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严格意义上来说，我的作家梦始于小学时期。一位长期对我深恶痛绝的班主任老师，偶然发现了本人的文学才华，我通过一封声情并茂的检讨书，打动了班主任办公室所有女性的心。我注意到当我念完检讨书之后，其中一位流下了感动加同情的眼泪，当然，我也因此避免了受到一次严重的处罚。
虽然班主任并没有因此奖掖文学天才，把我往文学家方面培养，但是我却因此大受启发，在心里悄悄确立了一个目标，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位老师从我身上发现哪怕一星半点的优点，冲着这点，我对她感激涕零。
初中时期，我继续自己的梦想，除了钟爱在课本上画小人，便是开始尝试写一些带有朦胧韵味的小诗。曾经，我拥有两本塑料皮的小诗集，内容包括爱情和人生，跨度则从古到今。当然，这些内容一直羞于拿出手，即便我暗恋已久同桌的她问我要过多次，也从来没有把之示人，我曾经给她念过两首，她啧啧咂嘴，表示对我写的那些文字的鄙视，我恨我有这样一个有宣传部长爸爸的女同桌，在她的文字面前，我总是自惭形秽。
只有一次，我的风头盖过了她，她那段时间明显不在状态，而我仅仅出席了半天市里举行的中小学运动会，便依靠十几篇宣传稿一举夺得了宣传一等奖，一向对我恨铁不成钢的班主任吴老师对我刮目相看，以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语气对我表示了谨慎的鼓励。
那时的文字格调似乎还没有从文革时期的红海摆脱出来，“春风吹，战鼓擂，运动场上真热闹”以及“……彩旗飘，运动健儿逞英豪”等语句俯拾即是，而我则处处追求差异，依靠冷静的观察和轻松的语气让自己的文稿脱颖而出。
到了高中时期，离开了女同桌阴影的笼罩，我学习依然不上心，但是作文已经出落到吹牛不打草稿的地步，我开始独霸学年级文坛，依靠文章成为班级乃至系里的名人。这种现状一直维持到大学时期，一些老乡同学见了我，总是很真诚地夸赞个不停，这一度让我很受用。
工作之后，我突然发现自己距离这个世界很遥远，很多事情都不能够理解，当时幼稚的我在别人眼里一定很可笑，穿了一套深黑的西服上学校教书，在黑板上给学生画猪，以及为了演讲比赛的虚名去和领导理论。回到家里，偶尔写一些偏激的文章，语句里充满了愤世嫉俗，好在这些东西由于自己的不勤奋，也并没有存世多少，更不至于对社会造成什么不良影响。
经常，我在雨夜呆呆地看雨，在星空下聊发少年的惆怅，苦思冥想远远多过奋笔疾书。我在业余攻读文学学位，在深夜一边烤孩子的尿片，一边津津有味地捧读中国近代文学史。受鲁迅文学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文字里都有着火与剑铿锵的味道。
依旧是投稿、退稿，更多的是杳无音讯，我估计编辑见到那些文字一定连回信的兴趣都没有，所以即便退稿信也没有保留几封下来。我更加疯狂地投稿，接受编辑更加无情的拒绝，然后我的创作激情渐渐淡落下去，直到降至冰点。
不是每个作家都能保持锲而不舍的追求和创作激情，起码我就不是，但在现在看来，这种中断却是有意义的。写作和思考有时候象一个哲学的命题，哲学是令人聪明的学问，但是很多人因此变得颟顸。人不钻研弄不清楚事实真相，而要钻的太深又难免变得执拗。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你置身事外的时候，才恍然明白，这世界充满着矛盾的对立，既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也没有绝对的黑与白，而摆正心态，杜绝消极，比什么都重要。
真正明白这些道理，是在这些年。由于从办公室走到市场中来，视野更开阔，遇到了更多的人和事，陆续接触到一些商业社会的知识和原理，深知要改变一些事情，一定要先钻进去，学会服从才有希望改变，依靠冷眼观瞧和发牢骚，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每个可怜之人必有可悲之处，有时候想到过去那些穷酸文人，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满腔抱负忧国忧民，最终却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现实；想到有些人幻想得广厦千万大庇天下寒士，而自己却是吾庐独破秋风寒。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自己温饱都不能够解决，怎能让天下人幸福？
