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加了经济全球化行列,给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是全球化最大成果,但中国走的是一条独特的路，发展很快，给西方发达国家带来的是“惊喜与不安”共存，同时也伴随着激烈的竞争和摩擦，还参和了发达国家设下的“经济政治化”陷阱。全球化的道路是极其艰难的，我们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国际化发展的新阶段。推动全球化形成和不断发展的根本力量，来自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尤其是这一时期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我们可以把经济全球化的动因归结为：一是分工的深入和市场的扩大；二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三是跨国公司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也伴随着更多的政治和文化因素。所以全球化可表述为：世界经济一体化，世界政治多元化，各国民族文化的世界化。现在全球化反映的主流是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在全球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美国。因为经济全球化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宰下展开的，所以它的各项规则也是为给那些西方工业国家带来利益而设计的。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那些大的跨国公司可获得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占据国际市场。它们使用的策略就是美国那一套“华盛顿模式”。这为“遏制”政策的出台，提供了方便。当全球化对美国有利时，它就被说是“必不可少的”、“不可避免的”，要求所有国家都要与它相适应；而当美国市场受到别国价廉物美的商品冲击时，全球化就变成了政治问题。
军事是政治的最高形式。为了控制中东的石油资源，美国对伊拉克用的就是这套战术。所说的“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与拉登有勾结”，现在已经证明都是假的，就连美国的“98226;11”是否是拉登指使的，也是一个谜团。侵略伊拉克的真正原因来自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
在冲突中美国国会总是首当其冲。
1972年，美国在与我国建交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随之国会又通过了一个《台湾关系法》，凭借这一法案千方百计阻挠中国统一大业。2005年5月19日,由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人亨利8226;海德领导的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散发了一份最新版本的《2005年联合国改革法》,将缴纳会费与联合国的改革挂钩.该决议案说,除非联合国实行改革,否则美国将拒缴达数千万美元的会费.摆出了一付蛮不讲理的嘴脸。
人民币汇率改革本属一个国家主权范围以内的事，而美国参议院却在4月6日通过关于人民币汇率修正案，要求人民币升值，否则将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27﹒5%的关税
继之，美国众议院又通过了《中国货币法案》，要求行政部门调查中国政府是否“操纵了货币”。
在5月13日美决定对我国棉织裤等三类产品提前“启动”“特保”后，5月18日，美国商务部宣布，美国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以“市场扰乱威胁”为由，做出了对来自中国男式梭织男衬衫、化纤制裤子、化纤制针织衬衫、精梳棉纱等四种产品，采取纺织品特别限制措施的决定。由此可见，为了美国的自身利益，美国国会可以把指挥棒伸到别的国家，发号施令。
