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岁之前，他没有穿过一双像样的鞋子，没有一件新衣服。为了让孩子过年的时候能够吃上一点肉，他和三个哥哥一起被逼上了创业之路。养鹌鹑，他们做成了世界第一。改行做饲料，又成为中国饲料大王。不管生意做得如何大，他始终小心翼翼地坚守自己的主业。
这位被称作“内地首富”的人有两个特点：学习和专注。比常人更加坚持学习和更加坚持专注。
他喜欢吃麻婆豆腐和回锅肉。只要待在成都，中午便会乖乖地回家吃妻子做的饭。平日里，他最主要的工作餐是盒饭。除此之外，他还习惯和各部门基层员工在集团餐厅共进午餐。他吃饭速度很快，饭盒中不会剩下一粒米。
他不喜欢穿西服，身上的T恤衫和休闲裤加起来不过几十块钱。
他原来的座驾是一辆桑塔纳，最后下属实在看不过去，逼令他换了辆奔驰。每次坐飞机出行，他也只坐经济舱，当然机票最好是打折的。
他的发型十几年来没变过，是那种花几块钱就可以理的自然式。十多年来，他一直去同一家理发馆理发。
他把自己比作不会喝酒、不会抽烟、不会跳舞、不会打麻将、不会对明星和名牌感兴趣的“二百五”。
他一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生活的主色调就是学习。无论和谁交谈，他都会拿出随身携带的本子，碰到有用的便往上记。
他没有架子，从来不骂人，脸上永远带着温和的微笑，说话的时候他非常注意措辞，从不会让人听了感到不舒服。基层员工见了他不会感到有压力。
作为一代巨富，刘永好除了名气之外，普通得实在不能再普通了。
同样不普通的还有他的学习能力和专注精神。
20岁之前，他没有穿过一双像样的鞋子，没有一件新衣服。为了让孩子过年的时候能够吃上一点肉，他和三个哥哥一起被逼上了创业之路。养鹌鹑，他们做成了世界第一。改行做饲料，又成为中国饲料大王。不管生意做得如何大，他始终小心翼翼地坚守自己的主业。
22年前，你们4兄弟凑了1000块钱开始创业，如果用做投资，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0万元。假如现在你的财富突然间一夜蒸发，你认为你还能东山再起，再度成为中国首富吗？”
面对《人力资本》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刘永好轻轻抿了抿嘴，沉吟片刻，然后挺直身子，直视着我们，一字一句地说：“其实，这20多年的磨练对于我来说，拥有了多少财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拥有了创造这些财富的能力！假如我这个企业什么都没有了，我的所有财富都消失了，但是我的自信还在，我的见识还在，我的这种经历和能力还在，我可以重头再来。对于我来说，自信和勤奋是无价的。”
说完，他摊开一个很大的笔记本，记下了这个问题，脸上露出敦厚的笑容。这是刘永好的习惯，无论和谁交谈，身边都不离一个本子一支笔，碰到有用的东西就往上记。
在刘永好身上，有两项特质：第一，他非常非常地爱学习，只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方能不断进步，方能跟得上社会大环境和企业小环境的变化，有能力和知识面对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挑战；第二，他非常专注，主业一直专注于农业，并在这个领域内做深做广。中国有9亿农民，他帮助农民兄弟挣钱，然后再挣农民的钱。这两项特质最终成就了内地首富。
白手起家成为鹌鹑大王下乡插队，了解了真实的农村
20岁之前的刘永好没有穿过一双像样的鞋子，没有一件新衣服。
1966年，作为年仅15岁的红卫兵小将，刘永好为了跟着老师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特地挑了一件家里最好的呢子衣服。衣服是父亲1949年土改的时候在地摊上买来的，据说还是英国进口的毛料，在父亲和三个哥哥手中辗转了17年后到了刘永好的手中，早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样式也改了不知道多少遍，刘永好把它当成了宝贝。
毛主席见到了，刘永好渴望着赶快进入共产主义。因为母亲告诉他，只要到了共产主义，“一周吃一次回锅肉，两天吃一次麻婆豆腐”的理想生活就可以实现。但这种理想生活显得遥遥无期。
