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诸侯经济不等于区域经济，诸侯经济现象与区域经济发展是格格不入的。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必须把诸侯经济与区域经济严格区分开来。1 何谓诸侯经济“诸侯经济”这一说法据说最早是由胡鞍钢博士在1990年提出的[1]，他当时的大意是说，改革中权力下放使中央的整合能力下降，使地方割据势力兴起，使得“诸侯经济”盛行。对于诸侯经济的提法，不少学者持有不同看法。于光远就说过“我自己不用也希望别人不用或者少用诸侯经济这样的语言。这个名词明显地有指责地方搞封建主义的含义。”[2]魏杰也认为，说在我国形成诸侯经济、出现政治分裂不过是危言耸听[3]。我并不想介入这些无谓的争论之中，我只是觉得在我们的生活现实中客观存在着的一些现象，除了用诸侯经济现象来概括以外，似乎再很难找到比这更合适的字眼了。在这里，我们使用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主要是指近年来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所严重存在的各个地方一味追求局部利益，而忽视国家全局利益和社会整体效益的一些错误做法，说白了就是占山为王，搞地方割据，互相封锁，各自为政。在当今中国，诸侯经济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不管你承不承认它，他都是实实在在的客观事实。当然，诸侯经济现象的存在毕竟是中央政府宏观管理失控的结果。如何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搞活地方经济的同时加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职能，这些问题已经客观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科学是一门实事求是的学问，采用讳疾忌医的办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我很早就有想法，想着手对诸侯经济现象做一些研究，只是由于条件不具备而未能如愿。在此，首先我要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作保证，在此对诸侯经济现象进行研究，只是纯学术性的，不涉及其他的任何问题。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始终与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那是最起码的党性要求。当然，研究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要解决问题，从这一点上来说，正视诸侯经济现象那只能是维护和加强党的领导。而漠视这一现象，则只能是涣散和削弱党的领导。在这里，首先我们肯定，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被打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搞活地方经济的同时充分地发挥中央的宏观调控职能。在过去长时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我们的国民经济常常陷入一种“一放就乱，一乱就统，一统就死，一死又放”的恶性循环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也不断地深入人心，国民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势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出现的市场疲软，说明了这种发展的结果。当然，市场疲软的原因很多，比如流通不畅等等。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市场的相对饱和，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糟糕的是，在搞活地方经济的幌子下，诸侯经济现象也逐步地开始滋长和蔓延开来，这方面的表现很多，在此我们只能做一些粗略的扫描。当然，我们不可否认，以地方保护主义为基本特征的诸侯经济现象之所以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有着其深刻的内在根源。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究竟应如何正确合理地评价和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改革二十多年来，在中国大地上一个最响亮的口号就是“发展是硬道理”。于是乎，对于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一个基本的标准就是看“政绩”，这其中主要的又是看经济发展的情况。经济发展了，一好百好；经济上不去，则就难说了。于是，在不少的地方出现了所谓的“政绩工程”，这是导致诸侯经济和地方保护主义泛滥的最直接的根本原因。这种做法显然是有问题的，现在我们是该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刻反思的时候了。自从1992年中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以来，许多有识之士都深深地认识到，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和政府转换管理职能，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两个方面必须同步进行，否则国有企业要转换经营机制是断难成功的。