人们不会忘记，在东南金融风暴袭来之时，赞扬中国实行固定汇率好的，美国也是其中之一，现在拿人民币汇率来敲打中国的也是美国。其实人民币值是否大幅度低估，现在是否需要大幅度升值，包括美国等众多国际经济专家都认为，人民币汇率调整对美国没什么好处，也不能解决美国的双赤字问题。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5月20日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讲时说，他相信中国最终会对货币体系进行改革，但人民币升值并不能帮助美国减少贸易逆差。因为美国零售商将从其他国家进口，不一定转向本国供应商，所以，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将从其他地区进口，但我们进口的仍是同样的商品。”
在此间开幕的2005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北京论坛上，有“欧元之父”之称的蒙代尔教授列举了目前人民币升值或实行浮动汇率制对中国和世界的12大危害：延缓人民币可兑换化进程；造成外国直接投资下降；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急剧下降；使银行不良贷款问题恶化；不利就业形势；加剧中国农村通货紧缩；人民币突然升值会让外汇市场投机者获益；影响中国税收；影响中国在东南亚的货币领导地位。蒙代尔进一步说：“目前，中国货币运行非常好，也不必要对它进行任何的更改。”
亚洲开发银行本周最新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即使人民币升值10%，美国只能减少贸易逆差36亿美元，经常项目的改善占GDP的比例为0﹒02%；若人民币升值20%，美国总体贸易逆差也只会减少0﹒5%，而中国的贸易逆差将达到318亿美元，GDP增速急剧下滑将导致经济硬着陆。
[美国《纽约洛杉机报》6月4日文章]在题为：“同中国的贸易问题没有捷径可走”的文章说：“许多分析家认为，几乎可以肯定采用进口关税之类的贸易壁垒会事与愿违。它们将会损害美国经济，因为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生产的大部分产品都出口到美国。这些低成本的中国产品有助于抑制美国通货膨胀率上升。它又说，美国去年从中国进口了1970亿美元的产品。以目前30%的增长速度，今年的进口额将达到2540亿美元。对这些产品征收27﹒5%的关税将使这部分关税总额达700亿美元，摩根斯坦利经济学家谢国忠估计，其中70%将会转嫁到美国公司身上，如戴尔计算机公司、惠普公司、沃尔玛公司和耐克公司。他说，这将严重影响这些公司的利润，使股市出现动荡。而这些公司可能会把部分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从而导致它们同进口商竞争时失利。至于美国的贸易逆差，中国产品只占美国总进口产品的13%，据亚洲开发银行预计，即便人民币汇率的调整让中国的商品减少一半，让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增加一倍，也只能让美国的经济产值增加290亿美元，提高0﹒24%。”
曾经担任过美国财政部东亚事务的负责人、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盖保德干脆说，就中国的全球贸易状况而言，并不存在大量顺差。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跟汇率没有直接联系。
既然由此，美国为什么要揪住人民币汇率等问题小题大做？这是否想：只要能使中国发展速度下来，即使美国会因此遭到损失，也有所不惜？美国商务部长在本周还警告说：“中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纺织品出口激增以及猖獗的盗版行为，很可能会在华盛顿引起强烈的政治反响。”
什么政治反响？说穿了，无非想找到一个泡制遏制中国的政治藉口。
遏制中国，这是美国的既定目标。在东欧垮台，苏联解体以后，中国就成了重点对象。像日本这样在亚洲怨声载道的国家，美国也是捧住不放，全力支持日本进入联合国当常任理事国，还与日本公开签署联合条约，企图干预台海局势。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令美国头痛。香港有一家报纸说，在世界上能够叫板美国发展模式的除“北京模式”外，还找不到第二家。他们把以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为美国出手的方向。“遏制中国”，成为美国国会中某些精英们策划对华政策的主轴。于是乎，贸易摩擦不断。并且把重点瞄准人民币汇率。对我国来说，最急迫的、最关乎全局、最能影响中国经济全局的是汇率制度改革；我们现在经济的“软肋”也在金融体制，在金融体制不健全时，汇率改革风险是最大的。我们现在实行的不是浮动汇率制，我们的资本项目还没有放开，外资还无法进来横冲直撞。世界上一些人就是想从这里打开缺口。20世纪80年代，由于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摩擦日益加剧，1985年9月，在美国的策划下，美、日、英、法、西德密会于纽约广场饭店，签约降低美元对日元和欧洲货币的比价，史称“广场协议”。这是美国设的“金融陷阱”。日本跌入之后，10年间日元的汇率逐渐从250日元兑1美元升值至1996年的87日元兑1美元。此后十年，日本经济停止了增长，美国经济却获得了持续增长。