两年后，17岁的刘永好插队到了成都市郊的新津县古家村，当地没水没电、缺医少药，连一条完整的公路都没有，老乡们都认为这里是一个“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刘永好一天的工分是1角4分钱。
许多年以后，刘永好在和名牌大学的MBA座谈时谈到了这段经历：“我当了四年零九个月的知青，我觉得非常荣幸，因为这段经历锻炼了我的意志，锻炼了我的心态，锻炼了我的身体。在农村能够学到很多东西，使我了解了中国的农民，了解了中国的市场，懂得了艰苦创业，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课，是一定要上的。”
第一个梦想泡汤了
1980年春节，二哥刘永行为了让自己四岁的儿子能够在过年的时候吃上一点肉，从大年初一到初七，在马路边摆了一个修理电视和收音机的地摊。短短几天时间，他竟然赚了300块钱，相当于10个月的工资！
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兄弟们的心里炸开了花。刘氏四兄弟一商量：“既然能靠修理无线电挣那么多钱，我们是不是可以办一家电子工厂呢？”
中国历来就不缺乏有想法的人，但是却极度缺乏将想法付诸实践的人。说干就干，这是刘氏兄弟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对于学计算机的老大刘永言、学机械的刘永好以及会修理家用电器的刘永行来说，生产电子产品并不是难事。很快，中国第一台国产音响横空出世，起了个名字叫“新意音响”。
刘永好拿着音响来到乡下想和生产队合作，他们出技术和管理，人家出钱，工厂一人一半。没有想到，这个事情报到公社之后，公社书记一句“集体企业不能跟私人合作，不准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让刘氏兄弟们的美梦胎死腹中。
24年后，在向《人力资本》记者谈及这档子事时，刘永好仍然感到无限惋惜：“我们失去了一次机会，我们的音响只能成为了我所在学校校办工厂的一个产品。后来，这个产品为学校创造了一定的价值，居然还被评为省级科技成果。如果当时我们做音响的话，现在我们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电器大王，说不准的。”
回农村养鹌鹑去！
音响虽然没有做成，但是，创业的强烈愿望却被点燃了。当“万元户”成了刘永好的新理想，那是1982年。做什么呢？搞音响投资大，何况还有那么多条条框框；而搞养殖业不需要很多投资，技术含量低，自己也熟悉，那就从养殖业开始做起。于是，在左邻右舍鄙夷不屑的议论声当中，刘永好和兄弟们在自家的阳台上养起了鹌鹑。
鹌鹑越养越多，下的蛋也越来越多。每天下班回家，刘永好和二哥刘永行就骑着自行车沿街叫卖，偶尔碰到自己的学生，难免面子上有些挂不住，但钱包毕竟鼓了起来。刘永好兄弟们一商量，干脆去古家村办一个良种场吧。
别的问题可以毫无顾忌，但是政治觉悟一定要有。为了确保自己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拉社会主义后腿”，刘永好跑到县里找到当时的县委书记钟光林，问回乡创业“要不要得？”
“没啥子问题嘛！”钟光林很开明，但是书记毕竟是书记，讨价还价意识还挺强，紧跟着提了一个条件：“你们要带起10户专业户。”
这个没有问题，刘永好也是这么想的。自家没多少钱，吃了定心丸的兄弟们马上向银行申请贷款1000元，结果当头便是一盆冷水，银行不贷！1000元钱对于银行不算个大数，对于刘氏兄弟们却不是个小数。
四人变卖了手表、自行车等家中值钱的物件，凑起1000块钱。许多年后，每当过春节，刘永好就找个地方躲起来，不是躲债，而是躲是银行。地方工行、农行还有建行的老总都拼命想请刘永好吃饭，但刘永好已经不再需要贷款了。
三哥陈育新（刘永美）率先“停薪留职”，下乡当起了“育新良种场”的场长。为了保险起见，刘永好和大哥、二哥决定随后再跟进。“良种场”的主营业务是孵小鸡、养鹌鹑和培育蔬菜种。没有孵化箱，他们到货摊上收购废钢材，然后到工厂租用工具自己来做。为了建厂房，刘永好从成都买回一拖拉机旧砖，由于道路狭窄，拖拉机无法进村，旧砖被卸到了两公里之外。刘永好带头，几个农民兄弟帮忙，手抱肩扛，愣是把一车砖给搬了回去。那一天是1983年的12月8日，非常冷的一天。当我们重新向他提起这个日子的时候，刘永好显得兴奋异常：“你们好厉害啊，我差点都忘了！”
有些事情容易忘记，有些事情却很难忘。1983年底，兄弟们一盘点，这一年育新良种场孵鸡5万只，孵鹌鹑1万只，并带出了11个专业户。哥几个兴奋异常。
灾难降临
天有不测风云，转过年来，一场“灭顶之灾”骤然而至。
