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他们大多不是在“皇城根儿”下土生土长，但北京从来就认为他们是自己人，在北京他们抓住了灵感和机会，获得了成功，他们无一例外地成为世人眼中的“成功人物”，但他们又异口同声对自己的“光环”轻描淡写，不是故弄玄虚，而是见识过山水之后，他们知道山还是山，水还是水。中国人喜欢敲警钟：富不过三代。西方人很乐观：三代造就一个贵族。“富”的长久尚且不易，“贵”，当然更非轻易可以养成。
热爱事业，享受生活，关注社会，新一代的企业家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由富转而求贵，因为，英雄向来不问出处。
有钱有闲有空间，北京“新贵”是怎样炼成的
一个人拥有财富并不能成其“贵”，如何才能由“富”转而达到“贵”，中国新一代的企业家们正在身体力行着，不断迈进，要把自己锻炼成一个“贵”人。
北京有故宫，还有四合院；可以藏龙卧虎，也能容纳三教九流。北京，曾经养育过世袭几代人“旧钱”的“皇亲国戚”，也正滋养着凭智慧与见识，白手起家赚“新钱”的新一代企业家。他们，都曾为求生存而自我奋斗，也充分利用物质基础尽情享受休闲生活，现在，他们的目光更是超越了企业的经营活动空间，并关注着社会需要被关注的方方面面。
他们大多不是在“皇城根儿”下土生土长，但在北京抓住了灵感和机会，靠北京的资源获得了成功。北京从来就认为他们是自己人，正是由于这种胸怀，北京才成为中国最大气最高贵的城市。当贵族精神成为北京城的灵魂时，热爱事业，享受生活，关注社会，从“独乐乐”到追求“众乐乐”，只有拥有这样品质的企业家，才能称之为“新贵”。
中国人喜欢敲警钟：富不过三代。西方人却很乐观：三代造就一个贵族。“富”得长久尚且不易，“贵”，当然更非轻易可以养成。“贵族”，多半要在优势的文化教育环境中熏陶出来，只会是上层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应物。
如果，拥有主流影响力的企业家们由“富”向“贵”进了一小步，那么社会呢？
工作做自己想做的事
20世纪90年代初，房地产业的风起云涌，传媒业广告利润的巨额增长，对外贸易的日趋繁荣，无形中打造了新一代的富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勇敢放弃公职的“冒险家”，如王秋杨、陆兴东；当然，像王中军这样的“海归”派，国际眼界让他们更有放手一“赌”的信心；还有，一走出大学校园就投身商海，充分因势利导，将“天时、地利、人和”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李莹等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临近，拥有知识与技术就拥有了市场，尽管IT业起起落落，但如唐越、李彦宏这样拥有国际金融背景以及专业技术的精英始终站在风口浪尖。
显而易见，他们是一群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人，或者说是基于非常了解自己而具备了自知之明的人。他们都很自信，但并不狂妄，因为事业发展经历的风风雨雨，已经让他们的心态日渐平稳。所以王中军很明智地说：“我现在已经不可能把公司做没了。”稳扎稳打，是这一批企业家的特点。
他们都很性情，所以擅长以“信念”带动员工，但这是一种现实的理想主义，充满激情又重理性，如唐越所言：“四面楚歌之时，绝不要大谈特谈做什么第一大互联网公司……”
他们都认定，其实世人眼中好的教育背景并不重要，再学习的能力才是关键。陆兴东谈到，“我们不过是正好受了较好的教育，但这不是成功的充分必要条件。只有非常自信而且擅于再学习的人，才能够把握机会。”无论是从书本上还是在实践中，他们的学习不讲形式，不分场合地点，哪怕是在呼朋唤友时、斛筹交错间。
他们都是电话很多的人，而且随时随地能发现新项目，时间对他们而言永远不够。同时，他们更知道把合适的工作交给合适的人。于是，王秋杨就可以每天下午与分公司经理“会诊”；王中军只要处理“下属不愿意处理的事”即可。
就这样，他们有了“生意越大越好做”的体会。
身为董事长兼CEO，将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打点得蒸蒸日上的王梓木强调：“身为企业家，首先要做好企业，把企业价值做大。而企业价值包括客户、员工、股东三方的利益，三方利益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一个共同体。为股东创造利润，为客户提供产品，为员工提供好的生活条件，这本身就是一种贡献，也是对社会负责。”
当然，王梓木很清楚，工作不是做包罗万象的事，“就我来说，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企业家也不是万能的，花最主要的精力把最主要的事情做好，不需要每天第一个到办公室清点员工是否准时上班，最后一个离开，操心办公室是否打扫干净，那太累了。不需要管的坚决不去管，需要管的则要千方百计地管好。”
正是这种企业家的成熟心态，决定了他们的工作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变化。
生活注重事业与生活的品质
保险业的挑战和竞争并没有阻挡住王梓木每个周末去做户外运动。这位董事长兼CEO的爱好充满刺激与挑战：骑马、滑雪、冲浪、潜水，还有永远与自己“较劲”的高尔夫。有人说王梓木胆大，喜欢纵马驰骋，所以华泰保险发展迅猛。但王梓木自己则说，要做一个稳定发展、高品质的保险公司，需要从容和宽松，这种心态也离不开他那些户外运动的历练。
