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现代科学告诉我们，一个人酒量的大小是由他所具有的某种酶的多寡或者某种基因的有无决定的，具有先天性和遗传性。有确凿的分析数字为依据，由不得你不信，但是这忽略了酒的文化意义，很容易让人扫兴。记得有一位文学家说过，真正的饮酒是心灵的需要，而非肉体的麻醉。的确，对于酒能够带给人的乐趣，没有酒量的人亦可消受喝酒的那份感觉，善酒者也不会常常因为自己能够豪饮而误事。除了应酬，饮酒总是与情境有关。
饮酒与情境的关系早就被古人发现，屡屡反映在对酒的不同称呼中：最著名的，是晋代陶潜在《饮酒》诗中把酒叫做“忘忧物”，“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犹进，杯尽壶自倾”。汉代焦延寿在《易林·坎之兑》说，“酒为欢伯，除忧来乐”，其后许多人以此为典，作诗撰文把酒称之为欢伯。金代元好问在《留月轩》诗中写道，“三人成邂逅，又复得欢伯；欢伯属我歌，蟾兔为动色。”宋代大文豪苏拭在《洞庭春色》诗中写道，“要当立名字，未用问升斗。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后来的文人就一度以“扫愁帚”、“钓诗钩”作为酒的代称。
人的感情心境是复杂的，无论是好心境还是坏心境，都可以与杯中物结缘：得意时示以“诗酒风流”；失意时则以“石酒自娱”。相别时可以“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相聚时就“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游”；高兴时“白日放歌须纵酒”，“莫使金樽空对月”；愁闷时“东门沽酒饮我曹，心轻万事如鸿毛”。“一鳟还酹江月”表达的是豪迈情怀；“隔座送钩春酒暖”表达的是友爱。总之，“顺也酒，逆也酒，乐也酒，愁也酒，兴也酒，悲也酒”；酒能够反映这么复杂的感情，人们表达情境以酒为媒也就不奇怪了。
人们用饮酒寄寓或者表达情境，并不单单指个人的心境，往往需要环境要素的触发。比如“春饮宜庭、夏饮宜廊、秋饮宜舟、冬饮宜室、夜饮宜月”；“凡醉，各有所宜，醉花宜画，袭其光也；醉雪宜夜，清其思也，醉得意宜唱，此其神也。”环境要素除了时间、地点、事件，还包括共饮对象等等。古人认为，饮酒不分青红皂白，和什么人都喝、什么场合都喝、喝什么酒都醉的这三种人不值得深交。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的“酣饮”就喜欢以竹林为友，王戎20岁行弱冠礼的时候请阮籍主持冠礼，有个叫刘公荣的高官在坐。阮籍对王戎说：“我这里刚好有二斗美酒，我们俩好好喝，这位刘公荣大人就免了。”二人交觞酬酢，真个把刘公荣大人晾在一边。欧阳修指出了志士仁人爱酒之心实在酒外的奥秘：“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有情方纵酒无聊才读书，这大概是一句牢骚话，不过也可以从中看出情景对酒量的影响。名士和酒徒的区别在于，前者深深懂得喝酒是心灵的一次淋浴，后者则是心情的涂鸦。善饮的人最忌讳别人限制其酒量，那怕是最亲近人的约束，也会感到不快。须知“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他心中自有道理。如果精确地计算出酒精含量，实行配给制，那在虚伪的应酬场合最合适。自古以来，酗酒误事是酒徒，那是因为心情的涂鸦使其失去理智；而名士骚客大多因酒而名篇迭出，那是因为饮酒的心境与创作的灵感获得了共振。正如曹丕所说：“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得意之时更容易有得意之作。一般说来，酒醉的程度与对酒精的过敏或者不胜酒力不是一回事。如果说酒徒醉酒是在事实和幻想之间夸大了自信而失去了自控，那么在此之前能够喝多少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心境。即使同一个人，由于饮酒时间、情绪好坏、饥饿、饱食等不同，酒量也会有变化。诗人李白洒脱豪放，被称为酒中仙：“欢言所得憩，美酒聊共挥。长歌吟松风，曲尽问星稀。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酒趣对他的抚慰解顾是那么恬适而淡泊。在这种物我两忘的状态中，不知不觉的多喝几杯也就不足为奇了。
饮酒与心境的这种“乱像”说明，除了常人的喜、怒、哀、乐、爱、恶、娱价值判断之外，饮酒还有一种对酒的诉求判断，即是否值得用酒来表达和传递。这就反映了酒的工具性。林语堂在谈到酒时曾说：“好饮之人所重者不过情趣而已”。酒作为助兴的需要、解愁的良药，在李清照眼中“莫许杯深琥珀浓，未成沉醉意先融”，是因为它具有充当这种工具的天然优势。杜甫有诗为证：“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知道享受生活，利用工具的人是现实的懂生活的人，固然值得敬佩，但是工具只能当作工具。酒既是精灵又是魔鬼，人要控制住酒而不能让酒控制了人，否则不管是以欢乐还是悲伤开始，结果往往都可能会以悲痛结束。当然，把酒作为商业贿赂、党风腐败的道场不在这里所说的范围之内。
有意思的是，饮酒离不开心境，而没有心境呢，那也是一个喝酒的由头。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那其实是想通过喝酒这种独特的方式摆脱没有心境的状况，找到自己需要的心境。这是一种自我调整。人在饮酒的过程中，适当释放的化学物质，可以改变脑神经的击活状态，使身体更适应当前的状况。于是通过调动原有的知识和情境储备，人们找到了自己对于心境的感觉。如此说来，有情纵酒固然古雅；而没有心情的时候也不必沮丧，以酒为媒，正可以境由心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