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来，唐慧案、冀中星案、临武瓜农案、李天一案、曾成杰案等一系列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人们深深同情受害者的悲惨境遇，为他们曾经遭受的不公正而义愤填膺。这种罗宾汉式的义愤感、同情心、侠义心肠体现了一种“实质正义”、“价值理性”，它们是推动社会改革、是社会趋向于公平正义的基本动力。一个社会如果丧失了这样的道德感与激情，就没有希望了。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值得赞许的东西。比如，人们基于自己的义愤感、同情心，以及对受害人的补偿心理，有意无意地去遮蔽一些东西，不愿去看见、去相信一些不利于受害人的真相，而宁愿去相信、或者参与塑造受害人的与事实有出入的正面形象。这就忽略了事实的复杂性与人性的复杂性，造成一种“好人”与“坏人”非此即彼的对立幻象，进而产生一种群众运动式的道德审判。 在中国当代的社会现实状况下，应该说，这种群众运动式的道德审判，很多时候是种无奈之举，有其合理性。但是，主导这种道德审判的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却是旧的斗争哲学思想的传承，是传统中国道德代法治的思维方式的传承，任其泛滥，虽能逞一时之快，却不利于法治社会的真正实现。也就是说，人们的道德激情，固然值得赞许，但它们如不能被程序正义的思维方式驯化，如不被纳入现代法治的思维与行动框架之内，我们就很难走出传统模式的治乱循环，真正进入现代社会，建成持久的公平正义。 道德审判与法治精神有相悖之处 道德审判与司法审判的区别在哪里呢？ 道德审判的基本特点在于，它在“审判”前已预设一个立场，从这个立场就能推演出结果。也就是说，“审判”的结论就包含在立场中，结果就包含在前提中。这样的“审判”过程其实是封闭的，是演绎性的，比如像“白天鹅是白的”这样一个演绎命题，“白的”作为结论其实已经包含在“白天鹅”这个前提中。 而真正的司法审判则不是演绎性的，而是归纳性的。现代司法审判的一个根本要求是不能预设立场，被告在正式判决有罪前不能被作为罪犯看待，他仍旧享有各项权利，一定不能把“嫌疑人”与“罪犯”混为一谈。司法审判的过程是开放的，控辩双方不断挖掘、搜集对自己有利的论据，在法庭上进行公开抗辩，是事实的复杂性得到充分展现，在这个基础上，得出审判结论。 司法审判的过程，有严格而复杂的程序，要由法官、律师等经过训练的专业人士来主持操作。司法成为一项职业，正式因为人们充分认识到了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人性的复杂性，要在幽深的人性与复杂的事实中找到公正的平衡点，不是单凭一点道义热情与道听途说的传言就能达成的。 道德审判根植于社会关系非常简单的传统小农社会。如中国传统社会以礼教治国，父母官把“三纲五常”这几条简陋的道德规则灵活运用，就大致能够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与公正了。而专业性的法治技术与设施主要是复杂的商业社会、城市生活的产物。在商业社会、城市生活中，各种经济、人际交往活动频繁而复杂，人口流动性高，社会自由度高。在这样的社会中，人性也不像传统小农社会、熟人社会下那么简单、淳朴，而是愈发复杂、幽深。在这种复杂的社会事实与人性状况中裁断、维持社会公正，必须要有专业化的法治技术与设施。权利意识、法治观念萌生于古希腊、古罗马，正是因为古希腊古罗马相比于中国古代，商业贸易发达，城市经济繁荣，市民化程度深得多。 近几十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中国社会早已走出小农时代，向成熟的商业社会蜕变。由于种种原因，当代中国法治体系尚不健全，社会公正问题严重。司法公正缺位，道德审判就借助网络、媒体的力量风行一时。但道德审判同我们真正需要的现代司法审判毕竟不同，甚至是有冲突的两种思维方式。 在道德审判中，如果任由道德激情信马由缰地宣泄，缺乏合理规制，它甚至可能变成妨碍法治的力量。比如在唐慧案中，如果唐慧女儿当时未被限制人身自由，如果嫖幼行为在当地民间具有一定的传统普遍性，那么在舆论压力下判处数人死刑是否有过重之嫌？在李天一案中，满腔怒火的公众是否因为李天一的背景、身份而产生“对人不对事”的偏差？再比如在机场爆炸案中，联系到厦门陈水总案，人们对冀中星悲惨遭遇的同情，是否能使他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得到豁免？等等。 道德审判简单、粗疏，不够精确，有时候甚至很武断、粗暴，它能够促成正义，但也会遮蔽真相，在促成某种正义的同时牺牲一些人的正当利益，这与现代法治精神是不相符合的。
以邪恶对抗邪恶的误区 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由于受20世纪极端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在道德审判中，很多人，尤其是一些为受害人鼓与呼的积极分子、公益人士，往往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为了达到为受害人伸冤的目的，尽快建成一个公平正义、河清海晏的社会，在目的正当的前提下，可以选择性地利用材料来动员民意，可以主动遮蔽一些不利于受害人的真相，可以对受害人进行一定程度的包装、形象塑造，甚至可以通过做假、撒谎来争取民意支持。 为达成所谓正当的目的而不择手段，以目的的正当性来说明手段的正当性，这种做法，在中国传统儒家道德体系中是不被允许的。儒家“仁义礼智信”的要求不仅是对目的的要求，也是对行为本身的要求，“不义”的目的与“不义”的手段都是儒家伦理所拒斥的。基督教伦理也是如此。如圣经“十诫”中讲“不可作假证”，这是一条近乎绝对命令的戒律，即使法庭上那个被告是你所痛恨的恶人，你也应该诚实，不应为了使其尽快受到惩罚而做假证。 以目的的正当性来说明手段的正当性，以恶的手段来达成所谓善的目的，这种做法在20世纪的纳粹主义等极权运动中被正大光明化。极权运动中，人们为了达成某种金光闪闪的目标，而歪曲历史，互相构陷、背叛乃至杀戮。但历史证明，这是一场社会的浩劫，人性的浩劫。 以邪恶的手段对抗邪恶，是一条危险的、陷阱重重的道路。沉溺于邪恶的手段，不论目的是否正当、善良，几乎都注定要被邪恶吞噬。如哈耶克所说：“以目的说明手段的正当性这个原则，是对一切道德的否定”，一个人一旦同意这一原则，那么“他的良心不许可他做的事是没有的”。这也正是世界各大宗教、主流文明给我们的共同的教诲。 再进一步，目的与手段的上述关系，也可以被置换成“公德”与“私德”的关系。私德好的人不一定公德好，但如果公民徒有公德心，而私德败坏，那么我们能否建成一个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也是可疑的。如果一个人在私人领域道德败坏、无情无信，却整天关心国家大事，要救国救民，这样的人其实是利欲熏心的野心家，由他们来治理国家，不过是又一个“打天下”的轮回。 回到本文的主题，在中国当代的特殊情境中，对道德审判运动中的当事人以及那些有”献身精神“的人物，我们不便苛责他们的私德，也不便苛责他们或者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手段。但每个人都应该经常自省，对前人曾犯过的错误应保持一份警惕，尽量忠于事实，忠于真相，避免陷入以邪恶对邪恶的泥淖之中，这也是有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