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首都经济学家论坛组委会联合举办的《首都经济学家论坛第二次理论研讨会》于2004年12月26日在北京大学召开，本次论坛研讨会的主题是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改革。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经贸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国防大学、教育部社科中心、国家统计局、《求是》杂志社、北京市委党校、首都医科大学、《教学与研究》、中央编译局、中国政法大学、中宣部改革办、《人民日报》理论部、《光明日报》理论部、《中国改革报》理论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国家电力公司物资局、中国管理科学研究所、科学决策杂志等多家单位的专家、教授以及博士研究生等近百人参加了这次研讨会，这次为期一天的论坛研讨会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研讨会开幕前，原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教授首先发言，吴树青教授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不能改掉国有经济，私有化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他分析了私有化在中国流行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一方面，一些人错误的认为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明晰产权，而只有私有化才能够明晰产权，另一方面错误的认为只有私有化才有效率，公有制注定是没有效率的。北京大学的赵存生教授认为，在今天的中国，经济建设已经成为头等大事，经济学已经成为发展最快、非常普及的显学，党的十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有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这就有赖于真正的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经济学家的不断努力，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肩负的一个重要的使命。中国人民大学的卫兴华教授提出了不要混同“公有制形式”和“公有制实现形式”，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改什么、怎么改的问题，卫教授认为改革的路径从大的方面来说是对的，至于改革中出现的管理层贱买贱卖的问题，从上面看，是由于中央对出卖国有企业没有明确的规范，以至于地方领导误认为中央向私有制倾斜，误认为发展私有制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实际的国企改革中，造成了一些领导误认为产权改革就是要出卖国有企业，卫教授进一步从股份公司和业主制企业的比较中认为，并不是产权越明晰，效率就越高，因为股份公司的产权清晰并不如业主制企业。卫兴华教授最后呼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应该提出自己的声音。中国人民大学的胡钧教授提出了要正确理解“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胡教授认为“公众所有制”是私有制而不是“公有制”，因为公有制的本质特征是全体社会成员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上是完全平等的，而股份制是所有权的不平等，另外，从分配关系上看，公有制是按劳分配，而股份制却是按资分配。胡教授进一步指出，在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时，需要国家控股的企业，应防止在资产重组和控股过程中控股权的旁落，防止在股份制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和被侵吞。中央党校的苏星教授认为，1842年马克思在受聘于《莱茵报》主编时接触了产权，但马克思是使用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生产关系，而不是直接使用了产权这个概念。由于大、中型企业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因此，它们不能被私有化。首都经贸大学的丁冰教授反驳了“国有企业低效率”论，丁冰教授通过一些实证分析指出，那种认为国有企业必然注定是低效率的观点是缺乏充分根据的。丁教授指出我国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亏损，主要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以后出现的特殊现象，而并非从来就如此，造成这种效率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点：一，从历史形成的因素来看，过去国有企业由于担负着安置就业、稳定社会的重任，在“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思想指导下，使用人员偏多，它们过去虽然在这方面为社会作出了不容低估的贡献，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明显地增加了企业的工资成本，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二，国企职工退休保险没有实现社会化；三，歧视性的税收政策使国企处于极不公平的不利的市场竞争中；四，某些管理失当和政策失误，加剧了企业经营困难；五，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和影响，这是使企业陷于困境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丁冰教授最后指出，只要有决心，对症下药，通过深化改革，清除上述各种弊端，尤其是要清除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端正改革的思路，就一定能使国有企业真正沿着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道路健康发展。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刘海藩教授则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一、客观评价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使中国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国有企业承担了二十多年的改革成本，现在国企仍然是财政的源泉；国企造就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今后只有国有经济的强大，才会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二、认真总结经验。