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戾气丛生，一连串负能量事件及随之而来的网络激辩让公众感知到了这个社会情绪逼人的温度。 从对曾成杰执行死刑的质疑，到唐慧劳教案二审宣判，网民的不信任感已在酝酿，而让瓜农“突然死亡”的那只秤砣，成了压倒一切的感情砝码。鲜血淋漓的画面，刺激着人们油然而生的同情，汇集放大成汹涌的舆情，不可遏制地推向高潮，官媒第一时间关注，社交网络再度火爆，网络大V、意见领袖不失时机发声……案情引爆舆情，舆情冲击案情，成为当下涉案事件的真实写照。 与此同时，暴力事件似乎并没有因为对“无法无天、滥用暴力”的指责而降温，却突然爆发，接踵而来，伤及无辜，更加惨痛。精神病人北京大悦城前持刀杀死两路人，山东残疾人冀中星在首都机场拉响火药，第二天，马连道超市门口4人倒在刀下，一位妇女不治，一名2岁儿童还躺在ICU病房。当人们还在惊恐地质问：现在的人这是怎么了？23日，广西一男子又闯入东兴市计生局，持刀行凶，2死4伤。如果加上六月厦门陈水总公交纵火案47死34伤，这些让人震惊的数字同样代表着鲜活生命，足以触发人们的深省与反思。 舆论的同情能否完全免责？ 一贯自命为“代表民意”的舆论，能否对这样的现状完全免责？ 诚然，每一起事件背后都有长期而复杂的原因，但如此集中的暴力事件突发，当下一面倒的情绪化言论，以“以暴易暴”为暴力行为辩解开脱甚至同情喝彩的不负责行为，不无干系，至少是一大诱因。 个体的同情如果形不成舆论，影响毕竟有限，而在现代信息社会，一旦通过 “技术赋权”，网络具备了左右社会氛围的可能，发言者就不能不考虑话语的社会后果，不能不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从语言暴力到现实暴力，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对于本就心理脆弱的群体尤其如此。
一人之死，引发众人之殇，这样的现实恐怕也是此前那些自认“伸张正义”的意见领袖们始料未及。一个利益多元的社会，不同群体、不同个体各执一词、有所冲突，并不罕见。面对复杂纠纷，如果外部能及时提醒司法是定争止纷的合理途径与必经程序，如果舆论能公正地批评任何超越法律的暴力，既反对城管、治安员的过度执法，也批判偏执于个人诉求而以他人生命、公共安全为祭品，那上述“杯具”也许就不会如此频繁发生。但遗憾的是，当下这样的“执中之论”显得微弱，个体情绪的总和，形成的是偏激的氛围，而不是集体的理性。 血的事实提醒人们，负责任的言论要看到一个矛盾社会的全貌，而不只是一味纠结于个案，这才是舆论应有的功能。因为，舆论是对社会现实的一般性评价与整体判断，而个案的解决，法律才是唯一可能得以公认的出口。 公平正义，不但在于合理解决个体的矛盾，同样需要保证社会的整体安全。让法律的归法律，舆论的归舆论，各司其职，彼此敬畏吧。 无条件的同情并不能导出正义 为什么现在的舆论总能被情绪所轻易引导？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抛开个别推波助澜的人士的个人经历、价值取向、思想偏好、政治见解、体制认同不论，对于一般性附和支持的群众而言，同情是他们朴素的情感出发点，也是理直气壮的道德高地，哪怕，对弱者一方的同情可能忽略掉了某些法律和事实。 唐慧女儿案判2人死刑，4人无期，一人15年，被告赔偿20万元；邓正加先案行赔偿89.7万元，依法尸检后即刑拘6城管，刑事司法调查还在展开；冀中星两次“证据不足”败诉后，得到过10万元救助。法律并非无所作为，但因为他们的弱者地位，其个人诉求也更多地博得了公众的同情。 社会价值的判断标准因感情而倾斜和偏移，如果这种同情被其他人误解为一张社会声援的空白支票，后果就难以控制也无法预料。罗曼·罗兰说过：“与善人行善会使其更善，与恶人行善会使其更恶。”即便是行善，也是有前提、看条件的，并不是一味盲目行善就天然地等同于正义。 是非真相，而非身份与境遇，是正确同情的前提，在现代法治社会，这个前提和标准本该是法律。法律包含了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提供了出示证据、认定事实的合理程序，然而，在文化传统和思维惯性影响下，中国社会心理还未能完全符合法律理性的要求。 孟子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乃人之“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由同情而推导出是非标准,这种伦理价值结构深深地影响着国人。2000多年前，身处一个还需去论证、构建和确立社会伦理与规则的时代，孟子就探索以感性自觉去实现理性的判断。那么，已经步入21世纪现代社会的我们，难道还不假思索地把同情与恻隐等同于是非正义？ 舆论的伦理取向是社会伦理认知的一部分，甚至是社会道德思维的集中反映。对于有能力影响公众意见和舆论导向的人而言，这不但是个社会责任问题，还是一个个体智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