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根据一年一度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芬兰已经连续五年获得第一。该排名是基于科技进步、公共制度质量、以及宏观经济环境的经济发展前景为标准来排定各国和地区座次。芬兰在科技成果向生产转化率、科技配套发展水平、科技合作程度、科研合作程度、科研投入力度、企业员工培训居第一位。芬兰公民受教育水平高，掌握技术好，较熟悉经济事务，这些方面在北欧居第一位。美国《新闻周刊》将赫尔辛基与剑桥、新加坡、特拉维夫等并列为追赶美国硅谷的世界十大新兴技术城市。目前，芬兰在信息和通讯技术、生物技术、医疗技术等几个领域处于全世界领先地位；电子和电气工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三大支柱，芬兰在利用信息技术方面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90年代以来，芬兰的高科技产业产值增加了38%，其就业人数以每年18%的速度递增。近十年来芬兰每年经济增长都保持在5%以上，为欧盟国家平均增长速度的2倍，是经合组织成员中最快的国家之一。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和新技术的进一步推广，芬兰全国的劳动生产率目前正以创纪录的速度增长。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芬兰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相当快，其工业劳动生产率在交通和信息产业方面甚至已超过美国。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使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雇员的工作效率提高了8%至18%。
二战前，芬兰还是一个农业国。50年代和60年代，凭借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本，芬兰开始了工业化进程，重点发展了造纸、冶金和化工等。直到70年代，政府仍然主要支持工业投资。然而，80年代中后期，当知识经济的时代即将来临前，芬兰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实施以科技开发为核心的科技兴国战略，坚持以科技进步为中心，高度重视和支持支柱产业技术创新，积极开发高科技产品，从而极大地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90年代初，芬兰政府又将信息社会作为其首要发展目标。
苏联曾是芬兰最大的贸易伙伴。苏联的解体一度使芬兰的进出口贸易额显著下降。加上西方经济衰退的影响，芬兰在90年代初曾陷入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芬兰利用自身优势以发展信息与通信技术为突破口，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调整、提升了产业结构，较快地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芬兰人意识到，象芬兰这样的小国，如果要在全球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我们需要把重点放在我们的优势领域上，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世界各地把握时机，瞄准对象，主动出击，以赢得胜利。芬兰制定了实现信息社会的国家战略。芬兰社会通过发展和利用信息社会所蕴涵的机会，以榜样、通用和可持续方法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知识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为了保障未来成功，芬兰从学校课堂开始，要求各行各业的人士为知识与创新的发展继续努力。充足的研究与开发资金，以及良好的研发项目是保证未来一代在创新与发明方面超过前人的关键因素。发达的教育和培训是芬兰成功的关键。20世纪中期，芬兰完成了从林业、农业向成熟工业的转变，进入新世纪时，芬兰以服务、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也日益得到加强。
芬兰在实施信息化战略方面做了如下努力：
第一，投资于教育。教育是芬兰的国际竞争力，芬兰人重视教育，教育机构在芬兰享有很高的地位。芬兰人一生爱好追求知识，40%的员工每年参加一些额外培训项目。芬兰国土面积仅33.8万平方公里、人口520万，近几年来教育科研经费增长率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居世界首位。芬兰拥有21所大学，平均每25万人一所大学，这在全世界都是少见的。从20世纪60年代起，芬兰就开始大力普及9年制义务基础教育，并实行免费高中和高等教育。芬兰教育经费在国家财政预算中所占比例高达18%，仅次于瑞典，名列世界第二。芬兰在专门技能上投资，也就是投资于教育、培训和技术，是芬兰保持竞争力的最佳作法。在技术上领先的国家也为自己奠定了强大的经济基础。
第二，加强科研投入。芬兰在科研开发方面的投入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为3.5%，超过日本和美国，在全球名列第二。芬兰在研究与开发方面投资至少占GDP的3%，2004年，芬兰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占GDP的3.5%，在世界上排名第三，仅次于以色列和瑞典。特别是，诺基亚每年在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投资与芬兰整个国家在这个方面的投资大致持平，诺基亚公司在芬兰申请的专利最多。近10年来，芬兰政府投入的研究与开发（R&D）经费一直保持在全国研发经费的30%～40%。1999年，全国研发投入额为33.7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1%，政府投资达11.8亿美元，占全国总投入的35%。这一比例在经合组织中名列前茅。芬兰政府还决定，在2001～2004年间，每年保持18亿美元的研发投入。芬兰全国一半的研发经费被用于信息产业，每年的大学毕业生中有35%接受过信息通讯或相关专业的技术教育。1990至1999年的10年时间里，芬兰的电子、信息、通讯产业产值增长了5倍，其中通讯硬件和生活用电子产品增长了15倍。电子通信产业在芬兰出口结构中所占的比重由1990年的11%增长到1999年的29%。作为其信息产业的龙头诺基亚公司，更是以年均50%的增长速度高速发展，诺基亚公司的产值已占芬兰国内生产总值的10%强，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芬兰发展高科技，取得了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市场前景的高新技术产品，优化了芬兰传统的产业结构，培育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20多年来，芬兰一直把研究与技术发展视为首要领域。在研发领域里的投资稳步增长。芬兰在国际技术合作方面的作用也得到了加强，芬兰是技术实现的头号国家之一。