由于一些领导对中央政策的误解造成了一些指导思想上的混乱，如那种“一包就灵”的理论，使人们丢失了主人翁的精神，“靓女先嫁”丢掉了一批优秀的国有企业，“国退民进”动摇了国有企业领导和工人的决心，MBO则鼓励了企业大做假帐，使得国有企业的资产流失严重。三、推动改革的三种人——官员、经理和传媒——出现了问题，以至于正义的声音比较低，原本最应该参与改革的人，即广大的职工却被排除在了改革之外，有些领导发现了问题也没有及时的去加以解决。最后，刘海藩教授建议，国有企业应该积极加强自身的建设，加强队伍的建设以及企业文化的建设。中国人民大学的吴易风教授则是从“外来生物入侵”与“外来意识形态入侵”的对比中指出，我们不但要防止全球化过程中的生物物种的入侵，更要防止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入侵。中国人民大学的周新城教授则是从对“经济人”假设的评论中得出结论：“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经济问题的前提；从哲学上讲，“经济人”假设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命题，因而是反科学的;从政治上说，“经济人”假设是资产阶级学者反对社会主义的重要工具；从经济上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经济人”假设为推行私有化提供了理论根据；从思想上说，“经济人”假设是宣传没落腐朽的剥削阶级思想的一种形式。周新城教授最后强调指出，对西方经济学要进行认真的鉴别，在学习和借鉴其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的同时，认清其为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服务的本质，同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划清界限，把我们的思想从西方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已是当务之急。来自《求是》杂志的有林教授针对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企业为何要卖？卖什么？怎么卖？有林认为，小企业可以卖，但如果大、中型企业卖了以后，国家靠什么来进行宏观调控？有林指出，我们强调要以公有制为基础，就应该有量上的规定。国家统计局的李成瑞教授则直言我国的统计工作中存在的三种弊端：一是统计数字残缺不全；二是分类不科学;三是弄虚作假严重。他提出了制定包括符合宪法的科学分类标准等四项建议，呼吁人们要注意关心数字背后的问题。北京大学马列主义学院的智效和教授认为，某些主流的经济学家企图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是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国情的，智教授明确指出，中央提出的科学的发展观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只有以此为指导，才能够更好的搞好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的张勤德研究员针对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三点思考：一是为什么要把区分两种不同的改革观作为重要前提；二是区分两种不同改革观的标准是什么；三是为什么要强调整体标准。中国人民大学的孟捷教授是从剩余价值到价值创造这个角度来分析问题的，孟教授认为，企业制度的多样性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述，他指出，我们在今天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中，不仅要看到资本主义纵向的演化，而且还要看到资本主义的横向演化，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推进我国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志伟教授针对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做了说明，王教授认为，产权改革是为了提高效率，而其他的改革也是为了提高效率，因此就不应该割裂产权改革和其他改革之间的关系。股份制的出现是为了适应集资的需要、风担风险的需要以及扩大规模、增加竞争力的需要。而目前国内的产权改革中出现了片面化和绝对化的观点，此外，王教授还认为，国有企业的改制动机出现了问题，他提出了把改制作为第一位的问题是否合适的疑问。最后，王志伟教授呼吁要反对两个教条，即偏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和偏面强调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从实践中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道路。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学院的杨波博士则“从马克思的流通费用理论看交易费用理论”的分析中，批驳了那种认为交易费用理论的思想是天才的构思的错误观点。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余斌博士则分析了“民工荒”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思路，社科院的钱津研究员则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我们的国有企业到底是不是就是国外的那种国有企业？国防大学的卢周来教授则是利用了一个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说明了我国目前进行的改革有可能面临夭折的危险；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张春敏博士后则通过对大庆油田、东北老工业基地等的调研中得出了结论：有些人在故意把国有企业搞垮掉，以从中谋取个人的私利而置广大的工人利益于不顾。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赵准博士则从自己在国外的学习中，深深的体会到即使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仍然有着它的不朽的魅力。最后，本次论坛组委会副主席、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永佶教授做了总结性的发言，刘教授认为，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经济学才是主流经济学，我们要正视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不断扩大自己的声音，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始终站在最广大的劳动人民一边，把国有企业的改革进行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