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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西游·降魔篇》给我带来了足够的惊喜，这惊喜既出乎意料，也来之不易。多年来，周星驰式的无厘头喜剧早已深入人心，说他影响了几代青年认知世界的方式也不为过，观众审美疲劳的固有规律似乎也被其打破，诸如丑男变“如花”、奔跑的肥婆之类周氏“老梗”百试不爽，笑点依旧。但，这一无厘头喜剧模式自周星驰担任导演的《喜剧之王》开始，逐渐淡化，以往那些层出不穷的搞笑对话和狂欢场面日渐稀少。作为导演的周星驰似乎已不满足于在荧幕上嬉闹，转而关注创意和基于人生经验的自我表达。《少林足球》、《功夫》和《长江七号》给观众带来新鲜体验的同时，也使大家对“纯正”的周氏喜剧的惯性期待一一落空，换言之，没那么好笑了。 这也是我初看《功夫》时感觉过瘾但又不能酣畅的原因，源自恋旧者无法昔日重来的失落。时过境迁，强加于其上的个人意愿业已星散，重温了几遍，越发认定《功夫》是一部集大成式的周星驰电影，平民视角、漫画手法、来自武侠传统又充满奇思妙想的武术招式、“奇形怪状”的市井人物及其智慧、轻松戏谑又充满张力的戏剧氛围，烩成一部真正的中国式大片，可谓节奏分明，环环相扣，精密工整，一气呵成，极具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周氏在其中表现出来的对电影的理解和创造力远远超出我的想象，继而使我产生担忧：他的下一部片子怎么拍？还有无新的可能？随后的《长江七号》尽管用力，也有探索，但还是证明担忧不无道理。 由此，当我四年后在影院里被《西游》的无厘头气质、惊艳效果和原创性所再次震撼时，那种鸡皮疙瘩直冒的激动心情是可以想见的。 众所周知，此前对西游故事的演绎至少已有两个经典版本：央视版的电视剧《西游记》和刘镇伟导演、周星驰主演的电影《大话西游》。前者刻意削弱原著的宗教意味和暴戾元素，突出神话色彩，将师徒四人和众多妖怪的形象、性格卡通化，使西天取经成为斗智斗勇、趣味横生的旅程。后者则变我注西游为西游注我，借助西游人物重构了一个全新的故事，讲述爱情的宿命感和悲剧意味。而《西游·降魔篇》则通过回归西游原典的方式实现了对上述版本的二次颠覆，这回归表现在人物设定上，还原三徒的妖魔本色，造型惊悚，场面血腥，颇具黑色意味；表现在立意上，则回归原著的内在核心：捉妖降魔、度人度己的佛学精义。这方式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堪称巧妙，表现出国内罕见的创造性。 在故事的铺陈和意图的实现方面，影片也表现出不输好莱坞的深厚功力。渔村（流沙河）和高老庄两场有如抽丝剥茧，铺垫处耐心细致，转折时惊心动魄，让人恍如身处希区柯克式的悬疑氛围之中，科恩兄弟式的紧张感直逼心头。遗憾的是后劲不足，待到五指山上，却慢慢泄了气。本来剧情发展至此，降魔和爱情两条线相交，急需一个最终的解决之际，渲染爱情的悲剧性以凸显玄奘的顿悟，继而立地成佛降伏猴妖踏上西行取经普渡众生之路，也并无不可，足以说圆故事，使影片整体上成立。但，仅凭此显然无法重温《大话西游》的惆怅旧梦，凌空蹈虚的直白说教也不能生发打动人心的力量。当然，打动人心是不切实际的奢望，作为观众，在周星驰的电影中收获笑声、愉悦、享受和震撼才是理所当然、恰如其分的，正如“一个文员带金丝眼镜很合理也很符合逻辑”一样。 比《大话西游》更《功夫》，比《功夫》更《大话西游》，但在各自的向度上又“差那么一点点”。《西游·降魔篇》坐实了周星驰的顶级导演身份，既不紧张作大师状（如《白鹿原》），也不谄媚作迎合状（如《泰囧》），姿态松弛，表情轻松，随心所欲地玩自己擅长的那一套，这样的创作态度和状态与昆汀新片《被解放的姜戈》异曲同工，也让我重燃期待。最好的周星驰应是《大话》和《功夫》的优势互补——基于国际化的概念和本土化的元素，最复古也最超前，既好玩又有情怀，创意迭出、笑点不断的视觉奇观和动作喜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