第三，制定政策引导企业集中资源发展本国的优势产业。早在20世纪80年代，芬兰就极有远见地着手开发电信产业，先后制定和修订了电信法、数据法、商务电子通信法、电子签名法和信息社会保护法等一系列法规，完全开放电信市场，不仅为信息与通信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环境，而且为芬兰信息技术产业全面发展并跻身世界领先行列奠定了基础。芬兰在利用信息技术方面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信息技术已成为芬兰经济发展的动力，广泛应用信息技术，旨在加强行业的竞争力，创造新产品、新公司和就业机会。
第四，制定软件发展计划，确保软件业与电子通讯业同步发展。1998年，芬兰软件业的产值就已达到15.3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了28%。到2004年，芬兰软件业产值已经达到45亿美元。芬兰是因特网接入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是手机持有量最多的国家，其通讯业发展快于软件业。芬兰特别重视软件发展，专门制定计划推动软件业的发展，使得软件业在国际市场占领更大份额。芬兰拥有高度发达的信息产业和电信业，其实由于芬兰教育水平高，从业人员素质较高，其软件业发展环境堪称最佳。芬兰在高科技方面有两大骄傲：诺基亚（Nokia）手机和Linux，Linux的发明者是当时身为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学生Linus Torvalds。芬兰有这两大骄傲，已足以证明芬兰软件业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世界经济论坛对于芬兰为什么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的解释：“芬兰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非常高，公共机构效率高，私营部门积极采用新技术、培养创新的企业文化。”芬兰居全球竞争力榜首，主要得益于：第一，非常重视国民教育和科技投入。第二，不让一个人掉队。这主要是指高福利制度。在世界各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公平越来越差的大环境下，芬兰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三是充满活力的私营经济。2002年2月14日利波宁总理在伦敦经济学院作了“欧洲未来—芬兰模式”的演讲，对芬兰获得成功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包括行之有效的福利制度、发达的教育和培训、政府和私人部门巨额的研发投入、公开竞争等等。
芬兰有一句名言，“教育是芬兰的国际竞争力”。早在1917年芬兰独立后，1921年就开始施行九年义务教育。从20世纪60年代起，芬兰就开始大力普及9年制义务基础教育，并实行免费高中和高等教育。芬兰政府于1976年开始采取小学基础教育和初中综合教育连贯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体制。为使全国不遗余力地坚持7—16岁义务教育，1998年颁布了“基础教育法”。芬兰教育经费在国家财政预算中所占比例高达18%，远高于美国和日本。2001年教育部教育科研经费为50.97亿欧元，年增长率高达8%(2000年为4.78%)，普通教育经费占全年经费的31.4%。芬兰的教育经费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
芬兰全国有989个公共图书馆，平均5250多人就拥有一个，人均占有图书馆的比例居世界首位。中央和城乡政府联合投资建立全国图书馆网络服务，为所有人免费提供借阅全国各图书馆图书的服务。各图书馆还可根据读者的要求，利用全国图书馆网络从其他图书馆借调图书。当地图书馆主动为义务教育学校服务，每周还有流动图书馆免费到农村学校服务。如此完善周到的免费图书馆网络服务，既保持了芬兰人喜爱读书刊的传统，又能充分满足他们的求知欲望。根据教育部统计，平均每年每人从图书馆借阅20种图书和音像制品。芬兰人喜欢光顾图书馆，而且，芬兰是世界上图书馆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也是图书馆利用率最高的国家。据统计，2003年平均每位公民每月至少光顾1.15次图书馆。在过去10年中，在芬兰光顾图书馆的人数增加了近25%。来自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人们都喜欢光顾图书馆，特别是下班之后和周末，光顾图书馆的人络绎不绝。图书馆已成为芬兰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场所。2003年全年芬兰光顾图书馆的人达到6950万人次，借阅图书达到1.21亿本，人均23册。
深圳：放弃“高速度”追求“高效益”
在过去25年，深圳以速度闻名于全国乃至全世界。现在，它无法继续保持那种速度了。2004年，李鸿忠市长（2005年任书记）指出：深圳发展遇到了问题，而且是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不改变发展模式，很快就会出现危机，必须探索一种“效益深圳”的新发展模式。
1979年建深圳经济特区时，当年GDP仅为1.96亿元，用了18年时间，深圳GDP达到1000亿元，而突破3000亿元仅用了两年时间。据估算，未来10年内，深圳市生产总值完全有可能突破10000亿元。但我们也要看到以往高速增长所付出的代价。如果按照目前的消耗水平简单推算，深圳GDP达到万亿元，需要占用全市土地面积的90%，耗用3倍于目前的水电和环境资源，这个代价我们是付不起的。
具体说来，“速度深圳”的四大制约因素包括：一是土地、空间有限，深圳剩余可开发用地仅200多平方公里，按照传统的速度模式可能10年左右深圳将无地可用，难以为继；二是能源、水资源难以为继，抽干东江水也无法满足速度模式下的增长需要；三是按照速度模式，实现万亿GDP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投入，而深圳已经不堪人口重负，难以为继；四是环境容量已经严重透支，环境承载力难以为继。
所以，深圳不能跟别的城市拼总量、拼速度、拼规模、拼座次，而是更加看重发展的效益指标。
芬兰与深圳的比较
芬兰的国际竞争力、辉煌成就和财富，都建立在人力资本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出卖自然资源的基础之上。从宏观角度看，芬兰以国家的大手笔和大投入来培训本国公民。信奉科技以人为本，投资于公民的脑力，开发创造力。通过长期的投资和不懈努力，形成了知识资本、人力资源、人力资本，并最终打造出全球一流的竞争力。
与此相对照，中国在人力资源开发上，口头上叫得响，落实在行动上，则是一个侏儒，教育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竟然在全世界排名第100位以下。中国的教育主要是依赖公民自身的投入，深圳的所谓教育则主要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收费创收培训为主。要打造“效益深圳”，如果教育不能跟进，都是一句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