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美国位于北美洲中部，东西两侧分别是大西洋和太平洋，北临加拿大，南接墨西哥，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在过去的二百多年里，美国从殖民地走向独立、从传统农业国家走向现代工业国家，从世界工业强国走向世界超级大国，从世界第一次现代化的追赶者走向世界第二次现代化的先行者。公元2000年，美国人口约为2.8亿，国土面积约为937万平方公里，第二次现代化指数为108点，居世界第二位。美国现代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经典现代化和新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两大阶段。其中，经典现代化以工业化为重要标志，美国工业化的起点大致为1790年；美国经典现代化的完成时间，大致是1960年前后。此后，美国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何传启教授称之为“第二次现代化阶段”。
坚持走工业化道路。独立战争后，美国逐步确立了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美国工业化始于美国东北的新英格兰地区。1790年美国罗德岛州建立了英国式的水力纺纱厂，成为美国工业化的起点。由于这种新技术具有明显优势，它很快扩展到新英格兰地区有充足水力的城镇。1807年杰斐逊总统实行贸易禁运和随后的关税保护政策，客观上为美国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1812～1814年“第二次英美战争”结束后，美国制造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810年只有75000人在制造业工作，而到1860年有130多万工人在制造业工作。到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高。一战前夕，美国工业产值相当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总和。
坚持创新。美国不仅是一个追赶者和模仿者，也是一个创新者。特别是在1870年以来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美国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例如，在宾夕法尼亚发现石油，发明打字机、电话、留声机和电灯，泰勒倡导“科学管理”，赖特兄弟完成首次飞机飞行，福特汽车厂采用流水生产线等。进入20世纪，美国取代德国的位置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取代英国的位置成为世界工业的领头羊。在20世纪30年代采用“混合型经济”发展模式，在60年代完成经典现代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发生信息革命和知识革命，信息和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率先进入第二次现代化阶段。同时，新型服务业和信息处理业得到迅猛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化学、电子及生物技术等方面的进步，生产出各种商品和服务，从半导体电路到激光外科手术。
坚持保护和发展农业。美国在约一百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采取有偿兼并大农场，实现规模化经营，使失地农民得到土地补偿后到城市就业。使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并进。城市化和工业化不仅没有导致农民的失业破产，而且通过新的农业技术改变了美国的农业，使得农民数量日益减少，但生产的粮棉更多。这是值得借鉴的。我们在开发区的发展和建设中必须保护农民的合法利益，合理补偿农民的经济损失，解决失地农民再就业及其子女就学等问题。杜绝低价剥夺农民土地的问题发生。防止政府部门和开发商形成开发建设的利益共同体，公平公正地保护农民的合法利益。
阿根廷是拉美国家中最早以应对经济全球化为目标制定了新的发展战略，但也是最早陷入全面、深重发展危机的国家。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GDP为3797美元，相当于当时美国人均水平的GDP的8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位居世界第6位。但是进入本世纪，阿根廷却成了一个“灾难国家”：经济出现负增长；外资银行处在破产的边缘，准备撤出阿根廷； 50％以上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GDP降至2100美元。 阿根廷的主要教训告诉我们：