“广场协议”出台以后，日本厂家的出口在成本上受到了限制。于是日本厂家开始向北美地区进行生产据点的转移，变“从本国出口为当地生产”的战略。因为当时的日本在生产成本方面还是具有魅力的市场。可是，无论日本如何努力限制出口，如何振兴内需，都没有削减对美的贸易盈余。但是日本却吞下以“广场协议”方式规定的日元大幅度升值的苦果；日本至今也未能扭转对美国依然保持大幅度贸易盈余的局面。而中国的民族产业还不具备日本那样能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的实力。在此情况下，如果贸然被迫大幅度提高通货汇率，那恐怕将带来更悲惨的结果。因为在中国出口的产品中，外资企业创造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额的54%，留下的大头只是区区的纺织品和部分杂货。如果人民币盲目升值，则随着出口产品价格的上升，就连纺织、杂货等中国传统商品的生产，都有可能被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取而代之。美国这种损人又不利己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了抑制中国的经济增长、破坏中国国内就业，实现打压中国的目的。其联合欧洲、日本压人民币升值的用心更是可恶之极。
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各国经济已经不仅仅是一般地互相联系和交往而是互相交织，互相融合，以至形成了全球经济的整体。在这种情况下，个别国家经济的重大变动，特别是在世界经济中占重大份额的大国经济的变动，都不可避免地通过各种渠道、牵动或波及它国、乃至全世界。全球合作和协商才是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手段，全球化的最高价值理念就是追求全球的共生发展，随意破坏市场游戏规则，到头来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全球化进程中，当然也包含着矛盾和冲突，但处理问题的原则只能是：合作、双赢，而不是遏制、一赢一衰。据测算，中国要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买回一架空客A380！如果不接纳8亿件衬衫，人家不是也买不了你的空中客机？市场化要求各方在共同意愿的基础上制定社会交往的规则，其前提是承认共享、互惠的原则。在全球化的发展中，发达国家有很多优势，但是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不在发达中国家，而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以后，低端产品必然要流向发达国家。既然发达国家主张全球化，也就要允许低端产品进入。况且这是关贸总协定的规定，带有歧视性的纺织品贸易配额制在实施了40年多年之后终于在2005年1月1日取消了。协议给了十年的调整期，发达国家搁置不理，出了问题，又找他人当替罪羊。配额制期满仅过了三个多月,现在又单方面决定重新对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和服装设限，破坏了公平准则。这是为了取悦选民，搞贸易保护主义，使经济问题政治化。遏制中国，完全是为了政治需要。这就是美国的贸易态度。
在几十年全球化的进程中，跨国公司越来越呈现出生产国际化、经营多元化、交易内部化和决策全球化的特点。从事国际性生产、销售和管理的跨国公司正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结构的主体，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经济全球化使经济权力越来越集中到少数跨国公司手中。不发达国家面临的是巨大的机遇和严重的挑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进一步加大，各国内部各群体之间的差异急剧扩大，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经济全球化给我们送来的不是世界大同，而是发展与衰退、繁荣与贫困共存。而我们面对的却是发达国家处心积虑的“遏制”、跨国公司来势汹汹的挤压。在疆界的概念日益淡化，传统的关税、税收等传统调控手段逐步削弱，过去在各国内部各种曾经有效地起到控制社会不平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在经济全球化冲击下正在失去或部分失去其作用的情况下，各民族国家应该如何作为？我们是坚持走自己的路，还是随波逐流？已经是无法回避的挑战了