要使得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政府就只能是像竞技场上的裁判员一样的宏观调控者，而不能是像过去那样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政府究竟应如何转换管理职能？究竟应如何履行自己的经济管理职能？这里需要探讨的问题很多。然而，根据笔者对这一问题多年的思考，无疑“大社会小政府”是一种可行的参考模式。也就是说，政府必须从许多不该由她履行的职能中退出来。在这一点上，我倒常常想起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地方官员包括州府县官基本上都是只管三件事，即“兵丁、钱粮和民词”，在正常情况下倒也相安无事，如果搞得好甚至还会出现较大的发展，比如盛唐和清朝时延续百余年的康乾盛世。所以，要杜绝和根除诸侯经济现象，最重要的还是要转换政府的管理职能，从而建立科学合理的地方政府官员评价标准。这是非常重要的。2 诸侯经济现象扫描2.1 现象之一：留下买路钱大凡经常乘汽车旅行的人可能都会注意到，在过去，“留下买路钱”只是属于黑道上的一句话，而现在把这句话付诸实施则成了一种政府职能。一般地，凡是好一点的国道上或是地方一、二级公路上，收费站的密度往往是50公里左右一个，而且是站站收费。此外，凡是公路要过桥的地方多数情况下也总是少不了要收费。这些收费站一个个都是出师有名的，在每一个收费站的两旁总是少不了八个醒目的大字“贷款修路，收费还贷”，而且旁边少不了还要在大幅广告牌上书上中央的一些政策条文。每每看到这些东西，我总不免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贷款究竟有几许？收费要收到何年何月？这些问题肯定没有人能回答我。我想，如果仅仅是为了还贷，一个收费站有一年时间足够了，因为一个收费站每天的收入绝对不下于一万元（这些收费站均建在行车密度很高的公路上），这样一年下来就是三到四百万。我不知道开车的司机是不是会感到厌烦，反正我作为旅客在这样的公路上旅行真是烦透了。有一次，我由湖北荆州到湖南浏阳出差办事，公路里程算起来就400公里多一点，但经过的收费站粗一数整整10个。有一次，在湖北荆州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处公路因为正在修路，无赖只好让车辆改道走农用土公路。这事让当地的农民知道了，好了，这下赚钱的机会来了，农民很快就行动起来了，土公路经过哪个村的地头，哪个村就收费。过了不一会儿收费收到了一个个体司机的头上，这样不停地交费，他哪里经受得了。到了第三个收费点上，他低下头去说是拿钱，结果却拿出了一把刀子。三下五除二，捅倒了两个收费人，车子一开撒腿就跑。虽然经过公安干警的协助，最后逮住了肇事者，但是平心而论这事我们又能怪谁呢？还有一次，在经过一个收费站时我曾目睹了这样一件事。事件发生在湖北荆州至荆门之间80公里的一级路段上，据说也是一个个体车主，在经过收费站时，按规定应该交8块钱人民币，因为当天生意不好（当时车上就只坐了两三个人），所以车主及售票员力主少交一点，因此双方发生争执，直到最后干脆动手撕打起来，因为收费站毕竟人多势众，结果车主和售票员双双被打倒在地，因此上下的车流一堵就是两个小时，整个路上的车流黑压压地堵了一大片，这还不包括无赖绕道离开的。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形，我总是会听到有许多人在感叹：“难道中国老百姓的时间真的就这么不值钱？”对在公路上设收费站这件事进行评论，我们能说什么呢？除了用诸侯经济一词进行概括以外，恐怕没有更合适的字眼了。因为，许多收费站的建立，本身直接地就是地方利益驱动的，说白了公路收费站就是为了补贴地方财政才修起来的。为什么非得一定要这么做呢？当事人必如此说，事务繁杂，机构庞大，财政短缺，经费紧张，人要吃饭，能怎么办呢？没有办法，虽然明明知道这样做有损于政府形象，那不要紧，大家都这么做谁也治不了谁。要紧的是倘若有朝一日，有上级领导下来体察民情，如果接待时餐桌上显得有些寒酸，或者安排下榻的宾馆有些简陋，那可就麻烦大了，轻则说你工作不力，数落你几下也就算了，重则有可能由此你将永远失去晋升提级的资格，成为幽幽而不得志的失意者，除非你有幸上司易人。这不是明摆着的诸侯经济又是什么呢？2.2 现象之二：地方保护主义，到处狼烟不断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就是优胜劣汰，然而在我们的许多地方却并非完全如此。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市场经济才刚刚起步，市场机制发育尚有待完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我们的管理中往往人为的因素太多，基本上仍然是一种以人治为主的管理。许多经销商和消费者都知道，烟酒等许多厚利商品的不同品牌都是有特定的销售范围的，不管消费者是否喜欢，也不管质量好坏，只要有利于地方财政创收，属于当地生产的一律大开绿灯，不是当地生产的，对不起请你让出市场。有的地方甚至用动辄就吊销营业执照的办法，强迫经销商经销当地的劣质产品，有的还通过行政系统采用分配任务的方式推销当地的劣质产品。更让人气愤的事，有的地方政府为了一己财政之私利，竟然完全抛弃了消费者的利益，公然鼓励和保护一些企业制造假冒伪劣产品。还有的地方政府居然与当地的造假企业通通一气，来对付打假行动，致使假越打越多。为了一己私利宁肯鼓励落后和保护落后，这不是诸侯经济又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的几次经济大战[4]。第一次经济大战，主要是地区间的原料大战，大体发生在1985年到1988年之间。这一场大战是从羊毛战开始的。1982年，中国的羊毛生产在达到了顶峰之后开始逐年下降，到1985年直降到1.78亿公斤左右，比1982年减少10%。而恰在这时各地工业尤其是乡镇企业对羊毛的需求量大增，于是供求出现了很大的缺口。