政治不稳定，难以持续进行现代化建设。一个世纪以来，阿根廷每次经济发展的高潮都是以政治的稳定开始，而以政治的危机告终。1955年9月，阿根廷右派军人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庇隆政权，进入了庇隆主义和反庇隆主义无休止的争论、政变不断，20年中换了12个政府，军人和文人交替执政，经济难以持续发展。权力过多介入财富瓜分，在上层出现了一个新的跨国资产阶级。这个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中暴发起来的政客新富阶级，利用自己手中的政治权力，为外国跨国资产阶级服务，从损国利己的服务中牟取暴利。这些人在获取暴利后，就没有任何法律能够阻挡他们作为股东或合伙人参与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进程。由于这一“跨国资本主义”新阶级与跨国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个阶级的控制之下，阿根廷存在一个由特权集团安排的、不事生产却可以每月照领工资的寄生者集团，这一集团的人数估计有10万人之多，2001年用于这方面的“政治开支”高达20亿至40亿美元。1999年，普通阿根廷退休职工每个月只能靠相当于150美元的养老金勉强糊口，但阿根廷的劳动部长却除了每月领取相当于8000美元的工资之外，还领取大约9000美元的国家退休金。在梅内姆政府内还存在一个高层犯罪集团，专门从事军火走私活动。他们与军队以及军工企业相互勾结，通过国际“幽灵企业”，多次进行国际军火走私，走私的武器多达6 500吨。据揭露，走私军火的收入总共计1亿美元，而政府得到的只有4 000万美元，其余都落到了私人的腰包。
失去独立自主，完全开放难以持续进行现代化建设。上世纪90年代梅内姆所实行的战略转折和他所领导的结构改革被称之为阿根廷现代史上的“第二次革命”。国际方面，实行“外围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同美国确立战略结盟关系，并致力于地区一体化事业。1990年派舰船参加美国发动的海湾战争，到1997年获得美国的非北大西洋盟国地位，始终没有停止过同美国构筑特殊关系的外交努力。国内方面，主要是放弃过去的国家工业化方针，按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则，决定作为农牧业初级产品出口国加入全球化经济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把农牧业食品专业化作为阿根廷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迅速的贸易自由化使许多本国工业和生产陷入破产。国有企业私有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邮政、航空、铁路系统、社会保险、国家石油公司以及所有公用事业都被卖光，而且售价常常低得惊人。国家垄断权和专卖权被转让给私人部门，结果使惊人的利润汇到了私人部门的国外总部。1994年12月墨西哥爆发比索危机后，阿根廷资本大量外流，经济衰退，失业率猛增，暴露了阿根廷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的严重缺陷。阿根廷政府应对经济全球化战略之所以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没有能处理好现代化进程中开放与自主的关系。一是实行货币准美元化，丧失了金融政策的自主权。把本国的货币同美元捆绑在一起，丧失了汇率调节的能力。二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和中下阶层的贫困化；私有化进程中严重的腐败行为使大部分国家财富落进了少数人的腰包；梅内姆的休克式经济改革使阿根廷的经济收入和财富被大规模转移到了跨国大资产阶级手里，国内市场萎缩，许多中小企业陷入破产，经济结构发生部门脱节以及与社会脱节的变化，从而形成一种危险的恶性贫困循环：社会贫困化——国内市场萎缩——经济结构失衡——贫困化进一步加剧——国内市场更加萎缩——经济结构更加失衡。三是以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为指导的“非工业化”道路，明确地放弃了过去的国家工业化方针，自甘作为农牧业初级产品出口国加入全球化经济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用暂时享有比较优势的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去交换发达国家的高附加值制造品和高技术。从1990年到1998年，阿根廷的出口总值从123亿美元增长到264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一倍，但同一时期，阿根廷的进口总值却从41亿美元增长到了314亿美元，增长了近7倍；贸易差额由原来的顺差变成了逆差。四是过于依赖外资，实行借债发展的方针，外债负担就从拉美债务危机爆发时候的430亿美元猛增到了2000年的1320亿美元。1998年外资开始撤出阿根廷，阿根廷也就开始陷入了发展危机。从1999年开始，阿根廷用于偿债的开支占阿根廷出口收入的70％以上，陷入沉重的债务危机。
不着力改善人民生活，难以持续进行现代化建设。1994年以后，阿根廷经济增长率始终飘忽不定，失业率从未降到13％以下，收入不平等达到了史无前例的严重程度。到2001年12月，民众在经济上的不满开始激化为政治上的抗议风暴，一个由失业者组织、进步劳工组织、人权组织和小商贩组织联合组成的广泛联盟——“全国反贫阵线”发动起300多万民众，要求政府应给予失业者以失业补贴。抢劫风暴席卷其它城市和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的许多地方。2002年3月，比索一再大幅下跌，阿根廷再次发生哄抢超市和商店事件，全国一片恐慌；4月23日，由于国会拒绝考虑政府防止阿根廷银行系统崩溃的计划，第五任经济部长莱尼科夫宣布辞职。这一切表明，梅内姆的“第二次革命”已经以失败而告终，阿根廷已经陷入深重的发展危机。两极分化导致的贫困者阶层的生活日益恶化。近20年来，阿根廷整个劳动民众的收入损失了40％。中产阶级是新加入贫困者行列的人数增加了338％。这些新贫困者在某些社会文化方面并不像贫困者，譬如他们能受到中高等教育，小孩的数量比结构贫困者家庭少得多等等，但在同危机的关系方面则又很像旧式穷人，如失业、就业不稳、健康无保障等。