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章节选自作者出版作品《制药业的真相》尽管制药业现在仍然是个巨人，它也是一个痛苦挣扎的巨人。它会怎么办呢？现在，它更加绝望地从小型生物科技公司和大学那里寻求药物的授权；它更加努力地推广它的模仿性创新药；它开始通过兼并和收购来整合不断萎缩的药物供应链、扩大市场份额、力争获得规模效应；它为了延长市场垄断期限和对抗管制提出了更多的诉讼——还始终通过昂贵的公共关系广告来维持自身形象。制药业现在应该有些担心了。如果这个行业是从1980年开始了非凡崛起的话，那么2000年可能是它开始下滑的拐点。很难相信一个如此富有又有权势的行业——并且还刚刚在医疗保险计划中获得了处方药福利的胜利——正陷入困境，但是确实如此。部分原因是，经济发展自2000年达到顶峰后开始疲软。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特殊因素影响了该行业，而且这些因素不会随着总体经济的转暖而有所改变。下面简要介绍一下这些因素。人们对处方药那高昂的、并且仍不断攀升的价格开始表示愤怒。他们不再相信大型制药公司是为了弥补研究和开发成本而收取不合情理的高价的。老年人尤其愤怒，他们没法长久地享受医疗保险的药物福利，其原因我已经在前几章中解释过。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甚至整个城镇的人都开始从加拿大买药，那里的药物更加便宜，而且议会现在面临很大的压力要废止有利于制药业的、将进口药物视为非法的法律。大型保险公司和州政府现在合力压制药物价格，坚持药物价格的高折扣，使用首选药物名单（处方集）。近几年，该行业还面临着联邦和各州起诉人、联邦贸易委员会和消费者团体的诉讼，起诉的罪名各式各样。最后，其最为自负的理由也快站不住脚了。该行业总是自夸它不断有创新药物上市，但实际上创新药物越来越少。利润额仍是巨大的，但是销售增长却很缓慢，制药公司开始裁员，其中一些公司在过去一两年里股价跌得很惨。这可能确实是一场“完美风暴”。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关于从加拿大“再进口”药物的大辩论。这里可能有点用词不当，因为通常实际发生的是进口那些被FDA批准的药物，而这些药物最初是从美国和欧洲的制药公司出口到加拿大的。因此这只不过是将美国制造的药物在相同的国境上运输两次。你可能会觉得这种现象实在荒唐（确实荒唐），但这却是很多美国人能买得起药物的唯一办法。加拿大aihuau.com美国是唯一一个对药物价格没有管制的发达国家。其他所有发达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西班牙、瑞士、瑞典、英国等等——都对价格有所管制。管制方法各不相同。例如，英国没有限定价格但是限定了利润的上限。而法国为总的药物支出设置了上限。日本基于新药与旧药的对比结果，对新药制定了偿还价格。美国人显然对加拿大最感兴趣。加拿大的国家健康保险计划并不是为处方药付费的，而是为老年人、低收入群体和残疾人士服务的。其他大多数加拿大人则要从他们的雇主那里获得补偿。此外还有一个联邦专利药物价格调查委员会，每年检查药物价格两次，以保证专利药物的价格“不会过高”。其判断标准是这些新药的价格不高于其在其他七个发达国家（美国、英国、瑞士、德国、瑞典、法国和意大利）的平均价格或者是治疗同一种疾病的旧药的最高价格。一旦药物上市之后，价格涨幅不得超过总体的通货膨胀率。各省的政府建立处方集并且可以协商更大的折扣。相反，通用名药的价格是不受管制的。加拿大对品牌药公司说：“作为对我们提供的专利保护的回报，你们应当为我们提供合理的价格。”品牌药在加拿大的价格几乎是在美国价格的一半到三分之二。由于近年来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药价差距越来越大，在边境居住的美国人开始到加拿大去购买处方药。这些人主要是老年人，他们在美国为处方药支付的是世界上最高的价格。他们在购买处方药的旅行中，往往会组织公交旅游和社交聚会。他们购买的多数药物是由美国或欧洲的大型制药公司生产的，并由FDA批准上市。这些药物就这样在边境上往返。