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环境，是决定企业成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企业成长的极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的约束强度，而这种约束强度可以通过政府、企业家、学者和舆论界的共同作用得到一定的改变。
首先是市场环境。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分工是由市场规模决定的，市场分工越细，企业的规模才能越大。当今的国际化趋势使得国内市场接轨于国际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中国企业不仅面临国内同类企业的竞争，而且在还没有练好过硬本领的时候，就被抛向了全球竞争的舞台，缺乏一个循序渐进的成长过程。这么大的中国市场，也不再是国人独享的市场，许多国外的巨头都已经闯了进来。同时，随着商业战线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过去那种不规范市场体制下赚钱的美好情景一去不返，没有技术和品牌，单靠廉价劳动力的企业是不可能再有成长的机会了。因此，每一个渴望成长的企业，都不能对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视而不见。 其次是产业环境。在中国，凡是国家垄断的产业领域，企业规模都比较大，因为这些事业不仅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而且大多是享有国家保护伞的。此外，资本密集型产业和研发密集型产业，其企业规模也相对较大，因为它们资金实力比较雄厚，汇集了大量高素质的人才，能够创造出相对较高的生产率，所以企业也能获得成长，规模也能够做大。因此，虽然不是每个企业都能获得特殊的国家扶持和产业政策，但是在选对进入哪个产业方面还是很有讲究的。只有在立足产业发展的大前提下，加大资金和研发方面的投入，才能够找到做大做强的方向。 三是政策环境。市场经济本来就是自由企业制度，但是在中国，政府的作用非常大。在保护企业家能力与精神，保护知识产权、人力资本产权和私有财产权等方面，政府规范其行为是十分重要的。过去，有的地方政府把外面的企业给引进来，然后在资金到位之后，出于所谓的政策不可抗拒的原因，又不能兑现先前的种种契约与承诺，结果又把外来企业给赶出去了，而且什么补偿也没有。还有的政府部门行为得不到约束，使得审批制度非常强势，几个公章要盖好几个月。凡此种种，都容易对企业产权形成实际的侵害，企业就失去了创造新财富的积极性，而是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寻租已有的财富上。在这样政策环境下，多数企业都是做不大的。可见，在帮助企业成长方面，政府也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