也恰在此时，中央取消了统一的派购体系，再加上财政包干制度的实施，于是乎，各地行政部门都开始绞尽脑汁地想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他们投资办厂，加工本地的原材料以便取得更多的利益，同时采取措施限制原材料流入其它地区。于是，羊毛大战便爆发了。这场大战以新疆冻结羊毛出疆而告结束，然而由于羊毛大量积压，也使得新疆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继羊毛大战之后，到1988年，地方经济大战整个儿地笼罩着中国大地。蚕茧大战、中药材大战、棉花大战、生丝大战、肥猪大战等等，虽无枪林弹雨，却也到处浓烟滚滚。据说，1988年秋，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总书记和黄菊副市长曾分别到内蒙和四川去讨要羊毛和蚕丝，结果都空手而回，可见当时大战之惨烈。各地为了在大战中保护自己的利益，纷纷使出“高招”、“绝招”和“狠招”。安徽省为了防止蚕茧南入浙江，不惜动用武警、民兵，实行县乡村三级联防，实行严格的出境检查，使得出省出县比出国还难。中南某省不惜每人每天给5到6 元的高价，雇用农民守卫500多公里的省界。在河南湖北交界处，为防止烟叶出境大设关卡，守卫者荷枪实弹，政府明文对于偷运烟叶者可以枪击，当地有一位农民就曾为此而饮弹丧生。在广东湖南交界处，为防止生猪出境设置重重障碍，在大路小道上均有严格的守卫者。更奇怪的事，在西南地区有些省区为防止原料外流，竟故意将公路修成“断头公路”。所谓断头公路，就是双方公路修到各自的省界处，仅差一二十公里，就是不接通，以免“肥水流入外人田”或外地商品来冲击本地市场，打扰了自己的宁静。这种断头公路，当时在省区之间就有50多条，长约1200多公里。第二次经济大战，主要是地区间的产品大战，大体发生在1989到1991年之间。1988年，国家开始治理整顿，各地经济几乎同时开始滑向萧条。于是，产品积压，市场疲软，资金短缺，各地纷纷行动起来封锁自己的市场——禁止外地产品进入本地。一些省市专门制定了对付广东饼干、珠江水、川猪肉、浙蚕茧等产品的方法。各地关卡林立，戒备森严。湖北省襄樊市在1992年共设路卡376道，平均每9.4公里一道。当然，这次大战主要以产品为主，但并不是说就绝对没有原料战争。在局部地区，原料大战的烽烟依旧。如发生在榆林地区波及陕西内蒙两个省区的“绒毛”大战，发生在黄山地区波及安徽和浙江两省的“蚕茧”大战等。第三次经济大战范围更广，涉及的面更宽，不仅有商品大战，而且有政策大战、项目大战和开发区大战。第三次经济大战发生于1992年以后，这时中国经济开始步入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轨道。于是，各地政府纷纷出动，或者大举兴办开发区，竞相提供减免税等优惠条件，或者下放项目审批权限，到处拉项目、争项目。政策大战又进一步诱发了原料大战和产品大战，典型的比如北方的“棉花大战”、广西的“松脂大战”、西北的“羊绒大战”海南的“甘蔗大战”、江浙的“蚕茧大战”、新疆的“奶源大战”、沿海地区的“建港大战”以及中南地区的“资金大战”（高息揽储）等等，不一而足。地方保护主义的形式很多，除了上述提到的以外还包括：（1）消极应付式的。在对待中央新出台的政策上，一些地方的领导认为，谁先改革谁吃亏，以稳定大局为借口，迟迟不将新的改革政策付诸实践。（2）盲目发展型的。一些地方政府不顾全局性的资源浪费和生产能力过剩，在地方项目投资上盲目布点，低效益低水平地重复引进、重复建设、重复生产，使得生产能力和自然资源大量浪费。（3）保护落后型的。 对于严重资不抵债的企业，一些地方政府往往采取以强帮弱、以大帮小和以富帮穷的行政手段，实行输血政策，而不予破产，这实际上是一种抽肥补瘦、劫富济贫的做法。（4）越权式的。在发展政策上，一些地方违反中央和国家政策，擅自制定对内对外的经济优惠政策，比如超越权限制定开发区优惠政策，导致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受挫，国家大量税款被偷漏，国有资产严重流失。还有税收中的、执法中的、走私中的地保护主义等等，真是各种各样，五花八门。
2.3 现象之三：要出书发文章，先拿钱来这种现象可能要算是这里所罗列的现象中最奇的了。说它奇就奇在改革开放前后整个地翻了一个个儿。在改革开放以前，作家写文章出书可以赚得稿费，而现在，除了一些比较抢手的小说和计划安排的教材等可以得到稿费以外，出专业书籍发表学术论文则均需要由作者自己拿钱来弄。理由很简单，我在替你“作嫁衣裳”，你理应给我报酬。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学者出书发表文章都是为了要评职称吗？我看不见得。再则，难道这些书籍和文章难道一点社会效果都没有吗？我看也不见得。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要让这些作者自己写了书写了文章还要自己拿钱来发表？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这些作者自己拿钱出了书还要自己想办法跑销售。这一群作者大多都是一些无权无势老实巴交的教师或研究人员，而多少有一些职位者，则不管是拿钱还是推销都不成大问题。在这里我不禁要问一问我们的法律，谁来保护这一群作者的利益？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我们又能说什么呢？出版社、杂志社、作者和发行商或书店，都是各人只管各人的事，都只从各人的经济效益出发而根本不考虑社会效果，你能说这不是诸侯经济，又是什么呢？一个泱泱大国，在现代化社会分工已发展到今天如此发达的情况下，一个作者居然从写稿到最后出书销售都要由自个儿一个人来完成，这岂不是笑话，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的社会在干什么（答案只能是，在全民经商）？而且一个客观的事实是，不管是书籍还是文章，层次越高读者面越窄，发行量越少，发行量太少书店不愿意经销，出版社不愿意出版，而学者不可能一本书也不出或者一篇文章也不发，于是政策出台了，出版社允许自筹少量经费，杂志社允许以刊养刊，这样挨宰的就只有作者了。