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房价持续上涨将毁灭中国宪政的希望 2001至2005年以上海、杭州为代表的城市，房价持续快速增长。在上海内环，几乎找不到单价小于1.5万的房子，即使在外环附近，买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也要60多万，需要普通家庭不吃不喝20年才能买得起。对这种现象，识者议论纷纷，中央政府也不断出台政策进行打压，但至少在上海，至今未见房价下跌的现象。地方政府也或明或暗地支撑着房价，以便捞取将来的高额土地出让金。 房价不断上涨，危害到底在哪里？一般的议论，集中在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投机，会对金融安全乃至宏观经济产生不良影响上，或者集中于房价上涨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上。而我更为担心的是，房价的持续上涨，可能会吞噬1978年以来中国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一点民间财富，消灭中国正在萌芽中的中产阶层（市民阶级），从而毁灭中国实现宪政的主体性力量，使中国在2050年之前实现宪政（邓小平同志给出的时间表）的希望彻底破灭。 历史的发展从来就没有什么必然性，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文明灭亡。一种文明能否在现代化的浪潮中生存，关键在于能否成功地实现转型，在自己文明传统的基础上，生发出适应现代化的条件。而所谓的转型，离不开一种能够发挥主体能动性的力量，由这种力量承担起改造旧传统、创造新条件的历史任务。西欧地区之所以在世界文明中首先实现现代化，建立起宪政民主制度，原因正在于西欧地区从15世纪以来有一种新的主体力量不断成长，这种力量是从第三等级发展而来的，后来成为发动革命、创造新社会的市民阶级。而中国之所以长期陷在专制泥潭中不能自拔，原因恰好相反，是因为我们始终未能形成一个具有独立经济力量和社会地位的市民阶级。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古代）中国根本没有一个在政治上不受政府藐视的自觉的市民阶层。 为什么西欧能够形成决定后来西欧社会转型的市民阶级？为什么中国未能出现这种市民阶级？关键在于是否有一种相对有效的产权制度，能够保障普通人财富的积累，使他们相对于政府在经济力量上越来越强大、政治意识上也越来越独立，从而政府根本不能加以藐视。
就西欧社会而言，中世纪西欧独特的封建制度提供了一种相对完善的产权保障制度，这种制度一方面能保证劳动者获得个人提高努力所带来的增长额（即获得相对完整的剩余索取权），满足道格拉斯·诺斯所言的有效经济增长的条件（个人努力的私人收益率接近于社会收益率），另一方面这种制度又相对有效地保障了个人财富不会被无缘无故地剥夺，中产阶层的出现正是来自于这种个人财富能够实现马克思所说的“静悄悄的积累”。 西欧的封建制度下，政治、军事、司法等权力分散在大大小小的封建主手中。王权并不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没有隶属于国王的常备军。农民生活在封建主的庄园中，每周的劳役时间或者每年应缴的货币地租，大多成为惯例，记录在案，几乎很难改变，往往固定为一个不变量，并具有法律效力。一旦领主与佃户包括农奴之间发生权利和义务之间的争议，都必须依照庄园法在庄园法庭范围内解决。庄园法庭由领主或其代理人主持，出席者是庄园内生活的全体男性成员（包括农奴在内）。庄园法庭判决的依据，是传统的习惯。领主要制裁一个农奴，不能直接动手，必须由庄园法庭裁决后才能实施。在理论上，庄园法庭上的被告不是接受领主，而是接受法庭出席人全体的审判。因此，很大程度上庄园法庭成了维护农民的产权和经济利益的场所。城市市民往往从封建主那里买回他们的自治权，有权自设法庭、建立自治政府，并通过修建城墙、武力反抗和寻求更大的封建主保护等办法，有力地保障他们的产权。在当时冷兵器时代，没有常备军的封建主实际上很难攻破城市的城墙，再加上市民的税收对于缺少货币的他们来说非常宝贵，因此市民的产权也得到保障。而富裕商人则通过购买贵族爵位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因为成为封建体系中的一员，他们就可以与其他贵族一道，要求国王按照传统封建义务行事，即“国王依靠自己的收入过活”，不得任意征收税收。 在古代中国，从来就不具备封建时代西欧这样的产权保障制度。虽然传统上皇权政府强调轻徭薄赋，但全能主义的政府，从来就不曾明确界定过自己不能侵犯的产权边界。中央政府随时可能在正税之外，加征各种杂赋，剥夺农民的剩余。各级政府的官员，收入远远超过朝廷的正式俸禄，靠的是与吏的合谋，榨取农民的剩余甚至生活资源。而中国古代“吏”这一阶层，更是古代中国经济体中的毒瘤。特别在明清两代，吏包括衙役、书吏等等，官员治理国家根本离不开吏，但吏却不被承认为正式国家人员，没有官府俸禄，只能靠自己榨取百姓的经济剩余或生活资源过活，并上交官员一部分，以求得保护。因此，古代中国的农民，产权始终得不到保障，也就谈不上经济的积累，没有成为中产阶级的希望。实际上，即使贵为高级官员，在古代中国也毫无产权保障的制度。像《红楼梦》中所表现的，贵为公爵的贾家，仅仅因为放高利贷以及与人命案有牵涉，就被抄家。对比于中世纪的西欧，只有犯下了严重的叛国罪，财产才会被没收。因此，古代中国之所以不能走向现代化，是与缺乏产权制度不能保障经济剩余的积累，从而缺乏市民阶级形成条件联系在一起的。 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的变化，正是以承认农民相对的剩余索取权为前提的（所谓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但在今天的中国，农民的财产权利依然缺乏保障，他们的经济剩余甚至生活资料，被乡、村政权以各种摊派、提留甚至罚款而剥夺。但至少在城市，市民的产权相对得到了保障，政府很难找到机会肆意剥夺市民的财产。因而在多数城市，有正常工作的家庭，除了房子以外，开始有了10万到20万的储蓄。这是中国历史上至少是近100年来历史上罕见的财富有效积累现象，这也是中国实现社会转型所必需的主体力量形成的希望，有可能中国的中产阶层（市民阶级）能够在此基础上诞生。 可是，2001年至2005年的房价快速上涨，可能会毁灭这一希望。我们所看到的是，为了子女买房子付首期款，父母一辈耗尽了他们这20多年来的所有积累；而为了还房贷，年轻一辈每月月供，不可能再有经济剩余的积累。除了当官的、与官府勾结的商人家庭外，中国年轻一辈能够不断取得经济积累的还有几人？更为可怕的是，一辈子辛苦所积累的房屋资产，将在土地使用权到期后化为乌有。如此，一个在经济上独立、不受政府藐视的中产阶级，哪里还有希望在中国诞生？没有一个能够实现财富有效积累的中产阶级，中国就永远没有希望实现现代化，成为一个宪政国家。这是我对中国房价上涨的最大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