1984年4月的一天，资阳县的一个专业户找到他们，一下子就下了10万只小鸡的订单，这可是笔大买卖！被冲昏了头的刘氏兄弟马上借了一笔数额不少的钱，购买了10万只种蛋。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2万只小鸡孵出来交给这个专业户之后不久，他们便听说这个专业户跑了。他们去追款，发现交给这个专业户的2万只小鸡，一半在运输途中闷死了，一半在家里被大火烧死了，对方已经是倾家荡产。
“下单的人已经跑了，他老婆跪在地上，让我们饶了他。看到这样子，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但剩下几万只小鸡马上就要孵出来，而我们又没有饲料，这时候又是农忙时节，农民不会要，借的钱又要马上还，我们真的是绝望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刘永好的语气中还是透露出一丝悲凉。
走投无路之下，兄弟们一碰头，商量着究竟是从岷江的桥头跳下去，还是隐姓埋名远遁新疆。那次会议，真有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感觉。最终，他们决定留下来，不逃、不躲，正视并解决这个问题。
想来想去，既然农民不要，就把种蛋和小鸡卖给城里人。于是，兄弟四人连夜动手编起了竹筐……
刘永好带着鸡仔去农贸市场卖，一竹筐鸡仔加一个瘦弱的人，撑死了也占不了多大地方。但农贸市场上的商贩们一个个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彼此寸土不让。刘永好初来乍到，想在他们的身边安营扎寨，门都没有！磨蹭了一天，他也没有找到安身之处。但是，鸡仔是不能带回去了，晚上向一位好心的大爷借了一个板凳，坐了一宿。
人就是这样，没有逼到分上，谁都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当你坚持到不能再坚持，执著到不能再执著的时候，事情也就成了。第二天，刘永好终于靠自己的诚恳得到了一个地方。这一天，一竹筐的鸡仔总算是卖完了。
其他的兄弟和刘永好一样，连着十几天，每天都是凌晨四点就起床，风雨无阻，蹬3个小时的自行车，赶到20公里以外的农贸市场，再用土喇叭扯起嗓子叫卖。连他们也没有想到，虽然身上掉了十几斤肉，下雨天里摔得跟泥猴一样，但8万只鸡仔竟然全部卖完了！
从受人尊敬的人民教师到被学生看不起的市场小贩，刘永好经历了商业人生的第一次磨难，直接的结果是心理逐渐走向成熟。说好听的，他的内心从此变得坚强起来；说不好听的，他的脸皮从此变得厚起来。无论是内心的坚强还是脸皮的增厚，都是在那样一个年代奋起成功的人所必备的条件。
世界鹌鹑大王
创业初期的第一次危机虽然化解了过去，但是兄弟们的士气却大打了一个折扣，他们消沉了几个月，业绩也停滞不前。关键时候，还是老大刘永言的一席话起了作用：“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内心的激情被重新点燃，他们重新鼓起斗志，决心将“小”鹌鹑养“大”，将这条路扎扎实实走下去。
大学生出身，四兄弟专业各有所长，抱团养小小的鹌鹑，“高射炮打蚊子”的效果自然不一样。无论学到什么最新的技术，哪怕听起来是“天方夜谭”，他们也愿意尝试。不久之后，他们开始用电子计算机调配饲料和育种选样，并且摸索出一条经济实用的生态循环饲养法：用鹌鹑粪养猪、猪粪养鱼、鱼粪养鹌鹑，使得鹌鹑蛋的成本降低到和鸡蛋差不多。
到了1986年，育新良种场已经年产鹌鹑15万只，鹌鹑蛋不仅贩卖到国内各个城市，而且冲出亚洲走向了世界。刘永好则在这个过程当中实实在在地显露了他的销售才能。
“当时所有的鹌鹑和蛋都是我卖出去的。”刘永好显得十分得意，“一开始，我在成都青石桥开了一个鹌鹑蛋批发门市部，后来生意越做越大，我们又在成都最大的东风农贸市场开了一家奇大无比的店，每天都堆放着数十万只蛋，近的是重庆、西安，远的是新疆、北京，还有老外的订单。那时候，我们成了全国鹌鹑蛋批发中心，我们已经把鹌鹑养到了所能达到的最大的目标。在我们带动下，整个新津县有三分之一的农户养鹌鹑，最高峰的时候全县养了1000万只鹌鹑，比号称世界鹌鹑大国的德、法、日还要大，我们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鹌鹑大王和世界鹌鹑蛋大王。”刘永好喜笑颜开，眼里闪着调皮的光芒。
1986年，刘氏四兄弟决定用一个充满美好前景的词来重新命名自己的养殖场--“希望”。
壮士断腕成就中国饲料大王价格战血拼正大
