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应该更多地学习美国人的创新精神，德国人的敬业精神，日本人的团队精神，学习韩国人的“耻为人后”的不服输精神。但是，时至今日，是到了东西方相互学习、双向学习的时候了。系统的、整体的、综合的思维模式以及“和而不同”等思想，已经对(必将继续对)西方世界发生影响。双向多维学习还包括，既向现代学习，也向历史学习。如果说面对现代和未来保持开放是一种聪明，那么面对过去和历史保持一份虚心则是智慧。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其文化博大精深，当可从中吸取宝贵养分。
一、东西方思维方式和文化特质比较
只有意识到差异，才能正视差异，才能为解决因差异而导致的跨文化冲突寻到一把开启的钥匙。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彼此渗透和文化融合是大趋势，其差异是相对的，对差异亦可作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解读。在下面的比较中，试图梳理一些主要的差异，并有意放大这些差异，一来是为分析表述的方便，更主要的是要提示对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1、总体与功能。与西方人相比，东方在思考问题时，通常是从总体的角度对问题加以分析，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关系，主体和客体相融合。西方倾向于主体和客体相分离，在处理客体时，会把客体从所处的背景中分离出来，专注于事物本身具有的特征和功能。分析问题时，强调化整为零，从局部入手，通过对局部的认识达到对整体的把握。这点在西医和中医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中医看病是望、闻、问、切，从整体把握，看患者的阴阳是否平衡，经络是否通畅，治疗方法是通盘考虑，固本培元，标本兼治。西医通常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依据对各个局部所做的生化、CT、核磁共振等检查结果提供治疗方案。
2、和合与分别、三文化与二文化。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一书中说：“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和合是中国思想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精髓，东方人一向以“和”与“合”为至境。拍照拍“合家欢”，见面行“合十礼”，说话要“和颜悦色”，做事要“和衷共济”，做人要低调“和光同尘”，艺术品要“诗画合璧”；生意推崇“和为贵”，音乐讲究“和乐唱和”，医学主张“身和气和”，政治诉求“政通人和”；美好婚姻誉之“天作之合”，好事齐聚谓之“珠联璧合”。在治学方面，博雅会通是东方人的学术特点，而细分专业则是西方的学术特点。因此，东方(古代)多出通才杂家，西方则多出专家。从哲学上看，西方深受基督教“二元主义”文化的影响，重独立、重对立、重竞争，崇尚竞争哲学和斗争哲学，是“二文化”，强调二分法。东方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崇尚中庸之道，执两用中，讲究兼顾与调和，不极端，不偏颇，不片面，不固执，可谓之“三文化”，强调“一分为三”(庞朴：《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释》)，除了“非此即彼”，还有“亦此亦彼”，并且可使对立互为中介，可以寻求第三条道路。
3、逻辑与辨证、演绎与归纳。美国密西根大学的Nisbett教授指出，西方文明建立在古希腊的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维为特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建立在深受儒教和道教影响的东方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辩证思维为主要特征。诚然，东方擅长思辨、体悟，基于过去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认知，靠洞察力、潜意识甚至第六感官进行思维，常撇开细节枝节和过程，无需求证，靠直觉指引，直指问题的本质和核心。西方则更多地运用逻辑，不管是形式逻辑还是数理逻辑，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其思维缜密严谨，环环相扣，言之有理，持之有据，严格求证。逻辑思维为西方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爱因斯坦曾言：西方之所以(暂时)优于东方，是因为西方形式逻辑思维体系的早期建立，及近代实证主义和实证科学的发展。再则，西方思维是演绎型的，从一般到特殊，从一般原理或前提出发，经过删除和精化的过程推导出结论，通常在蕴涵的概念下进行。东方的思维方式则是归纳型的，从特殊到一般，举一反三，由此及彼，见微知著。