我常常听到一些同行如此说，老师简直就没法当下去，在授业、传道和解悔之余，写成一篇文章或一部书，还要自己拿钱把它弄出来，弄出来了还要自己跑销售，一个只会教书的教书匠，能到哪里去找市场销书呢？找学生，无疑会影响老师的形象。但除此而外，又能如何呢？2.4 现象之四：子女读书交费，宰你没商量时下，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作为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情越来越强烈。也正是因为如此，一些中小学校的乱收费现象便屡禁不止。一些学校的收费高出规定费率好几倍，动辄就上万，有的稍微好一点的学校甚至常常是两万三万、五万六万地收。这样的收费，一般的工薪阶层家庭只好望而却步。这里所说的都是政府办的或是企事业单位办的普通中小学，而那些私人办的所谓的贵族学校，工薪阶层根本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这种情况谁也没有办法，学费你交不起有人交得起，你不来上学有的是人来上。于是乎，中小学收费越收越多，也越收越玄乎。玄就玄在常常是费收了连发票也不给开。你要问为什么不开发票，校方说给了你入学通知书就可以说明你交过了所有一应费用。其实，谁心里都清楚，开了发票就等于为检查留下了凭据，为投诉留下了证据。中小学校在收费中的这些做法，谁都知道不合理，可谁也都拿它没办法。作为领导对此常常也只是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看见了就全当没看见。因为，你把他治了，他没有了经费还得来找你。谁也管不了谁，各人都自扫门前雪，你说这不是诸侯经济是什么？诸侯经济现象我们还可以举出好多，比如说，安装电话要先交初装费（这项费用现已经取消），使用管道天然气要交先交管道使用费等等。这些现象是不是诸侯经济现象，我们且来分析一下。我们知道，电话装好开始使用以后，我们除了每月要交一定的线路月租费以外，话务服务费那是绝对少不了的。另外，天然气开通使用以后天然气的使用费我们也是要照交不误的。因此，我们不禁要问：“电话初装费和天然气管道使用费究竟属于一种什么费用？”因为，不管是通讯线路，还是天然气管道，那都是属于国家基本建设的投资范围，即使设备的投资需要回收，那也只能在价格中以设备折旧费的的形式逐步地予以回收。这么说来，电话初装费和管道使用费就只能理解为安装劳务费和开通服务费了。如果说这种理解是对的，那么大几千块钱的电话初装费和天然气管道使用费就只能说是“宰你没商量”了。因为，这些费用显然不是“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的，如果是这样，那又何以解释电讯、能源等部门的职工平均工资总是高出其它部门职工许多呢？这还不算他们平时优厚的各种福利待遇。我常常听到一些智者对我如此说“搞市场经济你手中必须有所卖”，言下之意，只要你手中有东西卖，你就可以漫天要价，你就会拥有资本。这种说法，在市场机制发育尚不完善且经常供给不足的中国，确有一定道理。说透了，这其实也是一种诸侯经济。3 诸侯经济的危害 3.1 “飞去来器”——以害人出发以害己告终说到诸侯经济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危害，有人曾把它比做为“飞去来器”。“飞去来器”是一种玩具，这种玩具你把它扔出去，它转一个圈儿，又会飞回来。诸侯经济和地方保护主义者都想把利益留给自己，把危害扔给别人。结果这一危害最终会飞回来，从而伤害自己。诸侯经济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危害，主要地可以概括为：第一，它颠倒了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关系，不同程度地肢解了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破坏了国民经济的整体统一性，影响了生产要素的的合理流动和配置。第二，它瓦解了中央宏观调控的实力。诸侯经济的严重存在，表明国家汲取社会经济资源的能力下降。中央汲取财政的能力是国家能力的最主要体现，也是中央控制宏观经济能力的基础。中央财政能力下降，必然会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最终导致宏观调控的乏力。第三，它保护落后，使企业无形中丧失了应有的竞争力，使得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难以优化，人为地导致了产品的积压和企业经济效益的下降。第四，它使得投资重复，消费失控。由于中央控制宏观经济的程度下降，应运而生的诸侯经济便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结果既束缚了经济的规模化发展，又使社会经济秩序陷入了混乱。首先是投资急剧膨胀，投资重复现象严重。投资急剧膨胀往往拉动消费的恶性膨胀，从而形成消费失控局面，一时高消费、畸性消费成为时尚，奢侈之风愈演愈烈。第五，从诸侯经济对管理效率的影响来看，很显然，上述的前两种现象直接地影响到了微观管理效率的提高。公路收费站的增多无疑降低了运输的速度，增加了运输的成本；而地方保护主义则不仅直接地起到了抑优扶劣的作用，而且限制了企业产品和原料的广阔市场，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疲软，使得企业经济效益一挫再挫，直至将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后面所罗列的几种现象，虽然与管理效率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至少可以说明在宏观管理中，该管的我们并没有管好，也就是说宏观管理的效率是不高的。3.2 “诸侯经济”使得局部和整体利益均难以优化诸侯经济现象的最大危害是，虽然从局部利益来看，在诸侯经济现象中每一个“诸侯国”（或当事人）的利益都暂时地或相对达到了最大化，但是却同时损害了全局的利益，使得全局利益受挫因而难以实现整体的最优化。