由于越来越多的人们知道了这种价格差距，美国人开始通过互联网从加拿大的制药商那里邮购药物，或者从与这些制药商有交易的药店购买药物。加拿大的医生会开处方或者拷贝美国的处方。截至2002年，累计已有一百多万美国人从加拿大购买了药物，总金额高达7亿美元。2003年，根据爱美仕市场调研咨询有限公司（IMS Health）的调查，总金额猛涨到了11亿美元。当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7％的受访者从加拿大购买过药物。加拿大现在有大约140家互联网制药公司，而1999年只有10家。还有一个问题——从加拿大购买药物是违法的。你可能还记得，1987年，在制药公司的坚持下，议会同意了禁止除制造商之外的任何人进口药物。理由就是这项禁令保护美国人不受假冒药物的危害，但是实际上另有原因，那就是该行业坚持认为它应当从来自加拿大的“不公平”价格竞争中受到保护。一个用“自由市场”的浮夸言辞来包装自己的行业，坚持认为来自另一个国家的竞争是不合法的。该行业把美国周围的“吊桥”都拉了起来，这样美国人就不知道他们到底多付了多少钱。这个骗术一段时间内起了作用，但是今后再也不会得逞了。新罕布什尔州2003年对可能投民主党票的选民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83％的人相信从加拿大进口药物应当是合法的；只有7％的人反对。而药物的安全性问题呢？当然，假冒药物确实是一个日趋严重的问题。原因在于有换标签的各种复杂技术做后盾，还有不断增加的不正当的供应渠道。通常并不是只有一个总批发商，而是有众多二级渠道商。制药厂本身也分布很广。实际上，大型制药公司有众多的工厂分布在世界各地。例如，辉瑞公司在它的网站上披露它在32个国家中共有60个制药厂。另外，美国品牌药的许多关键成分都是从国外进口的。而且请记住，大型制药公司中有一半总部在欧洲。在这一链条上有许多环节，假冒药物都可能充斥进来。在最近的一个案例中，有一个批发商偷取了数百瓶用于帮助艾滋病患者维持体重的荷尔蒙，用假冒产品替代真货，而将真的荷尔蒙通过互联网卖给了健美机构。在另一个案例中，治疗贫血症的药物Procrit的标签被贴在了装了水的小药瓶上。但是，认为从加拿大进口药物的假冒率比美国本土药物的假冒率高，是毫无根据的臆想，倒是前者的假冒率可能更低。任何东西的假冒产品价格越高获利越大——对于处方药来说，美国的情况正是如此。另外，当制药公司（不论总部在哪里）想在美国市场销售药物从而寻求FDA批准的时候，它们必须符合FDA的生产标准，而且FDA有权对它们的生产工厂进行调查——不论这些工厂坐落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因此，对于进口药物的生产标准，只要它们有FDA的批准，就不应当有什么额外的担心。而且我们还应当知道，加拿大有与FDA相当的机构，其工作的仔细程度可丝毫不逊于美国的FDA。城市和各州都由于日益增长的药物价格而面临预算的紧张，因此人们现在很乐意去冒犯法律，诸如老年人去加拿大买药或从互联网上邮购药物。这开始于2003年，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市勇敢的市长迈克尔·阿尔巴诺（Michael Albano）允许该市的职员从加拿大购买处方药。据估计，这项措施将会使该市每年为其18 000名职员花费的处方药成本由1千8百万美元降至9百万美元。该市长与加拿大一家药物供应商CanaRx签订了协议。除了收到过FDA的警告之外，该措施执行得很顺利，市长阿尔巴诺直到退休之前一直扮演着他亲切而又顽固的角色。他的继任者表示将会继续执行这项措施。这打开了防洪闸门。波士顿也宣布将于明年开始从加拿大进口药物。到2003年底，有12个州的官员表示打算为他们的职员和没有保险的居民从加拿大进口药物。马萨诸塞州的总律师给FDA的委员写信分辩道，他并不是有意要冒犯法律，确实需要进口来约束一下不断上涨的药物价格，而且只要FDA愿意，就可以将这种行为纳入它的管辖范围之内。大型健康保险公司也采取了行动。其中最大的一家联合保健公司（UnitedHealth），同意为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的97 000名成员从海外购买的药物进行补偿，并声称这项政策只是为了方便出国旅行的顾客——谁都不信的说法。