的确，资产的富有支持得起富人们的爱好，但拥有名贵轿车，住着豪华别墅或公寓，出手阔绰，衣着考究，并不能成为衡量“会生活”的标准。热爱事业的“新贵”们，通过注重生活品质、培养生活情趣，意在追求一种境界：心灵的自由与满足。
他们都很能“见缝插针”地“享受”——陆兴东，随时随地找朋友喝茶、聊天，天南地北地侃大山；李莹，哪怕只有半小时，也会跑到高尔夫练习场体会独处的妙处；王中军，呆呆地看着自家院子里次第开放的花儿，又何尝不是一件乐事？王秋杨，经常是前院放下儿子，马上跑到后院开车去公司，虽然像“行军打仗”一样，但可能享受天伦之乐不也是一种富足吗？
王梓木很庆幸，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已经从比谁有钱，发展到比谁身体好，更高的层次是比谁更快乐。“什么叫事业与生活的成功？”他以为，“是达到既定目标而享有的一个快乐过程。如果很痛苦地完成一个目标，也不能算是成功。企业家们最初是比企业价值，比谁更有钱，但当财富退居二线，企业家们由‘富’转而追求‘贵’的时候，就要看谁的心态更好，谁更快乐。当然，快乐的标准因人而宜。”
活跃在北京的企业家，差不多50%以上的人已开始注重高尔夫、骑马、登山、帆船等户外运动，体现出他们在追求生活情趣上更进一步的健康快乐。
王梓木现身说法：“注重运动，就是注重事业与生活的品质。我爱好网球、高尔夫、骑马、滑雪、潜水，以后还要玩帆船。体育运动可以激发企业家旺盛的激情，表面上看运动是对身体的挑战，其实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挑战、自我征服。运动又是一场游戏，一种积极的休息、彻底的放松，从而使工作与生活的精神状态更加饱满。”
也许，中国的企业家应特别要向国外的企业家学习的是：休假就要彻底地放下工作去休假。王梓木笑言：“大部分企业家都让自己太忙，闲不下来，好像他们的时间比别人的更宝贵，即使在休息的时候也放不下工作。”
企业家只要留出自己的时间，就有机会培养自己的空间，自己的生活情趣。北京有形形色色的俱乐部，诸如教人如何鉴赏文物、品酒，如何健康饮食等等。当然，还有很多公益性质的俱乐部，如支持环保，保护濒临灭绝动物，赞助失学儿童，发展教育等。只要企业家有心，随时可以释放自己的心灵。
财富关注社会热心公益事业
真正意义上的“新贵”是富而且贵的。有钱只是“富”而已，并不就意味着一定“贵”，同时，有钱也并不一定能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只有那些既有钱，又有品味；既能活出生活韵味又关心他人生活的人，才是真正受人尊敬的“新贵”。
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大氛围，毫无疑问让企业家们更为关注社会责任。于是，“新贵”不仅仅担当着企业家的角色，他们已经将活动空间拓展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近几年，企业家群体的公益意识明显增强，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经营活动以外的社会问题。已经为治理“沙尘暴”募集了一个亿资金的王中军，毫不客气地说：“北京企业家有规模，并且已经掌控了一定的资源，现在我们也有这种意识，有共鸣，各行各业的企业家经常能够凑在一起，探讨这个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并尽力去解决一些问题。”
中国的企业家，目前都不是“世袭”。当第一代很辛苦地白手起家时，的确没时间去思考和享受“贵”的内在含义。唐越很客观，“在第二代、第三代才能体现到吧。”国外这种现象现在已经很常见，比如洛克菲勒的孩子、比尔·盖茨的太太，每天什么事都不做，就是从事慈善活动。而中国的企业家还大都处于创业阶段，虽然已经开始关注社会，不过目前或多或少还都与企业家的利益相关，如关心行政体制的法制化等，但毫无疑问，将来肯定会出现完全为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并且会一直存在。
现在的企业家们在求富的同时，更在求贵。这不是世袭的，而是需要自己培养的一种气质与修养，包含着对社会的责任。企业家们要培养自己的贵族气质，首先消费习惯就不能畸形，心态一定要平和，“贵”不在比车、比房子的豪华。其实，当个人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再拥有的就只是数字而已。现在，国外很多的董事长，CEO，每天都是坐地铁上下班，早起浏览各种新闻，关注社会动态，然后考虑能为社会做些什么。
还好，“新贵”们已经萌芽。王秋杨强调：“在中国，‘贵’的内核是能更明确地知道自己能为社会做什么，真正坚持站在社会进步的前沿。”
企业家创造财富，除了完成照章纳税的本分之外，还要关心弱势群体，帮助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平衡发展，这也是“贵”的体现。
王梓木也很“满足于为社会做了点什么”，在他的倡导之下，华泰保险认养了北京最大的绿地。而在他的各种荣誉之中，“优秀绿化个人”是他最看重的名誉。
英雄向来不问出处。如果我们不能成为贵族的后代,起码可以努力变成贵族的祖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