北京的一位编辑朋友，曾经多次提醒我在文字里少一些情绪发泄，多一些办法的探究和冷静的思考。这个建议是中肯的，后来我很是听进去了，我也发现渲染现状与抱怨对于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帮助，读者除了受到一些不良情绪的影响，跟着骂一骂娘，根本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梁启超创办报刊之初，曾提出了一个重要理论——“新民说”。要通过报纸重新塑造中国的“新民”，希望能够经由某种最有效的印刷媒体创造出读者群来，并由此开民智。这种看法是相当精英式的，他关于小说的所有言论都以这种看法为大背景。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重要的文章中，他提出的观点与文章本身的形式问题无关，而直接关注作品的影响力。“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文以载道”(韩愈)，这是古人对于写文章的精到见解，直到今天我们发现这个观点依然适用。
作家要明确为读者大众负责的创作态度，这是作家的创作出发点，是一项很重要的创作先期准备。因此在写作内容方面，应当引起兼具社会职能的作家的充分注意，因为能，那么就有所不能。张爱玲说过：“在广大的群众中，低级趣味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要争取众多的读者，就得注意群众兴趣范围的限制……非得从里面打出来……将自己归入读者群中，自然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什么。”
要成为作家，必须要过的关隘除了编辑，其次就是读者。作者顺应读者，争取创作动机和效果的一致性，这是一个努力的方向。但是，还得承认作者写作动机与读者阅读效果之间存在的矛盾，必须得到妥善的处理。一方面，由于作者并非消极地顺应读者，不搞不顾社会效益的无原则的讨好。比如财经文章涉及有些企业个人乃至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的描写，如果一味夸大其辞，粉饰太平，缺少客观事实真相的描写，就会严重影响文章质量，使绝大多数读者感到不满。财经文章面对的是财经读者大众，要坚持服从读者的整体利益，这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一方面，由于作家的创作水平和读者的欣赏水平不一，而营销管理以及经济是专业化程度很高的领域，长篇累牍的专业理论和深奥的原理极易造成阅读困难，影响读者的接收效果。要解决这个矛盾，作者一定要增强“读者意识”，学会用更直白生动的语言和描写来阐明那些深刻的道理。
还有一些写作者，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或者是出于某种原因不能够传递真相，这种写作在我看来是无益的，写作的根本目的是什么，作为一个作者必须经常思考这个问题。
从事过市场营销的人知道，要打造品牌，就要提炼自己产品的卖点，并最终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文章作为作家制造的产品，同样需要这样的提炼过程。除了尽量用轻松诙谐的笔触，客观真实地描写商业社会以外，我尝试把自己的文章与财经漫画结合起来，为一些经管案例和经济人物配上自画的漫画，文画相辅相成，形成了自己差异化的写作风格，由于特点鲜明，市场绝无仅有，我的漫话式文章很快就得到了众多媒体刊物的关注，一些媒体甚至专门约我为他们的刊物画插图。
这是一个很妙的主意，也是一个关键的转变，直到有一天，我的一篇财经处女作在两本刊物上同时发表了，因此还惹了一点关于一稿多投的麻烦，在此之前，千千万万没有名气而又渴望出名的作者都是这么在做着，依靠广泛撒网，希望能得到其中一个眼光昏聩的编辑的赏识并得以发表，这与道德无关，当然，一些撰稿者出于利益的考虑这样做就另当别论。
从这之后，文章开始在各类经管刊物上陆续发表，我也再没有犯过当年那个幼稚的错误，一些知名刊物的编辑开始主动找我约稿，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的写作之路也越走越宽，越走越从容。对这些编辑朋友，我始终怀着很深的敬意，是他们的敬业和职业精神，帮助我最终走上了写作的道路，我无以为谢，只有不断贡献更多精彩的文章给他们，我曾经是编辑中的一员，我深知，对于他们来说，优质的稿件就是最好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