发展机遇。当然，保持生态平衡绝不是禁止人类干预自然，而是要求人类干预的强度和后果要控制在生态阈值之内。
再次，要用绿色思维方式处理国内外事务，谋求国内和谐与国际共赢。绿色思维要求我们改变以往的对抗性政治思维，学会妥协和让步，求同存异，共处竞争，发展自身，却不是消灭对手。当代全球性问题要求人类用世界性的、整体的眼光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危机，树立起全球意识。在国内，我们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生态环境问题，更要关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问题。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所带来的不仅是资源与环境问题，它同样会带来恶性竞争，诱发各种社会矛盾，导致社会对抗。经济增长方式只有实现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使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和全社会的普遍行为，依靠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才能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也只有以绿色思维处理好经济发展中的这些问题，我们才成建成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同样，在国际上，我们要处理的也不仅仅是外交上的一种协调，更要推动一个各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全面革新，以绿色思维对待全球性共同问题，把人类面临的共同危机和共同利益放在首位，才能实现真诚的谅解和持久的合作，使共同利益得到保障，共同危机得到克服，对抗得以消除，最终达到共赢。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和平共存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世纪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