答案是明确的，我们对欧美国家的贸易态度不能抱任何幻想，坚定走自己的路。我们要使全球化为我所用，而不是被全球化牵着鼻子走。这条路是走得通的。不要以为“反倾销”、“限额”不可一世，其实内部也是矛盾重重。中国商品价廉物美，有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在发达国家中，受冲击的企业主反对，但消费者、代理商却支持，最终真理仍然会取得胜利的。我们的比较优势也是发展的，从低层次向高层次扩大，而且是迅速的扩大。这也是市场规律。市场的竞争法则也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再说中国需要世界，世界更需要中国，想用歪门邪道整垮中国，是不得人心的，最终只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们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但要实行积极的反遏制战略。所谓积极，就是要集中优势，主动出击，走一条独立自主、和平崛起的发展之路。我们不能有任何幻想。日本一再寻衅，美国到处围堵我们，都充分说明列强忘我之心没死，他们总是绞尽脑汁想法拖住我们。我们的任何改革都要把“防范”摆在重要位置。
温家宝在6月26日在第六届亚欧财长会议上谈人民币汇率改革三原则时，说得非常明确。温家宝总理说人民币改革必须遵守三条原则： 主动性，就是根据中国自身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决定汇率改革方式、内容和时机。汇率改革要充分考虑对宏观经济稳定、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考虑金融体系状况和金融监管水平，考虑企业承受能力和对外贸易等因素，还要考虑对周边国家、地区以及世界经济金融的影响。可控性，就是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要在宏观管理上能够控制得住。既要推进改革，又不能失去控制。避免出现金融市场动荡和经济大的波动。渐进性，就是有步骤地推进改革，不仅要考虑当前的需要，而且要考虑长远的发展，不能急于求成。
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力求创新，谨慎推进，要充分考虑“可控性”。这就是我们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积极反遏制战略的主题思想。
解决的重点有二：一是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建立起一条有利于“反遏制”的全球商品销售网络；二是建立起一条稳定的能源来源。最近我们冒着风险，化高价并购一些知名的跨国公司，为的是建立稳定的能源来源和商品销售网络，使我们的经济发展不受西方列强太多的限制，使我们在全球化中更有竞争力。
竞争主要靠实力。这里所说的实力当然包括软实力。
壮大实力首先要看我们的发展模式能否经得起“跨国公司”的冲击，所以应对全球化的第一个要务是完善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信念，把我们国内事情办好，把我们的经济搞上去。
要加快发展，就要善于集中、发挥我们独特的优势，主动出击。第一是制度优势。我们实行的是中央集权体制。这种体制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年代，很有用处。拿我们的实力与美国比较，差了一大截。但是在局部、个别项目上，我们有我们的优势，我们已经凭借这种优势，取得过骄人的成绩。1956年时，我们的国力也不强，我们科学、技术水平也差得很远，原子弹不也上天了！现在我们的科学技术总体是赶不上人家，但是我们如能集中一点力量，就某个项目搞点突破，是完全可能的。我们要进一步树立全球战略意识，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着力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施以质取胜战略，提高出口竞争力，提高外贸质量和效益。在充分发展比较优势的同时，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提高加工贸易的产业层次并增强国内配套能源。