拉美经委会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也指出，尽管阿根廷90年代也有过经济增长，但中产阶级的贫困化却仍在继续。半个世纪以来，这个阶级由于生活条件比较优裕，从来都是恪求稳定，决不参加上街游行示威这一类活动。但是，在阿根廷的这次危机中，中产阶级也成了“反模式”的英勇斗士，参加了2001年12月20日晚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暴乱。他们的斗争方式就是发动“敲锅运动”，以示抗议。经济部长卡瓦略、总统德拉鲁阿、临时总统萨阿等一大批显赫人物都是被他们的“敲锅抗议”赶下台的。在阿根廷下层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失业者阶层。在军事政变前的1975年，阿根廷的贫富收入之比是1：8，到梅内姆上台之后的第二年即1991年，这个比例已恶化为1：16，到1997年，更恶化为1：25。由于工厂大批裁员，失业率高达创记录的20％，工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使2/3以上的人从第三世界降到第四世界。据估算，阿根廷的贫困人数以每天1·5万人的增长速度增加，如果为了还债而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那么，阿根廷的失业率还将进一步超过20－25％。
伊朗在西亚地区版图仅次于沙特、人口仅次于土耳其和埃及，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足，国内市场广阔。它的北部里海沿岸平原土地肥沃，盛产水稻、棉花。伊朗探明的石油储量高达66亿吨，占全世界储量16.9%，天然气占全世界13.5%。
1951年的石油国有化法令将英国资本垄断的石油公司收归国有，为伊朗增加了巨额资本；1963年1月，巴列维正式宣布了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六点改革计划，从而揭开了白色革命的序幕。到1975年土改结束为止，全国有近200万户农民获益，92%的农民有了自己的耕地，拥有100公顷以上土地的地主占有土地面积减少到20-150公顷不等，占可耕地总面积的12%。土改后，政府又致力于农业的现代化和乡村城市化，建立了国家直接控制的基层农业单位如乡村合作社、农场企业等等，同时设置了许多管理农业的官僚机构，对农村基层行政机构和宪警也进行了扩充；由国家派出了扫盲队，卫生队、农业发展与扩展队等大批服务组织，大大加强了巴列维王朝对农村的影响和控制能力。与农村的行动相配合，从1962年至1972年，伊朗实施第三、第四个经济发展计划，明确提出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对国营企业的实际投资成倍增加， 1968 -1972年间工矿业生产年增达14%，石油与天然气年增15.2%，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年增达11.6%。
有了以上基础，巴列维决心把步子迈得更大一些。1973年开始的第五个发展计划，一开始就将投资额定为第四个发展计划的3.4倍，随后，由于石油收入（随油价上涨）大幅提高，投资额又几乎翻番(增加84.3%)，巴列维提出要实现铁路电气化，建设核电厂、要生产1500万吨钢等一系列超高速的发展设想，准备在不久后成为居于美、俄、日、中之后的世界第五大强国。为此，伊朗同英、法、意、德、日、苏等工业国家签订一系列协议，购买建设项目所需设备。其中，仅1975年同美国的技术合作协议一项，开支就高达150亿美元，购买包括八个核电厂，十万套公寓住宅，一个港口、二十座预制构件厂等。
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巴列维的现代化似乎取得稳固的成就：十多年间，国民经济高速增长，1969-78年增16-17%，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60年为160美元，1977-1978年达2250美元。在此期间，不仅发展了原有的石油，纺织、烟草水泥等部门，还建立了石化、机器制造、冶金等新兴工业部门。1975年1月伊朗《世界报》发表社论说：“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再过10年或12年，伊朗将赶上欧洲主要国家的现有生活水平。25年内，在工业基础和繁荣方面达到相当于世界上最先进国家的水平。”
然而，突发奇想式的超高速增长计划使整个国民经济陷入混乱，首先是港口与交通堵塞，进口的货物在码头、敞棚堆积如山，造成腐烂、锈蚀和火灾，货轮入港卸货有的竟然要等候半年，其次是物价飞涨，住房与建材奇缺使房租和地价猛涨，大量进口外国货物对通货膨胀推波助澜，1975-77年通涨率达50%。此外，盲目上项目加上巨额的军费，使数百亿美元的石油收入被吞噬被浪费，例如，不去利用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甚至任其放空烧掉，却计划斥600-800亿美元巨资修建20-30座核电站，直到1979年此计划被取消已经白白花费掉数十亿美元，再如，为了成为西亚军事强国，从1970年到75年军费开支从9亿美元猛增到100亿美元，达到占石油年收入的一半，70年代仅从美国购买武器就花费220亿美元，为使军队效忠国王，仅1978年一年就向陆军高级军官每人发放了近三万美元津贴。
伊朗的教训告诉我们，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性，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以及盲目的巨大危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