俗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父”。一向聪明过人的刘氏兄弟也有犯“糊涂”的时候，他们把自己养殖鹌鹑的技术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新津县的养殖专业户。1987年，新津县的养殖专业户小兵团作战，使用刘氏兄弟的饲料和农具，在孵化率、产蛋率和饲料转换率三项指标上都比刘氏兄弟高出2%到3%。在家禽养殖和家禽饲料方面，刘氏兄弟不愿意和身边的农民兄弟短兵相接，以免造成两败俱伤。这时候，他们想到了将产品升级，转战猪饲料市场。
当时，有一家名为“正大”的外资饲料公司（就是著名的“正大综艺”节目的赞助方），已经占据了中国猪饲料市场的半壁江山。“正大”在成都投资一亿元建了一家饲料厂，虽然价格奇贵，但因为对猪的增肥效果奇好，所以，农民购买“正大”饲料还需要排长队。有些农民问刘氏兄弟：“你们为什么不生产和正大一样的猪饲料呢？”
正中下怀！1987年，希望饲料公司在古家村买了10亩地，投资了400万元，建立了希望科学技术研究所和饲料厂，又投入400万元作为科研经费，找了国内外一批专家进行研制开发，同时将10万只鹌鹑全部宰杀。2年之后的1989年，“希望牌”1号乳猪全价颗粒饲料推出市场，擅长销售和市场推广的刘永好开始将自己的销售和广告“玩”大。
谁能想到，被称为城市“牛皮癣”的“小广告”，开山鼻祖竟然是中国首富刘永好。从卖鹌鹑蛋开始，刘永好就积累了一整套散发张贴小广告的经验。“希望”牌饲料一面世，刘永好马上带着自己的小广告下了乡。
“我租了一台刻印机，请一个写字好的朋友写好广告语。创意是我做的，稿子是我写的，刻是我找人刻的，贴是我自己贴的，每家每户猪圈都贴上了我们的广告。后来我们又做墙头广告。我们喊的口号，最开始是‘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后来是‘吃一斤长一斤，希望牌奶猪饲料就是精’。那个时候，这种广告方式成本低，效果特别好。”
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希望”牌饲料的销量就追上了“正大”，“希望”饲料的质量不比“正大”差，每吨的价格却便宜了60块钱。
面对“希望”的不断蚕食，“正大”急了。“正大”每吨降价20元，“希望”也降了20元；“正大”咬了咬牙，再降100元!“希望”干脆降价120元！一时间，“希望”牌饲料的销量狂涨了三倍！刘永好的市场营销策略打得“正大”既没有招架之功，又无还手之力。最后，“正大”主动找到“希望”，双方达成了协议--“希望”以成都市场为主，“正大”以成都之外的市场为主。这实际上宣告了“正大”退出了成都市场。
经此一役，奠定了“希望”牌饲料在中国猪饲料市场的霸主地位。许多年后，正大集团总裁谢国民参加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央视邀请刘永好前去作为嘉宾。下属们觉得要给昔人的手下败将当“绿叶”，非常没面子，但刘永好却力排众议，“正大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好好向人家学习！”
理清家务事
“清官难断家务事”，但在刘家没有难断的家务事。创业阶段，刘氏兄弟很少有不可调和的分歧，偶而有几次，母亲大人在世的时候，最终由她来决断；母亲去世后，老大刘永言说话比较有分量，兄弟们的性格都是尊重真理，有事坐下来谈，谁有理听谁的。刘家有四个媳妇和一个女儿，创业之初，四兄弟便开了一个“大男子主义和霸权主义味道十足”的会，一致通过了“让各自媳妇回家看孩子，今后不得参政议政”的决策，刘家内部没有乱七八糟的事。家和万事兴，从这一点来看，刘家兄弟不赢都没有道理。
1992年，中国第一个经国家工商局批准的私营企业集团--希望集团，在希望饲料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了。集团成立不久，按照兄弟四人的价值取向和各自特长，刘氏产业被划为三个领域：老大刘永言向高科技领域进军；老三负责现有产业运转，并且开拓房地产；老二刘永行和老四刘永好一起到各地发展分公司，复制“新津模式”。产业明确之后，就该划分产权。刘氏兄弟的分家实在“太不精彩”，兄弟四人丝毫没有在“创业之初投资多少”和“创业之时作用大小”等方面斤斤计较，他们选择了最简单的方式--平均划分资产，兄弟四人各占整个产业25%的股份。就这样简单，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而这正是成功的企业家和不够成功的企业家非常不同的一个地方。