有的人可能不相信这一点，说每一个局部单位的利益如果都达到最大化，那么全局的利益不是也就最大化吗？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全局的利益并不是局部利益的简单相加，这一点我们可以用博弈论的的原理加以证明[1]。我们先来看一看博弈论中的一个经典例子，即囚徒困境问题。问题是这样说的，警察抓住了两个罪犯，但缺乏足够的证据指证他们所犯的罪行。为了得到所需的口供，警察将这两个罪犯分别关押以防止他们串供或结成攻守同盟。同时根据犯罪的事实，如果罪犯中有一人公认犯罪，就能确认罪名成立。于是，他们两人被告知：如果两个人都拒不认罪，则因证据不足两人各被判刑1年；如果有1人坦白，则坦白者立即释放而另一人则被加重判刑8年（有道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两人都坦白，则两人双双被判刑5年。如果分别用0、－1、－5和－8表示释放和判刑1年、5年、8年的得益，则可用一个特殊的矩阵将这个博弈表示出来，见图1。图中的囚徒I和囚徒II分别代表博弈中的两个局中人，每人都有不坦白和坦白两种策略选择。但是双方最终的得益不仅取决于自己的策略选择，而且也取决于对方的选择。博弈总共有四中可能的结果，每一方的最好得益为0，最差得益是－8。双方的唯一目标都是实现自身的最大得益，那么他们各自应如何选择自己的策略呢？ 囚徒II 不坦白 坦白 －1,－1 －8,0 0,－8 －5,－5 图1 囚徒的困境由于在这里每一个局中人在选择策略时都无法知道对方会选择哪一种策略，所以，这里对策的基本方法就是先假定对方的某一种策略出现，然后选择自己的最好策略，最后再找到均衡策略(博弈论中称作纳什均衡)即可。比如，对于囚徒I来说，如果囚徒II选择不坦白，则囚徒I选择不坦白得益为－1，坦白得益为0，因此他无疑应选择坦白较好；再假设如果囚徒II选择坦白，则囚徒I不坦白得益为－8 ，坦白得益为－5，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他也应选择坦白较好。也就是说，无论囚徒II选择哪种策略，囚徒I都只有一种选择即坦白，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获得最好得益。同样道理，囚徒II的唯一选择也只有坦白。所以该博弈的均衡策略就是（坦白，坦白），结果两囚徒双双被判刑5年。很显然，无论是对于两个囚徒总体来说，还是对于他们每一个人而言，最好的结果都不是同时坦白得到（－5，－5 ）的得益，而是都不坦白得到（－1，－1）的得益。然而由于两囚徒在决策时是背靠背进行的，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两人都要以自身的最大利益为目标，结果是两者谁都无法实现最大利益，只能舍最大利益而求其次。当然，两个人完全可以通过订立攻守同盟的方法，约定选择策略（不坦白，不坦白），以便获得（－1，－1）的得益。然而，这一策略并不是纳什均衡，因而对于决策双方来说没有任何约束力。因为，对于每一个囚犯而言，都存在着当对方选择“不坦白”而自己选择坦白被无罪释放的诱惑。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在市场竞争、资源开发和环境问题中都屡见不鲜。博弈论的分析表明，诸侯经济现象是效率的大敌。因此要提高管理效率，就必须遏制诸侯经济现象的发展和蔓延，就必须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个体利益必须服从全局利益。我们经常强调，最优化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也就是这个意思。当然，正如我们在一开始所已经指出的，诸侯经济的泛滥，从根本上说，这与地方政府肩负的经济管理职能以及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评价准则有关。所以，要彻底遏制诸侯经济现象的发展和蔓延，我们还必须研究探讨如何完善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地方政府官员评价准则。解决认识问题充其量只是“扬汤止沸”，只有把这两个问题处理好了，才有可能真正达到“釜底抽薪”的效果。3.3 “诸侯经济”导致无政府主义诸侯经济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在本文一开始我们即指出，诸侯经济现象多少都与政府或者管理部门有关。在诸侯经济条件下，大家都只考虑个人之一己之私利，因而它对于老百姓的直接影响就是无政府主义蔓延和泛滥。这里的逻辑很简单，既然大家都各人只顾自己的利益，那么作为老百姓目无组织目无政府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在全国的不少地方，有些人已经完全到了麻木不仁和无法无天的程度。有这么几个例子，我想有良知的读者看了以后，一定会感到痛心疾首。在我的家乡——陕西省武功县南仁乡，有大约1公里左右长最高处有近10米高的垫方水渠，是全乡（当时是公社）男女老少在70年代中期花了两年功夫熬酷暑战严寒辛辛苦苦修起来的。可是在农业实行大包干责任制以后仅仅几年时间中，被临近几个村的农民因为取土而被一点一点地蚕食而夷为平地了，因此使得上游埋在地下几千米长的导洪管道只能成为长眠于地下的废物。这不是在破坏农业水利工程吗？可是没有人理会这件事。也仍然是在这个南仁乡，过去本来是平展展的沃土良田，在农业实行大包干责任制以后，却因为农民垫庄基地（即宅基地）取土，由于没有规划公共取土场，农民只能在自家的责任田中取土，因而使得耕地被挖得到处都是沟沟坎坎。这不是在破坏基本农田吗？但是同样的道理，这件事也是没有人理会。破坏农业水利工程和基本农田，这无疑都是在吃祖宗饭造子孙孽，可这些事相对于我这里要说的第三件事，还都只能算作是不足一提的小事。这第三件事，是我一次不经意地打开电视机后看到的，时间是2003年元月2日中午12时至12时30分，频道是中央电视台12套即西部频道的特别报导。特别报导的内容是，西部某地区有大约1000多米长一段长城，好端端的城墙，结果铸城用的砖石被当地农民拆毁后以一拖车15元的价钱卖完了。