4、定量与定性、绩效与操行。西方在分析问题时，尽量拿事实、数据和报表说话；在制定目标时，强调目标的可度量性，注重将目标细化、量化、节点化。东方更倾向于从事物的性质上加以把握和判断，把定性放在首要和优先的地位。西方强调绩效和结果，倡导绩效导向，数字说话。在承认辛劳、苦劳、疲劳的同时，更看重功劳。对一个人认可与否，不是看他的身份、头衔，也不是他的家族，而是业绩。东方在评价一个人时，固然会看其客观绩效和结果，但对其主观的努力和做事的过程同样予以充分考虑，尤其是本人的态度、操行和修养。儒家文化十分强调个人修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放到第一位。东方在判断一个人时，比较注意其身份，特别注重老幼有序，君臣有别。
5、方与圆、术与道。圆可以解读为灵活性，东方崇尚“圆”，凡事讲变通，善于随机应变，能屈能伸；做人讲圆融，于人方便于己方便，注意换位思考。西方崇尚“方”，“方”可以解读为原则性。做人中规中矩，棱角分明；做事讲究章法，遵从规则，按部就班，机械化作业，程式化加工。西方人重“术”。“术”可狭义地理解为技术、技能、技巧、诀窍或学术，也可广义地理解为专业的执行能力，即“正确地做正确的事情”(dorightthingsright)或“有效率地做有效益的事情”的一整套方法。比如说六西格玛、平衡计分卡、价值链分析等等，就是怎么把事情做得更好的一整套方法，西方在这些方面非常擅长。这也是为什么在全世界众多商学院里，西方教材尤其是美国教材占优的重要原因。东方人尚“道”，坐而论道，起而行道，参禅悟道。概而言之，道是存在的终极，意识的极致；是事物内在的根本的规定性，是事物存在和变化最普遍的原则；是将经验上升为概念，上升为理念，再上升为哲学，再进一步凝炼后的最高境界。“术”可学可教，然而“道”不可学也不可教，故有东方神秘主义一说(F·卡普拉：《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
6、求真与务实、本原与终极。如果把“求真”视作“学以致知”，而将“务实”视作“学以致用”，那么相对而言，西方人求真，东方人务实。西方思维里有一种传统，就是高度关注“精神性”，追求“本原性”，倡导学以致知，为学问而学问，凭着自己的真性情、好奇心，甚至仅仅因为爱好或有趣，不断追问，不遗余力地探究人生的根基、事物的本原。牛顿寻求“第一推动力”，爱因斯坦探究“统一场”就是极好的佐证。东方人强调务实，做事情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最终(终极)得到现实的效用和利益。《九章算术》的影响力和对人类知识创新的推动力之所以不及《欧氏几何》，很重要的原因是《九章算术》止于实用的层面，未能透过实(应)用进一步构建“形而上”的知识体系和学理探索；李约瑟所著《中国科技史》详举了古代中国众多的智力成果，但细加思量，其中多数成果为实用的技术性发明，而很少理论层面的成就。
二、跨文化领导力的挑战
正是因为差异性，才导致多样性，多样性才导致丰富性。
实证研究表明，在全球各种文化中，最受欢迎的领导风格是：可靠、灵活、动机的激发、聪明、决断、可信赖、团队精神等等，不管是东方世界还是西方世界，大家都推崇认可，有共识。最不受欢迎的领导风格为：不合作、喜怒无常、自私自利、粗鲁、独裁、自我为中心等，这些都是东西方领导者要注意克服和避免的领导方式。对于像服从、向上司挑战、圆滑、敏感、固执等领导风格，则颇具争议性。服从究竟好不好？向你的上司挑战对还是不对？不能一概而论。
综上我们看到，东西方的思维方式、领导风格、文化特质、沟通习惯、价值判断标准等，客观上都存在很大差异。在相对封闭隔离的环境中，这些差异容易被忽视，引发的问题也是个别的、局部的、非典型的和非尖锐的。然而，今天的经济已是一个全球化的经济，开放的经济，一体化的经济，是一个既高度分工又高度综合集成的经济。开放的世界需要国际化的团队，而国际化的团队必然面对劳动力多元化和价值取向多元化问题，必须面对跨文化领导力的挑战。
如何应对这种挑战？解决之道又是什么？首先，要正确认知、理解、尊重跨文化的差异性。以前我们害怕差异、厌恶差异，习惯于整齐划一、步调一致、千人一面，追求万众一心、异口同声。实际上，这既不可能也没必要，甚至有害。正确的态度是，正视差异，容忍差异，应该深刻地认识到，正是因为差异性，才导致多样性，多样性才导致丰富性；而单一性将导致脆弱性、濒危性。热带雨林之所以生机勃发，就是因为其既有高大的乔木，又有低矮的灌木和草本植物，还有附生植物、苔藓地衣及腐殖真菌，它们共生共荣，相得益彰，各为其为，各得其所。对待差异性还不能被动消极地应对，除了正确认知和充分尊重外，还要用好用足差异产生的效用。因为差异产生张力，张力产生动力，由此整个社会才会生生不息，充满活力。
其次，要增强跨文化领导的责任，招聘和选拔胜任跨文化的领导者。第三，要强化沟通和互动。当今国际政治的主流已经从对抗转向对话，国际间的经济交往和社会生活亦必须加强沟通，通过沟通来消除误解，增进了解，减少隔阂，寻求共识；要宽容分歧，求同存异。第四，通过教育培训方式提高跨文化方面的素质、能力和技巧。
三、商学院的使命