制药业的抵制，议会的左右为难大型制药公司开始报复。首先发动进攻的是葛兰素史克公司。这个英国的制药业巨头开始要求加拿大的药店不要向美国销售葛兰素史克的药物——作为获得药物的条件。紧接着是辉瑞公司要求某些特定的加拿大药店直接从公司买药，而不通过批发商。这样，该公司就能够追踪订单数量，一旦这些药店储备了超出满足当地消费者需要的药物数量，就切断对它的供应。礼来公司告诫自己的批发商，如果它们给那些跟美国有生意往来的药店供应药物的话，它们就违反了合同。另一个英国公司阿斯利康公司说，它将对那些订单数量过大的加拿大药店限制供应。诸如此类。其结果就是，那些与美国有生意往来的加拿大药店不得不从别的公司获取药物，这样就会增加它们的费用，从而抬高向美国消费者收取的药价。更糟糕的是，它还显然会导致加拿大药物的短缺。颇具讽刺意味，这种短缺可能导致制药公司声称它们试图预防的事情发生——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未受监管的药物市场的增长。制药公司为自己的行为找了两条理由。一条就是担心从加拿大流入假冒药物——这毫无说服力，我前面已经论述过了。另外，开玩笑地说说，这条理由似乎在说，即使是像葛兰素史克这样的英国公司也更关心美国人民的安全而不是加拿大人民的安全。第二条理由是制药公司需要在美国市场上的超额利润，以弥补它们的研发费用。这条理由同样毫无说服力。它也没有考虑到这些制药公司在欧洲和加拿大市场上并没有损失；只不过利润率低于美国市场罢了。实际上，其他国家的价格管制一点都没有危害到研究和开发费用。即使制药公司在其他国家一分钱也没有赚到，考虑到它们几乎一半的销量都在美国，这也只会将它们的利润率降低一半——从2002年美国十大制药公司的平均17％降到合理的85%。你可能会想，在这种争论日益白热化的过程中，议会干什么去了？答案就是：它想把两边都哄好。议会夹在选民和制药业中间，2000年它通过了一项法案，允许从加拿大“再进口”药物，但是在FDA的建议下，它规定卫生与公共事务部的秘书要保证对这种行为的安全性负责。而当时的秘书堂娜·沙拉拉（Donna Shalala）说她不能给予这种保证。布什政府期间汤米·汤普森也是同样，让人们觉得似乎来自加拿大的药物只要通过边境就有可能变成毒药。但是选民可不这么容易上当，议会仍被吊在钩上。2003年夏天，众议院议员们顶着上面的反对和大型制药公司以及FDA的极力游说，投票决定将从加拿大和欧洲进口FDA批准的药物的行为合法化，这实在出乎人们的意料。而且这次没有要求卫生与公共事务部来保证这项行为是安全的，避免了原来的“漏洞”。这一次众议院是在为公众争取权益。高度警觉的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立刻寻求参议院的帮助以阻止该法案。53位参议员签名给他们的同事写了一封“预告灾难”的信，警告说将从加拿大进口的行为合法化是天塌下来一样的事情。后来《纽约时报》报道说，这封信是由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在参议员中间传递的。作为回应，参议员里克·山托兰［Rick Santorum(R-Pa.)］声称信是由他起草的，但是也承认确实是由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来传递的。他解释道：“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拜访每位参议员并请求他们在信上签字。”稍后，尽管将从加拿大进口的药物作为医疗保险处方药福利的一部分的呼声很高，但议会拒绝了它，仍然维护大型制药公司的利益，要求卫生与公共事务部保证行为的安全性。不过，这确实使对该问题的讨论被提上日程。议会当然希望这些事情能够不了了之，这样它就不必在选民和制药公司之间左右为难了。但是，选民想要改变处方药价格高昂的现状。虽然从加拿大再进口药物显得有些荒唐，也增加了交易成本，但是即使这样也比在美国买药便宜，这样就激化了最根本的问题——在美国存在着价格歧视。