支撑这个优势的是我们的经济制度。最近我们宣布要以185亿美元并购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优尼科公司，就是依仗于我们的经济制度。如果我们能把各经济成分的企业，自愿地组成一个团队，携手走向世界，通过整合国际资源，推“洋”出新，我们的产品会很快上一新档次，我们的许多企业也能挤进500强。到时，我们说话的机会就多了。人常说，美国人利用轻而易得的信贷寅吃卯粮，欧洲人宁愿坚持一周四天工作制也不愿提高竞争力，中国人一天工作七天还想加班。这是别人没有的优势。加上中国人憋了二百多年受外强侵略之痛，一定要把经济搞上去的坚强决心，我们是会争分夺秒赶上去的。美国、日本天天叫嚷、围堵我们，倒是提醒我们：在我们面前，“八国联军”的威胁并没有消除！
第二，要发挥市场优势。我们是大国，有世界上不可多得的大市场。正如《香港虎报》有篇文章说，广阔的市场带来一种力量，它不同于那种源于枪杆和能源储备的力量。它因为人口众多，一些国家在对中国采取“制裁”时，也不能不考虑它可能引起的后果。因为一些公司或国家即使不赞同中国人的一些做法，也难以拒绝同中国做生意。这是一项不可替代的优势。
市场大，潜力大，回转余地也大；多层次发展市场，将会给工业发展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反倾销”、“限额”此起彼伏的年代，把国内市场建设好，富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我们还有诸如“珠江三角洲”市场、“厦门、台、闽”联合市场，如果再加上“东南亚共同市场”，开放度大，又有很强的活力。中国国内内需庞大而且在一个遥远时间内，仍不会饱和。只要中央能适时制订适当的政策，扶持落后省份发展，将部分“购买力”转移入内陆省份。内陆省份需要廉价商品，中国的工业及其整体经济，足可维持高速发展。因此说，国内大市场是握在我们手中的、对国内和对国外都是一张王牌。
为了反“遏制”，我们有些企业要走出去，实现双向开放，通过跨国兼并、收购在海外上市等多种形式取得资源优势、技术优势、品牌优势、产品优势和渠道优势。同时通过内外市场整合，形成群体优势，既能抗跨国公司的挤压，又有利反击发达国家的“遏制”和“封锁”，还有利用于我国产品的出口。从而形成互补优势。
此外，我们还要发挥组织优势。我国组织资源丰富，又有很好的优良传统，发挥好，可以起到许多不可多得的作用。可惜的是我们现在行业组织方面做得还很不够，总喜欢单枪匹马闯世界，以至吃了不少诸如彩电这样的苦。行业组织不应该官办，而是民办；行为约束不是来自红头文件，而是自我约束。行业组织主要工作应是行业信息的收集、研究和协调，有条件的可以搞些新产品开发，体现社会主义企业的关系。政府要给予支持、协助，并且与国家的研究机构联合起来，取长补短。至于企业之间的竞争问题，既要反对垄断，也要反对无序竞争。应该有一个“竞争法”。竞争也应该有中国的特色，充分体现在市场的游戏规则上。
在发挥组织优势时，我们要格外注意引导和培育产业群体的发展。产业群体的涌现，是我国经济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产品竞争力的奥秘所在。在企业群体的集中地，既集中了上下游产业的制造商，互补产品的制造商，专业化基础设施的供应商，以及相关机构（政府、大学、科研机构、行业务协会等），造就了完善的生产供应链，从而使单体智慧变成群体智慧，不仅使各种成本和风险都大为减少，而且竞争力更加持久，并能获得比行业平均水平更高的利润，形成了其他地区无法匹敌的集群优势。集聚理论还认为，聚集的企业越多，竞争力越强；同时由于产业间的相互作用，一个产业的竞争力带动另一个产业的竞争力，进而彼此强化，形成新的生产力。通过产业集群这种产业组织形式提高了区域整体生产效率、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也带动了一批小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拉动了共同富裕。福建晋江在2002年安达等数家中小企业集体出击，联合进驻匈牙利最大的物流中“亚洲中心”，创建了“中国鞋都晋江街”；2004年又策划存美国洛杉矶建立了“晋江产品分销中心”。已成为我国经济的一个新亮点。又如宁波慈溪的模具业、温州的鞋业、诸暨的袜业，规模都很大。浙江诸暨市的袜业，以诸暨大唐镇为中心，辐射周边18个乡镇，仅大唐镇就有制袜企业8000多家，2002年生产袜子80多亿双，产值130亿元。打败了美国的“世界袜都”[美国《洛杉机时报》]4月10日文章题：中国的战略使它在“袜都之战”中占据上风（作者 多恩8226;李）文章说，位于美国阿巴拉契亚山区的小镇佩恩堡自诩为“世界袜都”。在1909年就开始生产袜子，一度以地球每8双袜子中就有一双产自这里而自豪。