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乔致庸不愧是个“敢做敢为”的商人，他投资的第一个官员，居然就是日后在清廷名声大振的张之洞！乔致庸对张之洞的投资，是在没有抵押的情况下，借给张之洞十万两银子，折算下来相当于孙茂才三十多年的薪金。张之洞后来是否把银子还给了乔致庸，电视剧和小说中都没有交待。不过，张之洞即使借债没还，也没有白拿这个好处。张之洞在接过折子之后，当下就给乔致庸出了一招：让票号替南方战区的各地官府向朝廷汇兑银两—这可是一笔大买卖！乔致庸高兴得当场就要给张之洞下跪。张之洞得意道：“怎么样？我这条发财之计，顶得上你的十万两银子吧！” 商人逐利的本性是推动其不断创新的源动力。而商业模式的创新，最让商人兴奋不已。在张之洞的点拨下，乔致庸即刻发现：与官府和朝廷做生意，那才真是天大的生意。他到了广州，给两广总督哈芬哈大人说明通过票号向朝廷上缴银子的好处：票号汇兑不仅比银车押送节约运输成本，而且风险小，周转速度快。当然，哈大人与李总管并不傻，他们更知道票号开展这笔业务，真可谓日进斗金，所得的汇水将会是一笔可观的数字，而且作为一种商业创新，汇水的多少是谈判的结果，只要其数量等于或低于银车押送的成本，就是合理的标准。而在朝廷章法没有出台之前，合理就是合法。
任何商业创新，都会出现租值，或者叫利润。通常情况下，凡是能够影响创新利润实现的人，都有理由从中分得一杯羹。因此，如何分这杯羹，往往决定着创新最终能否顺利实现。而商人的智慧，往往也表现在如何“分羹”上。乔致庸本以为自己替官府提高了效率，节省了运输费用，哈大人和李总管一定会全力支持，只要长栓能在一个月之内，去北京打个来回，帮官府向朝廷缴上三十万两税银，再拿回朝廷藩库的收据，一切就可以按他所期望的“商业规则”来办了。但事实上，具体经办人孙茂才和曹掌柜已经背着乔致庸，使用行贿的方式，搞定了哈大人和李总管。乔致庸得知后认为，这样一来自己也就不干净了，有行贿之嫌，哈大人那边则是受贿和贪赃，于是大动肝火。而在孙茂才和曹掌柜看来，这样的“好事”不可能“干手粘芝麻”，只有你乔致庸一方得利，官府的经办人没有好处，否则不仅票号开不了张，甚至连先期代垫的三十万两银子也将要不回来。于是，乔致庸与孙茂才之间爆发了最重要的一场冲突，双方都知道，冲突的后果很严重。 有一点在电视剧和小说中一直是个谜：汇水是如何收取的？票号汇兑比押送银车究竟节约了多少成本？官商之间分配这一块创新利润的比例是怎样的？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只要官员与商家没有把创新利润分配干净，创新就是有意义的。假定票号的正常商业性汇水是2％，押送银车的成本是8％，通过票号汇兑比押送银车节省6％的成本，那么在把汇水定为6％的情况下，李总管提出“得了汇水，你一我二”就是不过分的。问题的要害在于：谁有权定6％的汇水标准，或者说为什么不可以定6％的汇水标准？关于这一点，孙茂才和曹掌柜是心知肚明的，乔致庸也应该是清楚的，只是编导可能不甚明白，所以才刻意制造了乔致庸和孙茂才的冲突，以渲染乔致庸正面形象的高大。这又何苦来呢？在那样一个封建统治的社会里，官员与商家分享创新之租，虽然不能说是天经地义，但至少可以说是实现创新的必要条件。乔致庸的那个“汇通天下”，有点俘获政府、靠权力垄断吃饭的味道。在专制社会中，行政权力君临一切，因而能与权力结盟，做依附于权力的买卖，确有可能在市场中所向披靡，做大做强。只是，在依附权力的生意能大行其道的地方，不依附权力的生意定会奄奄一息，甚至无立锥之地。而且善于俘获权力的商人，很难也是善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商人。因为，俘获权力和创造客户价值虽都能赚钱，但对商人的素质要求和企业的文化要求相去甚远。 商人并非生来就热衷于俘获权力，但若俘获权力总比创造客户价值更能赚钱，则商人们将对权力趋之若鹜。当代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发现，企业家总在对现实的激励做出反应，社会中有什么样的激励，就会有什么样的企业家。当权力成为决定竞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时，不善俘获权力的企业家只有被淘汰的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