刘永好和二哥刘永行在希望集团的合作堪称是最完美的组合。刘永行擅长内部管理，刘永好擅长对外公关与谈判。1993年，第一次产权明晰之后，在5月份，仅用七天的时间，兄弟俩人便横跨湖南、江西、湖北三省，签下建立4个饲料场的协议。这一年共建立起10家饲料场，个个盈利。到了1994年底，希望集团在各地的分公司已经发展到27家。
爱学习也不一定就是“好事”。刘永好和刘永行两人都是学习的高手，一个班里两个好学生，都想当班长，怎么办？几年过后，刘永行对外交流的潜质激发了出来，而刘永好的内部管理功底也更加成熟，原本互补的能力和风格开始在企业决策方面产生了分歧。而此时面对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环境不允许希望集团发生在战略和决策上的重大失误，就是没有及时执行好战略和决策也会贻误战机。一座山上呆着两只老虎终究是一件麻烦的事情。终于，在1995年3月的董事会上，两只老虎开始讨论各自“占山为王”的事。
根据刘永好的建议，这次董事会完全在“绝密”状态中进行，只有刘氏兄妹五人参与决策，对各自家属都保密。最终，经过董事会通过，从1995年4月13日开始，总部所有下属分公司的资金与资产全部冻结，不允许公司间流动，也不允许总部调拨。仍然是“资产平均分配”原则，全国27家分公司一分为二，划为东北与西南两个区域，刘永好坐镇西南，刘永行掌控东北。1995年5月15日，刘永好和刘永行在董事会文件上正式签字。文件正式规定：两个片区禁止跨区域开拓，干部的互相流动必须得到双方的认可，董事会今后的开支不得在集团报销。从此之后，创业期间产权极端模糊的刘氏兄弟在一夜之间划分得清清楚楚：老大刘永言创立大陆希望公司，老二刘永行成立东方希望公司，老三刘永言建立华西希望公司，而老四刘永好成立南方希望公司。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妹妹刘永红，也给了她一部分股份。这可以说是中国企业史上最精彩最完美的“亲兄弟，明算账”。
对于分家，刘永好这样评价：“我们兄妹几个都很优秀，有创业激情，能吃苦耐劳，很多地方都值得互相学习。正是这种互补型的团队组合，保证了原始积累的实现。创业时，我们考虑的是如何不倒下去。企业发展壮大了，面对着金钱、荣誉和掌声，看法就会不一致。两次调整，是从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过渡和规范，是谋求更大的发展。虽然是亲兄弟，也不可能每件事情都磨合得很好，何况每个人都很能干。经过两次调整，有分有合，大家都发展得很好。合的部分是希望集团，作为存量一直都没有变，永行是董事长，我是总裁。在上市公司新希望中，以我为主，大哥永言和三哥永美都有股份。实际上，我们分的只是产业发展方向和地域。”
走出四川，站在中国的高度想问题1993，登上一座高山
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许多改变命运的关键时刻和关键事件，我们把它称作关键点。当我们问及刘永好的关键点是在什么时候？他回答说是在1993年。他说这一年命运对他格外地垂青，他站上了一个更高、更宽、更广的学习平台。
是年3月，他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界推选出的政协委员，出席了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第一次站在人民大会堂讲台上发言，“私营企业有希望”的标题刚念出口，台下就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10月，作为来自企业界的惟一代表，他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开始和全国的企业家成为了朋友。11月，他赴港参加第二届世界华商大会，作为大陆首次派往这个国际盛会的代表，刘永好又开始和来自全球的企业家们交起了朋友。
身份的变化，使刘永好的人生舞台一下子扩大了不知多少倍。这对于一向擅长外交的刘永好来说，真的是如鱼得水。在极短的时间之内，他的身边便汇集了大量的人脉资源，而这个条件却不是每个企业家都能够幸运地遇到的，刘永好深知这一点。
