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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缓慢到突变再缓慢的过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在不同地区开始了交替与漫长的蜕变。经济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安排随着制度设计者和制度试验者对经济发展规律的不断纠偏与修正的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而交易费用的多寡为制度安排的好坏提供了标准，然而制度的好坏又为福利的多寡制造福音或祸音。
关键词：发展转型 交易费用 制度 福利
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从低级到中级再到高级的规律演化。经济的发展大致有三种驱动类型：资源驱动型、技术驱动型和混合驱动型。从我国的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仍然是以资源驱动为主，技术驱动为辅的发展模式为主基调，面临有限的资源的硬约束和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转变当前的发展模式迫在眉睫，走循环经济的道路才是我们唯一的正确选择。鉴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和复杂的地理环境的特点，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冀塘地区和环渤海圈的经济飞速发展在资源瓶颈的困境中开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抛弃资源驱动转向技术驱动的漫漫长路。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资源日渐枯竭和当地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也在寻找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但重化行业的沉没成本和转换成本超高和行业的惯性很大，它的发展模式转型要比珠江三角洲等地的转型沉重的多。
珠江三角洲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多年来的快速的经济发展主要得益于国家政策的重点倾斜与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区位资源。事实上在珠江三角洲最早试点的经济特区也可以认为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种比较好的经济制度安排，这种经济制度安排节约了很多内生交易费用，经济特区内的行政壁垒由于中央政府政策安排的倾斜明显低于其它行政区划，那么经济特区内的交易双方用于打理行政机构的费用远远少于其它行政区划，但外生交易费用的节约需要一个全局性的好的制度安排，尽管如此，这样的制度安排仍然大大地刺激了特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开始了中国最早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一块先驱阵地。在经济特区的建立初期，由于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特区的市场化进程的全面、快速推进。随着检验真理的全国性大讨论的展开，国内主流意识形态的有力突破和以“世界经济自由中心”著称的香港对深圳经济特区的高辐射的效应，经济特区的威力开始显现出来。深圳经济特区和一海相望的香港遥相呼应，香港的服装产业和电子产业的链条在80年代中期开始了向深圳的快速转移之路，“三来一补”的贸易方式充分发挥了深圳和香港的初始资源禀赋的开发，深圳以不可替代的优势成了香港的经济后花园。
深圳经济特区90年代初的初级产业集群在和香港互动、双赢的模式下初具规模。深圳经济特区在初级产业集群初具规模和国际贸易中转站的双重经济力臂的引擎下开始向周边城市辐射，东莞、惠州、中山、佛山等诸多城市纷纷受益于深圳经济特区初级产业集群的产业链的有效承接。这种辐射能力随着辐射半径的逐渐拉长其辐射能量越来越衰竭，直到为零。与此同时，深圳的国际贸易中转站的特殊窗口为国外先进的工艺技术吸收和先进的管理经验的传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周边城市只要用很低的成本就能从深圳这个通向世界的窗口模仿到先进的工艺技术和管理经验，这大大地刺激了周边城市和深圳之间商业交易的往来频度，专业化程度因此加深，深圳的产业集群开始升级换代，初级产业集群慢慢转移给了周边城市。由于产业集群的精细和深度发展的需要，企业飞速的扩张对资金的深度需求呼唤一个能为企业提供资金融通服务的资本市场，金融服务业在这样的背景下隆重登场，为后来的金融制度的不断演进提供了历史数据和经验。虽然当时的资本市场的设立是为国有企业的资金服务，但这种试错式的金融制度安排为以后的经济改革扫除了主流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就目前的资本市场的发展情况而言，制度性的障碍越来越为人们所诟病。90年代广东是以深圳为中心，广州为枢纽的双位置交互作用的发展模式，产业集群在全省大范围的建立，对企业工人极大需求引发了影响深远的全国民工潮的兴起，这股热潮一直滚向二十一世纪，延续至今。在这股浩浩荡荡的民工潮的驱逐下，人力资本的大面积、跨区域地流动为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财富的重新分配影响资本的流入流出，渐渐地拉大了省际之间的财富鸿沟。90年代中后期，数以万计的中青年的强劳动力从全国各地赶往沿海发达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特别是广东的城市成了广大农村青年渴望的“天堂”，深圳理所当然地成了大家心目中的“中国纽约”，带着强烈脱贫致富的愿望来到这些城市淘金。“淘金热”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全国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大地震，对建国初期为了便于区划管理而创立的铁板一块的户籍制度造成强冲击，随之而来的社会保障制度、生育制度、治安管理、人口流动管理、劳资纠纷等等开始纳入了政府和专家学者们的重新审视的视野。当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个时候的制度安排后的发展状况，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利弊所在，但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个很了不起的制度安排。