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时值中国制订“十一五”发展规划之机，我们读到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该报告对中国的地区不均衡、贫富不均衡和社会阶层不均衡的描述令人触目惊心：“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5，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如今中国20%的最贫困人口收入份额只有4.7%，而20%最富裕人口收入份额则高达50%。”“由于中国实行卫生体制的社会化改革，有70％－80％的农村人口没有医疗保障，这导致成千上万婴幼儿和农村人口等弱势群体不必要的死亡。”（《“十一五”倾向均衡发展：让穷人分享中国的GDP》，2005年10月08日《商务周刊》）
因而，我强烈赞同以下看法：在“十一五”发展中，将反贫困做为一个重点，必须要让最广大群众充分享受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从而拉近贫富差距和缩小城乡差距。在追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将关注增长的均衡、机会的均等和社会的公平做为公共政策的基本取向。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不可否认，经过20多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我国在扶贫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截至2004年底，我国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610万人，绝对贫困率从30%下降到2.8%。但按照中国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来看，贫困人口界定的标准也要与时俱进。因为按人均收入一天一美元的国际通行标准和购买力评价折算，中国的贫困线为年收入924元人民币，那么，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有7580万人。但是，反贫困依然是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一个大任务，反贫困任重道远。我们首先要提高对反贫困的思想认识。贫困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精髓，我们今天反贫困化需要请教马克思，从这一理论中汲取营养。马克思关于贫困化理论的论述，揭露了资本占统治地位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资本积累规律必然导致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从而制造劳动者贫困化的后果。这为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敲响了警钟，给我们提高反贫困化的认识、贫困预警以及最终消除贫困给予了方法论的理论财富。
在资本占统治地位的企业中、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区域内，价值规律通过剩余价值规律发挥作用，追求剩余价值、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一种必然。马克思揭示了这一规律在资本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实现为资本积累规律，资本积累规律包含着二重性后果：一方面是资本财富的积累，一方面是劳动贫困的积累。与此相适应，资本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劳资关系：一极是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这种贫困趋势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绝对贫困化，一种是相对贫困化。劳动者的贫困化绝非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地上长出来的，它肇始于资本原始积累。“原始积累是资本生产方式的起点，它的秘密不过是用暴力手段对农业劳动者进行剥夺的历史过程；在这种‘剥夺’与‘分离’中，一无所有的农民被迫转化为雇佣工人”。（巫继学、朱玲：《〈资本论〉第一卷纲要》，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不过，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因而农民转化为农民工的过程并没有暴力手段参预而是平和实现的。农民工，现今已经成为中国农村解困自救的最重要的途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市场经济活跃、发达的地区，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地区间的重新配置，使输出者获得新的就业机会和创收机会，同时在流动过程中，实现输出者技能和素质的提高，这对于减缓农村贫困、探讨21世纪中国扶贫的出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农民和土地分离相伴生的，还有触目惊心的国有工人与他们工作的企业即生产资料相分离，这一过程最终制造了庞大的“下岗”工人队伍。
由于大量的贫困人口的存在，资本运行过程动态地演绎着贫困差距的“拔河赛”。如果政府反贫困化的方略正确、措施有力，我们有理由持乐观态度。事实上，中国作为一个从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两极分化是十分重视的。从改革以来出台的各项政策，以及我们的经济发展理念来说，为遏制贫富差距的加大也尽了力。特别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其内涵汲取了学者们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对于广大老百姓的经济收入十分关注。而反观世界形势，我们甚至还有一份欣慰。据前些年联合国开发署一份调查报告称：“二百名最富有的人的资产超过世界总人口百分之四十一的人收入的总和。过去四年，这二百名富翁身家增加了两倍，达逾一万亿美元，相反地，每日依然入息少於一美元的穷人，仍维持十三亿人。”（转引自http://zz-www.sd.cninfo.net/news/990714/33.htm）但是，就目前出现的社会现象而言，人们的担心是有理由的。我们应该也必须反思，我们应该也必须行动，为着贫困人口的生存状况，为着两极分化的肆意演绎。
市场经济通行的分配规则在无忧无虑运行了几个世纪后的今天，人们越来越发现，它并不是万能的，特别是不公平的，它的弊病是具有根本性的与致命的。或许是熟视无睹，或许是观不深看不透，正是由于这种规则导致的不公平与两极分化，它曾经成为也一再成为暴发革命与发生社会事变的根源。“凯恩斯革命”似乎为这一规则加了一个“本轮”，试图校正它在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误差。政府职能的介入，从宏观经济政策层面上为分配的不均，为反贫困化起到了一定作用。
然而我们在这一方面做得十分不足。作为一个传统的计划经济国家，我们有理由从我国过去几十年积累的经验教训中、从整个东方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中汲取计划经济的理论财富。如果我们再犯倒洗澡水也将孩子倒掉的错误，我们将不仅失去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安排的最佳历史机会，也将难以有效遏制两极分化、有效反击贫困。消除贫困，和谐贫富，这是全中国人民的阳光愿景，“十一五”，应该牢记这一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