从加拿大进口药物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更重要的是学习加拿大控制药物价格的机制。各州与大型制药公司的对抗控制药物成本的活动中心开始向各州转移。2001年经济疲软时，各州发现自己真正陷入了困境。与联邦政府不同，多数州政府并没有弥补财政赤字的选择权。他们必须控制好预算。州预算中最大的一部分就是医疗保险，其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就是处方药的支出。各州还需要满足州职员以及（一些州还包括）未参加保险者的处方药福利。因此，州政府自然会把控制好处方药支出作为控制预算的重中之重。首先，它们扩大了处方药名单或处方集的药物的用途。你可能还记得这些药物是性价比较高的药物。对于处方集之外的处方药——也就是那些没有更好疗效的更贵的药——医生需要获得“事先授权”。这对医生来说可能只是走个形式，但是也足够有效地降低药费支出了。通常那些被排除在处方集之外的药物都是制药公司大力推广的高价药，例如Nexium和Celebrex。2001年，只有两个州推行了这个措施；两年后，全国几乎有一半州都推行了此项措施。各州还经常联合起来组成购买团，以便从制药公司那里获得更大的折扣。2000年，缅因州第一个实施了某种价格管制。这是真正的草根运动带来的结果，主要是由那些乘坐公共汽车去加拿大买药的老年人发起的，他们很清楚地知道本地的药物定价有多高。在民主党人、当时州参议院的主要领导、现在公民团体共同事业（Common Cause）的领导者凯林·皮格瑞（Chellie Pingree）的领导下，通过了“缅因州Rx”法案。它赋予了该州为了未参加保险者的利益而跟制药公司讨价还价的权力。如果价格没有显著地下降，该州可以制定价格的上限。还价的筹码是如果制药公司拒绝交易，那么就将它们的药物从该州的处方集上抹去。“缅因州Rx”法案的墨迹未干，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就将它告上了联邦法庭，指控它违反了宪法中的商业条款和联邦医疗保险法。经过三年的不断争辩，这个案子最终在2003年到了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将该案返给下级法院审理。“缅因州Rx”法案能否生效尚不清楚，佛蒙特州也通过了一个类似的法案，但是它被制药业在法庭上成功地扼杀了。28个州发布了支持缅因州法案的辩护状，其中一些州已经建议或者通过了它们自己的挑战药物价格的法案，其措施主要就是以列入州处方集为条件要求折扣。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的律师已经起诉，要求阻止这些法案。佛罗里达州也实施了一项法案，要求制药公司如果想要将其药物列入医疗保险处方集的话，就必须提供价格折扣。这个案子特别有趣，因为佛罗里达州的州长杰布·布什（Jeb Bush）是总统布什的兄弟。与家族传统不同的是，他公开指责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的诉讼，认为“保护数十亿美元的大型制药公司的巨额利润不应当是一种优先权。”制药业有足够的钱和法律天才将各州长期拖入官司当中。由于局势危如累卵，各州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只有反击。曾经对各种立法不屑一顾的大型制药公司现在把所有火力都对准了这里。我在上一章中提到过，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计划2004年花费4千9百万美元在各州进行游说。该行业是否能够像收买美国议会那样成功地收买各州立法机构，还有待观察。如果它成功了，势必会影响各州在法庭上反击的热情。无穷烦恼过去几年中，制药业面临了许多由联邦起诉人、各州检查总长、公司的内部举报人、消费者团体以及个人提起的调查和诉讼。几乎每一个大型制药公司都至少面临过一次诉讼。指控既有刑事的也有民事的。常与通过抬高价格或鼓励供应商来欺骗医疗保险和公共医疗补助计划有关。例如，拜耳公司被罚款2亿5千7百万美元，因为它帮助凯撒医疗网（Kaiser Permanente）这个美国的健康维护组织给抗生素Cipro（该药在炭疽热恐慌之后十分畅销）重新贴标签，以掩盖政府为其支付的价格高于健康维护组织支付价格的事实。