长城我们常常把她比作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当听到长城是地球上唯一在月球上能够看得见的地面建筑时，想必每一个华夏后裔都一定会充满着自豪感。唱着“长城永不倒”这首歌，想必每一位华夏子民也一定会为其中的气势所感动和鼓舞。可就是这长城，居然也有人敢对她大施淫威直至破坏，你说这能不说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吗？据特别报导中讲，这种破坏在万里长城沿线的许多地方都曾程度不同的发生过或正在继续着。无政府主义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这与诸侯经济的泛滥不无关系，因为这两者本身是一脉相承的。这也许正是上行下效原理在发挥作用吧！4 诸侯经济与区域经济最后，我们必须予以澄清，诸侯经济不是区域经济，两者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1]。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诸侯经济”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是有着其一定的制度基础的，在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是绝对不可能出现“诸侯经济”现象的。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我国经济改革其特色之一是层层放权，由此构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内容。这种以地方政府作为经济行为主体的改革，对于释放旧的中央集权体制下受到压抑的经济能量，无疑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很快它就显示出了与宏观调控机制的对立，尤其是与市场经济本质的差异。进入90年代后，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的新一轮改革，再次遇到了中央和地方以及不同地区之间利益的冲突。在这新的一轮改革中，放权已不再成为改革的主要动因，以利益结合、要素跨省区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为主要内容的区域市场，成了全国统一的市场经济赖以建立的基础。可以说，放权式的改革不仅在体制上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背离，而且在释放经济能量方面也走到了它的尽头，因而应了一句古话，“物极必反”，于是“诸侯经济”便蔓延开来。4.1 “诸侯经济”必须向区域经济转变“诸侯经济”最终必然要向区域经济转变，不转变就只有死路一条，这可以从我国经济区域的变化中得到印证。过去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沿用七个大区（即东北、西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来划分经济区，这基本上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协作区。在大区内，过去常常强调要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经济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后来“诸侯经济”的蓝本。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大区协作体系逐渐丧失优势势在必然。于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按照各省区位和经济发展水平划分的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带的说法便流行开来。东中西三大经济带的划分，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中三个不同水平的梯度，对于全国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和产业结构调整起了很好的作用。然而问题是，三大经济带的划分仍然是以省区为基本单位，而且每一经济区内各省区之间并不构成区域经济的必然联系。于是便出现了与东中西三大经济带相关的另一种区域划分方法，即按照对外开放的地理位置将各省区分为沿海、延边和内陆三大块。同样，由于受传统习惯的影响，每一大块内部各省区之间仍然缺乏有机的经济联系。尤其是各省区在开放条件和战略取向上的差异，导致了畸形的“政策优势”竞争，于是促使“诸侯经济”现象逐渐外向化，直至愈演愈烈。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市场经济和经济国际化为目标模式的新一轮改革产生了两种新的跨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区域划分。其中之一是跨东中西三大地带，连接沿海与内陆，以区域共同市场为基础和纽带的大经济区域或经济带，如长江流域经济带、西南大通道经济带、欧洲大陆桥经济带等等。它们以大流域、大通道为轴线形成的经济大走廊为基础，将沿线各省区连接为一个大的经济区域。但是，这些经济带尚未形成共同的产业链，利益相关度尚未超出行政区域内部的分工体系，它们始终难以突破“诸侯经济”的藩篱。另一种区域经济格局目前正在形成之中，这是一种以市场开放度和产业关联度为纽带，以区域要素市场为基础，具有共同经济利益和战略趋向的经济区域，主要是在沿海地区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湾形成的若干经济区域。