“作为工商联副主席和政协委员，我有机会接触到中国很多优秀的企业家和专家，通过沟通和交流，我的视野更加开阔了。这就像是爬山，过一段时间爬上一座更高的山，就能够看得更远一些。现在我已经不是工商联的副主席了，因为按照规定，我只能担任两届。不过，我现在还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的负责人，仍然有很多机会和国家经济界的专家人士讨论求教。对于国家宏观经济的状况研究多了，想问题才能更加深刻。”
“事事留心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无论是在企业界、学界还是政界，与其说刘永好交了很多朋友，不如说刘永好认识了许多老师。一向谦虚谨慎的他将众多智囊纳入他的“知识库”，随时需要，信手拈来。所以，不是一个刘永好在治理企业，而是中国各个领域最优秀的专家在帮助他治理企业。
参股民生银行
1993年，刘永好与41位政协委员共同提案，希望成立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家投资，主要为民营企业服务的银行。这促成了两年后中国民生银行的成立。
1996年1月12日，中国民生银行在北京正式挂牌，经叔平任董事长，刘永好为副董事长。1999年5月起，刘永好用了一年的时间，动用资金1.86亿元，完成了对民生银行一些股份的收购，持股量达到1.38亿股，成为占股比9.99%的第一大股东。与他同台竞争的是东方集团张宏伟、万向集团鲁冠球，以及万通集团冯仑。
关于民生银行，其实还有一段趣话。当年刘氏兄弟创业的时候，银行连1000块钱都不肯贷给他们。于是有人戏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10年之后，刘永好就要捣腾出一个民营银行和国有银行抢饭碗。当然，这只是说笑。但是，刘永好后来去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跟世界500强的企业讨论的时候，有一位企业家给了刘永好一个忠告：一定要注意，银行的钱不好用，银行就是在你不缺钱的时候给你钱，最缺钱的时候使劲把你往崖下推的那个人。刘永好当时的感觉是“于我心有戚戚焉”。实际上，就连自己占大股的民生银行，刘永好也没有贷过一分钱的款。
资源掌控在自己手中而不去运用，这是无形的浪费。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为所欲为，那又成了冒险。审时度势，正确地运用手中的资源，这才是最英明的人应该做的事。对于刘永好来说，左手握着政治资源，右手捏着企业资源，不该做的事情，他一件都不做，该做的事情，再困难也要做下去，这才是中国企业界最缺乏的“大智慧”。
二十年屹立不倒之原因和我同期的企业幸存的不多了
刘永好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刘永好没有正面回答，顾左右而言他，说了下边这段耐人寻味的话：
“80年代中期，我就开始出席一些国内企业家的活动。到了90年代出席这些活动时，已经有了一些变化。现在再出席企业家们的活动，变化就非常大了。是什么呢？原来跟我们一起开会的朋友越来越少了。到哪里去了呢？有很多原因，有的不干了，有的去世了，有的倒闭了，有的被抓了。现在看看在一起开会的企业家，原来的已经不多了。前几天，我见到万向集团的鲁冠球，我非常尊敬他，也很佩服他，他见到我也非常地高兴。他比我们还要早，脚踏实地从乡镇企业做起，后来转为民营，现在他们的企业在管理和技术方面已经非常专业化。我们聊了半天，也感慨了半天，我们两个人非常有同感：我们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企业家，不多了……”
“做企业，就好像综艺节目中的孤岛生存游戏。有些人怕吃苦，倒下去了；有些人在独木舟上行走，没有踩好，倒下去了；有些人关键时候跑不动，被老虎、狮子吃了。总之，竞争就是这样的，适者生存的游戏规则是明确的，所以应该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倒下去也没有什么可惜，因为他知道自己坚持不了。现实社会中有很多例子，从独木舟上翻下去，下去了就是下去了，再翻过来非常地难。”
欲速则不达刘永好认为自己还不算是成功。那么，做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比较成功呢？
“成功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有很多企业都说，我们要在多少年内达到世界500强，我听到很多这样的话。在15年前、10年前、5年前，我都听到过这样的话。可是，现在说这句话的企业都已经没有了。越是要达到世界500强，倒下去的速度就会越快，你朝着这个目标不是脚踏实地去做的话，往往就奠定了失败的基础，失败的可能性就会更大。毕竟，你在进步的时候，别人也在进步。