中国的商学院应该教会学生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而不仅仅是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具有“管理大师中的大师”“管理学教父”美誉的彼得·德鲁克(PeterF.Drucker)讲过一句话：21世纪的经理人只有两类，一类是具有全球视野的经理人，一类是下岗的经理人。十多年前主要还在讨论要不要国际化的问题，今天却要回答如何全球化的问题。商学院应该培养和锻造一批批具有全球观念、民族精神、专业能力和本土功夫的英才，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经济管理人才。中国的商学院应该教会学生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而不仅仅是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
为此，商学院需要重点解决培养理念和培养措施这两类问题。关于培养理念，应该让“和而不同”的思想在学生心里扎根。“和而不同”是东方智慧，是晏子的说法。西方有类似的表达，叫作“Enrichmentthroughpersity(因多样而丰富)”，这在上文已有较充分的说明，不再赘述。
关于具体的培养措施，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四个国际化”的统一。一是国际化的课程体系，包括国际化的教学理念、国际化的教学大纲、国际化的课程设置、国际化的案例，还包括学生学习经历国际化的安排与实施；二是国际化的一流师资，要求教授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国际化的知识结构，国际化的学术背景，教授的学术研究必须与国际接轨，应及时了解当前国际相关学术最新发展方向和水平，以此启发和激励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有所突破。同时，还要求教授深谙本土企业和跨国企业的实际运作；三是国际化的学生。考察一所商学院是否一流，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是看有多少“非本土”的学生；四是国际化的优秀管理团队。这种管理团队的领导，必需有卓越管理才干和相当的学术造诣，能领导和团结团队实现其愿景。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措施是国际认证。一流的国际商学院需要全球其它商学院的认同与肯定。遵从国际标准、参与国际排名、争取国际认证，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化标志。通过国际认证来进行对标，查找不足，拾遗补缺，进行有针对性的整改和提升；通过国际认证来加强交流，扩大影响，打造品牌。目前，国际上有两个最为著名的商学院认证体系，一个是美国的AACSB(TheAssociationtoAdvanceCollegiateSchoolsofBusiness，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还有一个是欧洲的EQUIS。这就像企业里的ISO9000、ISO14000等一样，这些标准从多个角度衡量一个商学院的国际化水准，主要是办学质量、管理规范化等。
第三项措施，也是我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双向多维学习。25年前如果我们不懂得或不善于向西方学习是我们的无知，25年后如果我们还在一味地、单向地向西方学习则是我们的无能。我们当然应该一如既往地向他人学习，凡是其他民族、其他国家或地区优秀的东西都要学，绝不排斥和拒绝。我们应该更多地学习美国人的创新精神，德国人的敬业精神，日本人的团队精神，学习韩国人的“耻为人后”的不服输精神。但是，时至今日，是到了东西方相互学习、双向学习的时候了。曾几何时是“西学东渐”，今天我们已经欣慰地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东学西渐”。系统的、整体的、综合的思维模式以及“和而不同”等思想，已经对(必将继续对)西方世界发生影响。季羡林先生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形容东西方文化的历史变迁。他认为在人类发展到21世纪的时候，以形而上学式分析为主的西方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代之而起的必然是综合见长的东方文化。21世纪是亚太的世纪，是东方的世纪，东方人(中国人)应该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做出新时代应有的贡献。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况且，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双向多维学习还包括，既向现代学习，也向历史学习。如果说面对现代和未来保持开放是一种聪明，那么面对过去和历史保持一份虚心则是智慧。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其文化博大精深，当可从中吸取宝贵养分。大家若对道德、宪政、权利等方面问题感兴趣，并有意识地把老子和哈耶克的著作，孔子和柏克的著作，司马迁和亚当·斯密的著作对照研读，是极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