这些经济区域的共同特征是，都拥有一个产业关联度较高的城市群，和可供相关省市区共享的基础设施和资源配置，具有吸收国际经济要素的共同战略趋向以及十分接近甚至完全相同的地方文化特征。这些经济区域在市场开放和经济国际化方面明显领先于国内的其它省区。但是实际上相对而言，如果将这三个经济区进行比较，仍然可以看到区域一体化水平由南向北在逐渐递减。除了三个区域在对外开放程度上存在差异而外，区域内部的行政区划多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行政区划越多则一体化水平越低。如长江三角洲基本上处于广东省内，因此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共享等方面很少发生摩擦。但是，在争夺资金和产业趋同化方面，各市县之间同样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而长江三角洲地区则存在着二省一市的分割，许多资源共享和产业关连问题就难以得到妥善解决。而还渤海湾地区则更加难以形成较高水平的市场分工和紧密联合，因为在这个地区至少存在着三省二市的分割。由以上不难看出，由于“诸侯经济”现象的存在，即使是在沿海较为开放的经济区，区域经济也常常会表现出它的对立面，表现出经济与行政权力结合的特征，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封闭的、排他的、停滞的经济运行方式。首先，“诸侯经济”的封闭性表现在它把经济主体的活动范围限定在行政区划之内，将投资、贸易、技术创新等最为活跃的经济活动作为政府行为的一部分，主要服务于当地政府的政策目标，从而使得各种市场要素难以按照价值规律和竞争法则进行自由的流动。因此，凡是“诸侯经济”强大的地方，市场经济也必然是微弱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必然受到压抑而无法实现其最大效益。其次，“诸侯经济”的排他性实际上表现为一种垄断性，对市场资源和各种要素的垄断成为某些地方政府近年来常见的行为，由此便导致了各种形式的“资源战”和“市场战”。于是，市场竞争机制在这些区域内不得不让位于当地的各种保护性措施。由于排他的需要，许多省区在同一时期纷纷上马同一产品或发展相同的行业，这些现象屡见不鲜，因而造成了产业趋同和投资规模膨胀。其三，“诸侯经济”的停滞性表现在，它一般是以资源禀赋优势作为其存在的基础的，因为自然资源是最易受到行政权力控制的一种经济资源。然而，岂不知资源优势在国际贸易和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正在不断下降，甚至已不再构成对世界市场的主要增长动因。相反，技术优势、信息优势和管理优势已经明显占据主导地位，与此相关的是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在国际贸易中成为领先增长的产业。显然，“诸侯经济”把控制资源作为自己的优势，其结果只能使当地经济远离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而长期停滞落后，实际上这也是资源的一种最大浪费而且最终必然丧失资源优势。虽然，“诸侯经济”带有某些自然经济、权力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属性，但是在当代中国出现的“诸侯经济”也往往带有一些“改革开放”的色彩。比如，竭力运用政策优惠来“寻租”，或搞一些地区政策倾斜等等。在吸引外资和增加出口的竞争中，各省不惜牺牲重大利益以求得短暂的外汇收入增长。结果，这种带有“改革开放”色彩的“诸侯经济”又往往变成为腐败行为的温床；或者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导致国有资产流失。4.2 区域经济以市场开放和产业关联为特色作为“诸侯经济”的对立面，区域经济是以市场开放和产业关联度作为基本条件，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的特征：首先，区域经济具有市场一体化的整体性。区域经济的核心是区域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各种要素按照生产力发展的梯度指向进行流动，形成能量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是由总体经济实力决定的经济梯度力和由要素实力决定的要素梯度力推动的，从而构成了特定区域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和一体化的产业结构。按照市场规律和梯度推进规律发展起来的区域一体化，必然会打破行政区划对区域市场的种种限制，如投资障碍、资源共享障碍、竞争障碍、技术转移障碍和人才流动障碍等。就现状而言，目前我国沿海的三个主要经济区域都尚未真正打破这些障碍梯度推进的阻力，产业关联度仍然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其中只有珠江三角洲地区受到来自香港的产业转移梯度推进，开始步入了区域一体化的起始阶段。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梯度推进还非常迟缓，旧的产业关联度已经受到削弱，而新的产业关联度尚没有形成。这突出地表现在上海对这个区域的扩散效应和聚集效应还远远没有达到其经济总量所应该具有的能级。可以说，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上海的产业向江浙两省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如果没有大规模的产业扩散，就很难设想形成一体化的区域市场。其次，区域经济具有市场互补的非均衡性。如果说区域经济的整体性在于市场的一体化，那么区域经济的非均衡性就在于市场的互补性。区域内不同部分之间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的差异，是这种互补性的基础。梯度推进实际上正是以非均衡性为前提的。