在那个时期对沿海发达城市的这种局部性的制度安排为局部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政策性资本、丰富的人力资本、低成本的土地、天然的区位优势等极大地带动了当地经济的起飞，为企业家的原始资本积累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企业做大做强的舞台。但弊端也是空前绝后的，非均衡式的发展导致社会总财富的分配严重不公，“富人俱乐部”可以轻而易举地洗劫“穷人社区”的财富，财富的单向流动似乎成了一种不可逆的趋势，我们的执政党至今还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困扰已久、民怨人沸的两极严重分化的社会难题；这种局部性的制度安排也为城乡进一步撕裂火上浇油，二元城乡结构的经济体系是这种局部性的制度安排的必然产物。这种几乎是举全国之力来发展部分地区经济的做法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需要了，人为的对资源配置导向进行推拉，整体布局上仍然有很浓的计划经济的色彩，虽然部分城市内的经济活动市场性很强，但整个外核是计划的一面，内核的市场必然受到外核的计划的影响，则造成市场的不彻底性，那么打造一个全国性的真正意义上市场经济（类似于欧美的市场经济）仍然任重而道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笔者认为全国此起彼伏的招商引资热潮是一种新型的隐蔽性很强的局部性的制度安排。从经济学的一些原理来分析就可以看出它的真面目：每个地区的初始资源禀赋不同，那么它的相对比较优势是不同的，如果一个在农业方面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地区，而地方政府领导若盲目跟风（注：跟风也是一种对资源配置的选择）非要搞服装、电子等工业园区建设并不是在农业深加工的产业链的精细发展上做文章，可想而知，这样的工业园区的建设的实际成效有多大就不得而知了；这是其一，其二是不应该搞成全民性的招商引资总动员似的运动，符合条件的地区我们要鼓励他们尽最大的努力改善当地的投资软环境来吸引大量的资本流入来服务当地经济的发展，没有条件的当地政府应该在上级部门的共同帮忙下，发展地方特色，在税收、行政审批权等给予一定的宽松环境，但授权者又要防止被授权者的权力滥用和权力寻租，那么需要一个符合当地经济发展规律和有效监督的制度安排必不可少，没有一个好的制度保证，好人也会做坏事，坏人就更不用说了；其三，全民性的招商引资已经成了地方官员粉饰自己政绩的一张王牌，为了突出自己不惜弄虚作假，有时并没有惠及老百姓的利益，反而成了地方官员通向高位的通行证。这种看似全国性的招商引资是为了经济的发展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实质上是不顾地区差异在GDP崇拜思潮引领下而强行推进的一种只符合一部分地区的制度安排。时间会证明，我们迟早必须要为它付出代价的。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明白一个好的制度安排的重要性有多大，在这种局部性的制度安排下所造成的后遗症我们又需要另外一种制度安排来弥补它的过错，如果万一现在的制度安排又是局部性的，虽然能解决一些问题，那么它对以后的发展中所造成的后遗症将不可避免地传播它的弊端来进一步阻碍经济的发展。当我们的改革进行到现在的关键时候，就不得不需要反思我们现有的制度对经济、公民、自由等方面的束缚是如何形成的，为了保持这个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该是高举改革一切阻碍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制度的旗帜的时候到了，包括我们的政治制度。
珠江三角洲等地的制造业开始向内陆城市转移，实际上是沿海发达城市为了修复当地的生态环境把高消耗、低效率、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业抛向了经济不发达的内陆城市，虽然这种转移能增加内陆城市的居民收入和解决当地就业难题，但环境的破坏压力得不到缓解和消除。可以预见，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我们必须为环境的破坏付出很大代价。顺便提一下，由于环境的不可逆性的特质，环境的破坏也为文物保护的自然环境失去原始生命力和文化价值链带来断层的可能性。要内陆城市的当地政府在吃紧的财政收入中拿出大部分资金来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是很不现实的。在短期效益和长远规划的两难冲突中，各级地方官员在政绩观的强激励下，自然而然地选择短期效益的行为作为自己的行动纲领来发展当地经济。只有把当地经济搞发展了，才有向上爬的政治资本。在这样的畸形的发展观的一圈圈的扩散下，以资源堆积出来的虚假的经济繁荣必然是技术进步发展让位于资源高消耗的发展。环境的破坏在这样的畸形的发展观下向全国大面积地复制它的恶果。在这样的价值导向下，机会主义盛行和无效率的“长官工程”和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遍地开花，表面上人民的收入增加了，然而人民的整体福利水平却在下降。君不见城市居民承受着噪音污染和废弃物的大量排放对身体健康的严重威胁，为了应付层出不穷的怪病，增加的收入都白白地丢在医院这个本来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品而现在是完全市场化运作的无底洞的吞款机器里面，病人们的身心创伤和痛苦是不言而喻的；私家车的猛增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很多的快乐，在拥挤不堪的街道上焦急地看着宝贵的时间在经常性堵车的烦躁情绪中从自己的指尖中悄无声息地流失，除了无奈与痛苦，还有什么快乐可言？大量的汽车尾气和工厂废气的排放产生的温室气体引致的“温室效应”为全球天气逐渐变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也变得面目狰狞，频发的全球性灾难是在分阶段地报复人类的无穷无尽的贪欲与无知。
社会文明仍然在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不停地迈出自己坚定的步伐，当我们吃着虽然香喷喷的、丰盛的饭菜和琳琅满目的食品时，但一点也不觉得快乐和幸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检验我们的福利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呢？快乐不仅仅是我们必须的福利，也是我们和谐社会的根本之基。经济的发展未必增加了老百姓的大众福利，福利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共同发展的集大成者。这些多年来中国经济的确在全球经济发展中一枝独秀地奔腾着，而其他方面却进展缓慢，老百姓对福利的满足不再只是经济方面，在其他领域里要求公平、民主、自由、有限政府等等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中国发展转型的进程中，重新构建一个有效的制度框架来满足人们的全面福利和政治诉求是势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