“1995年开政协会议，我们被邀请到一位大老板那里去，他给我们指点江山。他讲，‘我们企业每年的增长速度是10倍，多少年之后我们就可以达到世界500强。’他在上边讲，我们这些企业家在下边算，不得了，10年之后，这个企业能把地球买下来！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企业不会活多少时间。果然，没有多久，这个企业就没有了。”
“任何一个企业都会有一个生命的周期，不可能想象出一个企业的生命周期是1万年。到现在世界上最好的企业不过几百年，不得了了！因为变化太大了，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做得好一些，更强一些，做得时间更长一些。怎么样保证我们的公司生命周期更长一些呢？那就需要我们这一批人前赴后继地去努力。”
刘永好如是说，他会给自己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吗？……
通用的杰克·韦尔奇画了四个象限，将人才分为德（品德）能（能力）型、只德不能型、只能不德型、不德不能型。第一种提拔重用，第二种培养使用，第三种小心使用，第四种坚决不用。对此，刘永好也有自己的心得体会。
创业元老和空降兵
在企业很小、开始创业的时候，家族的色彩是很浓的。没有太多的考虑，绑在一起，要涨一起涨，要沉一块沉。这时候，讲忠诚的话，更多的是对人的忠诚，家族企业就是对老板的忠诚。家族企业做大，要逐步摆脱家族的特色，这个时候要对事业忠诚。
我们公司也有许多人，经常说一些不太顺耳的话，来找我说这个问题怎么样？在私营企业，一般都是老板怎么说，下属怎么做。如果企业完全这么做，这个企业肯定长不大，因为老板的能力是有限的，他的知识、资讯和聪明才智是有限的，他不是最优秀的。所以，企业做到一定大，一定要克服家族制管理，要对企业忠诚，而不是对个人忠诚。比如，老板要做一件事情，有人对老板说：“我做过调查，你这样做不可以啊。”从眼前看，他可能对老板不够尊重，但是，从长远来看，老板最终会感谢他。
另外，要格外注意的是，我们缺什么，就赶快补什么。经过20多年的发展，跟我们一起创业的员工，对公司非常有感情，很忠诚，也非常勤奋，说到哪年哪月做过什么事情，他们有时候都会流出泪来。他们是我们非常宝贵的财富。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仅有这些人是不够的，我们要引进、培养有现代意识的人，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有国外的工作经验的人才。最近，我们引进了一批这样的人才，和我们原来的干部的培养结合起来。
在一个企业待的时间长的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非常强，好管，出大错很少。但是，另外一方面，要做大事，还要适当地引进新人。在一次人力资源座谈会上，我谈到，国外的企业注重效率，讲规则、讲制度。中国的文化讲理解、沟通、协调、中庸，这是孔子的文化。这两者之间究竟哪个好？我们请了一位外资企业的财务总监到我们这边来，他有长期在外企工作的经验，他的管理和思维模式比较规范。我问他为什么还要离开外企到民营企业来。他这样回答我：“到外资企业做，固然比较规范，固然待遇不错，条件、工作环境很好，但是变化不大，三年之后，五年之后，我还是做这个。但是，在民营企业，个人会随着企业一起成长。”所以，在民营企业，固然不谈文化的差异和心理的障碍，对他们未来的发展，要上升的话，还是民营企业。
对于空降兵，有的企业坚决不要，有的企业大量引进，都有成功的范例。我认为，杂交或者优势互补最好。我们自己培养的干部，优势是忠诚、不会犯大错误。但是，他们的视野、效率、对国际的管理规则的掌握要弱一些。我们的空降兵，有相当的素质，对企业比较忠诚，没有跳过很多的槽，老板也很认同。所以，我们在引入空降兵的时候，要做各种调查，跟他的老板聊，跟他的下属聊，跟他相同级别的人谈，看他是不是有基本的“德”。没有德，能力再大也不要；有德，能力不大，犯的错误也不会大；德比较好，能力比较强，最好。另外，就是适应性好不好。因为国外企业的模式，跟我们的管理不一样，需要磨合。在大型民营企业具有长期管理经验的人，我非常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