这种非均衡性表现为区域经济的中心和外围、中心和副中心、副中心和次副中心在经济能量上的差距，如信息的传递速度、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劳动力质量、自然资源禀赋、资本的充裕程度、商品产量和存量等等。在产业关联度较高的前提下，这些能级差距正是区域市场发展的条件，对于形成区域分工和合作关系极为有利。相反，在“诸侯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产业结构趋同化则只是表面上的发展均衡，它掩盖了发达地区产业的高度化滞后和落后地区产业的虚假攀升化，导致了不同能级、不同类型的次区域在同一层次内争夺发展空间。第三，区域经济具有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协调性。由于上述两个特征的存在，就决定了区域经济必然是在政府干预和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而不可能是完全自发的自由市场经济。区域经济一体化特征是在跨省区的前提下表现出来的，因而就要求各省区政府必须制定有利于要素跨省区流动的各项政策，甚至实行打破行政区界的经济管理机制。比如在欧共体内部就存在着各个层次的跨国跨地区经济管理机构，有效地调节着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运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性特征实际上意味着各种利益的差别。所以，如果没有政府的利益调节机制，就不可能将这种市场互补关系维持下去。区域经济要求政府必须以市场经济机制为基础，按照要素流动和利益互补的原则，组织规模化经营，实施区域发展战略。这就与“诸侯经济”下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形成了根本的区别。目前，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已经出现了政府跨地区调节的有利条件。如商品价格、劳动力成本和资本收益率的平均化趋势，就为企业在整个区域内寻找较有利的投资地点和政府在整个区域内更合理地配置资源提供了适宜的环境。与区域经济所具有的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协调性相比，“诸侯经济”是格格不入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条件下产生的“诸侯经济”似乎是一个怪胎，它在对内实行封锁的同时，对外却“开放”得可以。由于吸引外资的政策优惠和创汇留成对于地方财政的可观利益，“诸侯经济”在对内封闭的同时，对外却毫不吝啬地实行“开放”。这种 “开放”表现在，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外出口商品和吸引外资流入，不惜一切代价地进行外贸削价竞争和外资优惠政策竞争，即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入外商口袋或者国有企业经营环境严重恶化也在所不惜。开放的“诸侯经济”在宏观上所产生的破坏作用甚至不亚于完全封闭的“诸侯经济”。尤其是在阻碍形成有利于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分工体系方面，这种破坏作用将在很长的时期内难以消除。而区域经济则与此完全不同。4.3 区域经济发展需要政府加以规范区域经济必须是市场经济推动的产物，但它又不是完全由市场自发形成的。在当前国际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工程及产业转移加速的条件下，国内的区域经济只有通过政府的有力干预和宏观调控机制加以规范和推动，才能在利益、规模和产业结构方面得到合理的调整。因此，建立各个不同层次的区域经济协调机构已经迫在眉睫。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广泛借鉴国外各种成功的做法。例如，以重要的生产联合体（欧洲煤炭联营）为基础不断扩大市场开放度的欧共体模式，以重大工程为核心促进地区产业一体化的日本模式，以国家政策倾斜为主推动落后地区发展的意大利南方发展模式（CASSR）和美国阿巴拉契亚模式（ARC），还有欧共体专门进行跨国界和跨行政区划经济协调的区域发展委员会模式，日本在各区域内组建的政府、企业、学者三结合的产业结构评议会模式等等。在中国，还创造了一些比较独特的模式，如长江三峡库区与移民开发相结合的区域经济模式，长江三角洲地区以枢纽港为核心的基础设施联合开发模式等等。各种不同的协调机构的功能虽有区别，但却需要政府出面将跨省区甚至跨国界的经济利益和资源进行有效的组合，逐渐地形成超越行政区划的经济共同体。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目前仍然处于“诸侯经济”向区域经济过渡或两种特征都兼而有之的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中，各种由“诸侯经济”产生的政策寻租、产业趋同、资源外流和互相封锁等现象还会不断出现，只是将逐渐地处于一种弱化的趋势之中。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是一种复杂的周期现象。其发展的规律总是先从短周期开始，再到中周期，最后到长周期。短周期即区内企业的发展变化，中周期是区内产业布局的形成和调整，长周期是区内经济中心的形成和转移。毫无疑问，随着我国的入世和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业必将成为投资主体和市场主体，这将最终打碎“诸侯经济”的束缚，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形成开辟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