厚底袜子就是这里发明的。以罗宾—林恩纺织公司为例。它拥有该行业最先进的设备，是意大利进口的，单价为2。5万美元，员工的小时工资通常约10美元，但去年末未赢利。与此同时，中国大唐镇（位于浙江省诸暨市）的三星袜业有限公司，它使用的每台织袜机价值1000美元，除了料理工人的食宿之外，每小时只付给他们60至于70美分。去年末，赢利50万美元。从近年两小镇一荣一衰的对比表明，中国在全球市场中的优势已远不止廉价的设备、原材料和劳动力，它对产业“集群化”的利用也是美国完全不能望其项背的。如果美国“佩恩堡”某台织袜机坏了，他有时可能得等上两个月才能拿到新部件。如果中国“大唐”某台机器出了故障，他只要给半英里外的一条街上经销二手设备和部件的60多位商人中的某一个打个电话，就可以了。在大唐，如果需要将一双袜子别在一起的别针，他就去经营袜子的专业市场上、经营别针的经销店跑一趟，每包装一万枚，售价还不到2美元。至于两地工人勤劳程度那可无法比较。到头来，“大唐”生产的厚袜底的成本是每双27美分，而“佩恩堡”生产的袜子成本是41美分。”
这种块状经济，适应性好，竞争力强，又有很好的风险分摊机制，就业面广，吸引力大，很值得发扬光大。它们的弱点是“低、小、散”，名牌少。我们应该通过总结、组织、整合、配套、发展，使之更上一层楼。聚集百余世界品牌的象山爵溪的“中国针织名城”，又是一番天地。它们不仅有具有自主开发能力的龙头企业，完善的生产供应链，庞大的规模，力争去满足顾客每一个愿望的热情和顽强的开拓精神。这里，聚集着400多家大大小小的针织企业，有几家龙头企业，每年产出的31亿多件针织服装，占全国针织品出口额的5%；聚集了阿迪达斯、耐克等100多个世界品牌针织服装的定牌加工生产，这里的针织产品的外向度达到90%以上。
如果我们能化力气在全国建立起一批具有一盘棋意识，又有具有一定的科技含量的龙头企业为核心的企业集群，不仅能增强抗风险能力，还能从根本上消除无序竞争。让它们配上“出口名牌战略”，成为不发达国家走向全球化的突击队，携手走向共同富裕的未来！根据中国商业部、国家质检总局等8个部委局6月7日联合发布的《关于扶持出口名牌发展的指导意见》，到2010年，我国将培育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自主知名品牌，40%的出口企业将拥有自主品牌，自主品牌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将超过20%。
这样，中国的优势不仅仅是劳动力成本低廉，而是：劳动力低成本+产业集群优势+名牌出口战略，外加国内的大市场，从而形成强大的一支“反遏制”的中坚力量。
前面的道路是不平坦的。
我们真心希望和平崛起，我们也认真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但因为我们走的不是“华盛顿模式”所指的这条路；我们给跨国公司开辟了一条大道，但不是如他们希望那条可以自由来去的那条路。他们总要制造一点麻烦。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兵强马壮，富得流油，是全球化既得利益者，养就一付骄横习性。她生产少，消费多，2004年经常项目赤字（美国人在国外的花费大于美国向国外销售所得）就达6660亿美元，已相当于美国的GDP的5﹒6%。经常项目赤字就意味着需要通过向国外出售资产或借款来支持。照此，世界其他国家的储蓄赢余的3/4都跑到美国去了。美国过度负债运行造成全球经济严重失衡，但美国老是拿别人当替罪羊，新贸易保护主义正在侵蚀美国经济健康运行的根基。全球化这艘大船因为美国而沉没的可能性已经变成了现实！另外，我们的发展模式与美国的发展模式走的不是一条道，如果。中国的成功经验给人的启示：发展中的国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不能走“华盛顿模式”的老路，而是要远离“华盛顿模式”；在进行内部工业化和政治社会改革中，要发挥国家的作用；依靠国家的力量和企业的支持，争取增长、发展和占领市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第三世界不集中力量摆脱经济殖民地的境况，第三世界的经济也就无力快速发展。如果我们这条路走通了，它就会成为一面旗帜，许多国家就会起来效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才是美国最怕的，所以他们总是联起手来，处处提防我们，给我们出难题，找麻烦，希望我们能摔倒，所以摩擦不断。我们千万不要有幻想，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
由此可见，全球化虽是大势所趋，但决不是世界大同！我们要坚持走自己的路！ （2005年6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