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今年香港电影节，我连看两场以音乐为主题的电影，《Violeta Went to Heaven》（港译《紫红色的一生》）和《美姐》，都是苦涩调子的—电影里的人也苦，音乐也苦，但幸好音乐常常振奋起来，拯救歌唱者。 新锐中国导演郝杰的作品《美姐》，涉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方农村，那正是我最不忍面对的时空，看的时候心头像压了石头般沉重着，到最后才随着男人们杂沓放肆的歌声释放出来。电影拍摄的地点虽然是内蒙古，音乐也是该地的“二人台”—介乎二人转与秦腔的乡俗音乐，但却让我想起我走过的西北。望不尽走不到头的黄土山丘羊肠路，泥土疙瘩一样的人泥土疙瘩一样的生活，我们走到甘肃新疆交界的地方路过一些所谓迁徙村，简直是赤贫荒瘠的状态，但人还得生活、种花和恋爱。像在《美姐》里的铁蛋他爹，“文革”中被整瞎了，但还记着美姐的声音，还能掌琴与她对唱流利自如。 和影片文案、海报宣传的不同，虽然涉及男主角铁蛋和美姐、美姐的三个女儿之间暧昧或奔放或压抑的情感，但这不是一个不伦情欲故事，而是一个音乐的传承故事。正如铁蛋问三丫头你从哪里学来的歌呢？三丫头的回答：你爹教了我妈，我妈又教了我。美姐就是中间这条重要的纽带。美姐不是晚娘，她对铁蛋的爱是赤诚的母爱，三个女儿倒像是纺车旁的命运三女神，以各自的方式拆解编织着铁蛋的命运。 酷日像鞭子抽打着苦命的人，人能够做的只有歌唱。“二人台”唱腔凌厉淋漓，内容俗辣不拘，像二人转但比二人转多很多黄沙飞石之气，铁蛋的一声嘶吼也充满西北汉子的爆发力。我有过四次西北之旅，有两次听到了花儿，一次听到了秦腔。深感那都是艰苦生活中不得不发的一腔血性，歌词大爱大恨，虽然有时不免血腥一点，但总比假惺惺的软绵绵的情歌真实。爱得多痛苦，唱得就多奔放，西班牙佛拉明哥音乐就是这样的。 饰演铁蛋的演员冯四，本身就是一个内蒙古的移动二人台戏团的团长，片中最自由自在的一段：一团人坐在卡车车斗上即兴肆意唱游，顶着烈日与熏风吼叫，这基本就是他的自况。冯四的演唱极为激情投入，瞪眼闭眼一声长啸，撕心裂肺的，非如此不可喷出千年黄土的郁结。电影中给他的“疯唱”安排了原因：与大丫头的一段苦恋以及彻底的绝望，现实中冯四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情史不得而知，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忍耐煎熬以及相对应的情欲炽热怒放，两者的张力就像片末的葵花田一样绵延无边，如果这是梵谷那炽热的最后麦田，此间飞腾而出的群鸦就是歌者嗓音的一次次迸裂。 《Violeta Went to Heaven》的声音也在极端炽热的阳光与荒原中迸裂，它的主角Violeta Parra是智利著名的民谣女神，是智利“新歌谣”运动的主力和策动者，也是才华横溢的素人画家和诗人，中国一个地方戏野台走唱者的艺术成就当然不能与她同日而语，但构成她们的世界、哺育她们音乐的元素竟如此相似。智利山区荒凉艰辛不亚于中原偏西的苦地，Violeta Parra的父亲也像铁蛋的父亲，是一个不得志的民间音乐家，但拉丁民族的遗风就是宁可燃烧而死绝不苟延残喘，所以Violeta Parra的父亲在学校教授鸟鸣、在小酒馆酗酒、砸琴，愤懑而死，铁蛋的父亲活下来了，美姐问他眼睛为什么瞎了，他也笑说忘了忘了别说了。 铁蛋的二人台如秦腔，纯粹以人的基本欲望的吁叹来反抗，又似黑奴吁天。Violeta Parra传承的智利印第安民谣，原本也是这样诉诸爱恨悲情，但Violeta Parra深受当时南美左翼反抗精神的影响，赋予她的民谣更多的反叛与战斗性。后者赋予音乐力与叛逆之美，但同时也撕裂着歌者，令Violeta Parra的歌声中火焰与暴雨同样激烈。 “扎扎”、“嘎嘎”，仿佛强扭着木吉他的琴马，命运的调弦声贯穿着全片的背景音，到最后你才发现这是Violeta Parra操持的民谣帐篷在智利高山上风雨横扫中挣扎的声音。Violeta Parra的命运与南美当代革命的命运同步，无论其激昂其低回其困顿其突进。南美洲的赤贫与神奇，让此地的革命与中国不同，同样是一无所有，但前者无疑更有想象的勇气。 Violeta Parra与她的同道者（包括她的兄长“反诗人”帕拉，她那改变了智利当代艺术的Parra家族，她的同道人切?格瓦拉和阿连德……），唱的是燃烧的阳光下直面真实的歌，辛辣如龙舌兰。她的歌诗与某种命运令我想起另一个燃烧着的诗人：秘鲁的巴列霍（Cesar Vallejo）。巴列霍的诗也撕心裂肺，飞翔在阳光最白热的顶端与黑夜最冷的霜冻角落。巴黎的雨水绵绵无尽地捆锁着一个印第安人的伤足，他仇恨那个使他成为黑面包的白世界，但又不得不在那里发出自己最夜莺婉转的声音。Violeta Parra也是如此，她为了把握去波兰音乐节的机会，大意把初生小女交给小儿照顾结果失事夭折；她与恋人在巴黎推广她来自智利的音乐与绘画，换来一次次冷落或误解，最后还因为她强大的自我而失去了年轻的恋人。
从父亲到小女到一个个深山中的老歌者，到她自己，Violeta Parra的生命中死神永不休息停步。“如果我们找不到她，世界将把她遗忘。”Violeta Parra在带着少年儿子奔走在群山之间路途上对他说，她说的是一个年迈的女民谣作者，其实也是说她自己。但当她们去到这个女歌者的家，歌者刚好长逝，从狭小的床移到另一狭小的木棺之中。 所有的琴师都离去，只留下琴挂在墙上，Violeta Parra的儿子照旧取出录音机，他只能录下空气，弦在风中颤动。多少人期待留下声音而未能，包括那早夭的孩子。Violeta Parra对智利民谣的一大贡献就是她耗尽青春，以双脚踏遍智利每个角落收集了上千首最草莽的民歌，同时她又自己发声，融炼这些鬼魂们的怨于自身强韧的嗓子里，发为粗粝刚毅之歌。 “你有那么多身份……”、“我选择与人民待在一起。”这是Violeta Parra最后最坚定的回答。虽然她自身也陷于命运的漩涡中如飘摇的帐篷、张开了翅膀又被吹折。她的愤恨之歌如《诗经》里的“上邪”，质问山河大地，质问爱人与敌人，直到生命中所有的人和鬼魂来为她鼓掌。Violeta Parra死于自杀，因为爱情也因为民谣事业的艰辛，在她死后，阿连德为她扶灵，独裁者禁止她的名字和她的歌流传，但直到今天，南美甚至世界的为不公义抗争的现场，仍有青年唱起她的愤怒与爱，苦调亦是为苦命人申命之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