但是通过操纵价格和给予回扣的方式欺诈政府并不是制药公司面临的唯一指控。其他指控还包括反竞争行为，联邦贸易委员会近几年来已经对此展开了详细调查。在它2002年度报告第十章中，该委员会记录了滥用《哈奇—维克斯曼法案》的种种行径，还点名指出几家臭名昭著的公司。众多的法律诉讼都是为了弥补在高价的品牌药上的支出，而通用名药却被人们忽视了。还有一些指控涉及到推广药物未被批准的用途（例如我们在第九章描述的Neurontin的案例）和误导性的广告。还有一些控诉不符合规定的生产行为。最后，还有对掩盖事实真相的指控。有些公司面临了一系列的不同指控。许多指控都出现了公司内部的举报人，这些人之所以站出来是因为他们能够获得一定比例的罚款。波士顿和费城的联邦起诉人尤其具有攻击性。超过12家制药公司接到了这两个城市的美国律师事务所的传票，以调查说服医生和健康计划组织开具处方药的诱因是什么。各州的检查总长也十分积极地检举制药公司欺诈公共医疗补助的事实。最后，消费者团体往往联合起来以各种各样的罪名起诉制药公司。例如，处方药获得权诉讼组织（Prescription Access Litigation Project）就是70个消费者团体的联合，它对二十多家制药公司提起了诉讼。Plaintiffs的律师对团体诉讼十分在行，他们曾在石棉和烟草的案件中一展才华，现在他们也开始关注制药公司。实际上，制药公司现在被起诉的频率与它起诉别人的频率一样高。一些诉讼不仅针对制药公司，还针对药物福利管理公司（PBMs）。这些公司是为雇主、工会、健康计划和公共机构执行处方药福利计划的公司。它们现在能够代表2亿美国人购买药物，并且有权挑选处方集以及与制药公司和零售药店签订合同。但是，实际上它们有时会与制药公司勾结在一起，使得价格居高不下。制药公司给它们“回扣”，以保证将自己的高价药物列入订单。药物福利管理公司不将这些节约下来的资金（回扣）返还给健康计划和消费者，而是装进了自己的口袋（按照合同，它们应当返还）。最大的药物福利管理公司之一最初叫做MerckMedco，后来为制药业巨头默克公司所有。它的收入占默克公司收入的一半以上。当它在2003年被母公司剥离出去的时候，协议中有一部分是关于Medco健康解决方案（该药物福利管理公司的新名字）应当保证默克公司药物的市场份额。2004年4月，Medco支付了2 930万美元用于解决州和联邦起诉人的指控，控诉它由于改变病人的药物，而导致病人和健康计划的成本增加，从而违反了消费者保护法和邮件欺诈法案。该公司还同意将它与各制药公司间的协议公开。总体而言，药物福利管理公司是否降低了消费者的药物成本很难说，因为它们的交易一点都不透明。我猜测，它们的行为增加了消费者的成本，因为它们的角色只不过是在钱柜里又增加的一只手罢了。但是药物福利管理公司现在却是制药业外围的主要运营者。而且随着医疗保险处方药福利计划的推行，它们还将不断壮大，因为它们将会执行更多新的保险项目并且将数十亿美元资金用在这个项目上。一些对大型制药公司的罚款数额十分巨大。2000年到2003年，根据马萨诸塞州美国律师办公室卫生保健欺诈联盟的主管迈克尔·劳克斯（Michael Loucks）记载，8家公司共支付了22亿美元的罚款。其中的四家——TAP制药公司（第七章中讨论过）、Abbott公司、阿斯利康公司和拜耳公司——对犯罪指控进行了辩护。其中的冠军TAP公司总共支付了8亿8千5百万美元，其中的2亿9千万是犯罪罚款。劳克斯在一次演讲中指出，该公司20世纪90年代从医疗保险中获得了27亿美元的收入，因此它现在还活得很好。有些公司同时面对若干项法律控诉。例如先灵葆雅公司同意向政府支付5亿美元，因为它总是不能解决它在新泽西州和波多黎各（而不是加拿大，请注意）的工厂和药物生产过程中的问题。在联邦贸易委员会对先灵葆雅公司进行调查之后，消费者团体控告该公司与通用名药公司勾结起来阻止通用名药上市。还有几个联盟由处方药获得权诉讼组织领导着，控告先灵葆雅公司对Claritin的推广误导了消费者，因为它们没有说明该药物通常只有50%的疗效。据报道，2003年，该公司又有众多的联邦诉讼，包括给医生回扣、推广药物的未经批准的用途、向公共医疗补助计划递交虚假的价格信息以及销毁与调查有关的文件等等。真是丰富得很。总体而言，制药公司特别希望解决案件，而不是对重罪表示服罪或者被挡在医疗保险和公共医疗补助计划之外。那些罚款（有时数额巨大）只能抵消公司可疑行为带来的部分额外利润，而整件事只不过就是做生意的另一种成本罢了。虽然，可能许多指控太鸡毛蒜皮了，但是，勿庸置疑，诉讼数量正在增加，制药业也首次表现出无助的样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对它的公众形象没有什么好处。小麻烦多了也就是大问题。干涸的供应链和华尔街的反应大型制药公司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不断萎缩的供应链。自2001年以来，众多畅销药的专利到期，价格管制出现新的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供应链的萎缩可能给制药业带来灾难性的打击。这正是大型制药公司精心策划的战略——将风险性研究交给别人来完成，而自己集中力量生产模仿性创新药——所导致的结果。在第四章，我讨论了创新药物（新获批准的既有新的成分又被FDA认定比旧药疗效好的药物）的匮乏。从2000年以来的四年内，获得批准的314种药物中只有32种是创新药物，其中只有7种来自美国十大制药公司。2000年法玛西亚公司、默克公司和百时美施贵宝公司各一种；2001年默克公司有一种；2002年没有；2003年法玛西亚公司、惠氏公司和Abbott公司各一种。辉瑞公司在哪里？礼来公司呢？先灵葆雅公司呢？这么低的创新药物产出率根本不能证实美国制药业是多么创新的夸夸其谈，也不能佐证如果我们进行价格管制就会危及拯救生命的药物产出的警告。2003年第三季度末，《华尔街杂志》报道了制药业的业绩。这篇报道中的一句话在几年前还是无法想象的：“制药公司已经病入膏肓了。”它接着写道，“今年以来，制药公司的股票让投资者大失所望，昨天的新闻里还说情况会越来越糟糕。”为什么？“赚钱的药物的专利到期，阻止卫生保健费用上升的种种努力，以及药物供应链的薄弱。”默克公司曾经是美国第二大制药公司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包括的30家公司之一，它在该指数30支蓝筹股中是股价下跌最惨重的。公司的坏运气各有不同。例如辉瑞公司由于它的畅销药Lipitor和Celebrex，日子还比较好过。尽管如此，在收购法玛西亚公司之后，辉瑞公司宣布它2003年计划通过关闭散布在全球的25家研究机构中的5家以节约25亿美元左右的费用，其中一家位于芝加哥的郊区，雇佣了1300名员工。默克公司也在痛苦挣扎，2003年宣布它将从63 000位雇员中裁去4 400名。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的股价2001年至2003年下跌了60％。它的畅销药Taxol、Glucophage和BuSpar（一种抗焦虑药物）现在都面临着通用名药的竞争。此外，它的畅销药中没有一种是由制药公司的研究人员发现的。根据《纽约时报》记者加迪纳·哈里斯（Gardiner Harris）的报道，该公司“从其他地方授权得到这些药物，然后有时在这些药物的市场垄断期限超过很久之后，仍然依靠律师来避免通用名药的竞争。”尽管制药业现在仍然是个巨人，它也是一个痛苦挣扎的巨人。它会怎么办呢？现在，它更加绝望地从小型生物科技公司和大学那里寻求药物的授权；它更加努力地推广它的模仿性创新药；它开始通过兼并和收购来整合不断萎缩的药物供应链、扩大市场份额、力争获得规模效应；它为了延长市场垄断期限和对抗管制提出了更多的诉讼——还始终通过昂贵的公共关系广告来维持自身形象。但是，它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原因很简单，即使继续维持药物的高价，它的财务状况也不容乐观。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支付得起这样的高价。医疗保险处方药福利计划只不过是让它们缓了口气。因此，大型制药公司必须转变。但是，怎么转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