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应当沿承和发展华夏文明,才能使中国真正融入世界市场而避免被边缘化的危险。为此,普通高校需要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科建设,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西部大开发亟需的建设人才和文化保护工作者,促进中华文化的基础研究。加强普通高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科建设,对于巩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文化发展、实现华夏文明的伟大复兴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关键词:民族语言;学科建设;中华文化;华夏文明
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着华夏文明何去何从这样一个问题:是以西方文明取代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呢,还是吸收和融合西方文明的现代化成分来充实发展华夏文明?这一问题涉及到一个选择:人类未来文化是单一性还是多样性的。[i] 文明是人类历史积累的财富,它赋予人类在变化的环境中生存的智慧,如果不能保留和沿承这些智慧,则人类应付自然界变化的能力将因此而受到损害。现代西方文明无疑是现时环境中无可争辩的优势文明形式,但这种优越性并不能成为它取代其它文明形式的理由,因为单一的文化将置人类前途于危险之中。首先,地球有限的资源是否有足够的容量将全人类人口纳入西方文明的消费水平是一个存疑的问题;其次,单一文化主导的全球化过程必将加速人类的生活方式单一化以至减弱人类生存的适应能力。地球有过冰川时期,那些如恐龙那样曾经优越的物种大部分都因为无法适应气候变化而消逝。地质学也证明地球南北磁极曾经发生过倒转,其引起的地球生态变化无从估计——何况地球变暖的威胁今天已经初露端睨。
沿承和发展古老的华夏文明,对于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或许会有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但这种价值取向在西方现代文明处于世界政治经济绝对优势的环境中,绝对无损于人类整体利益。华夏文明是一种包容了中国56个民族共同发展的文明,当我们致力于使中华文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同时,以同样的逻辑,我们也要注重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不能简单地以汉文化取代其它55个少数民族的文化,正如我们不愿意看到西方文化取代中华文化一样。
文明的主要形式之一便是语言。华夏文明的沿承与发展,离不开对华夏语言的应用和研究,而我国语言学习的资源配置是值得思考的。无论从我国人民学习语言的时间精力分配上来看,从书店上架的语言学习书籍资料来看,还是从巨大的语言培训市场的主体来看,都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现阶段的语言教育资源,大部分用于英语教育。如果全球化进程的结果是要用西方文明取代华夏文明,那么,目前这种语言教育的资源配置体系或许是合理的。但是,如此一厢情愿地全球化的途径很可能会欲速不达——不但不能帮助中国融入世界文化体系,反而可能会促使中国在这一进程中走向边缘化。真正有助于中国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主流的途径,应该是经由沿承和发展华夏文明来参与全球化进程。为此,语言教育资源应该重新配置,应该把现有的用于英语教育的大量资源,适当地调剂一部分到中文教育中。这些中国语言文学教育,应该包含古汉语,地域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教育。而这种语言教育资源的重新分配,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一定得从重新构建语言学习激励机制入手,这种构建的手段之一,就是在普通高校中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相关学科建设。
一、少数民族语言与地域方言对中华文化发展的作用
少数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是研究中华文化的重要对象,同时也是研究中华文化的基本技能之一。“中国是由多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国家,历史上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在祖国土地上劳动生息的范围及其所建立的政权的疆域和政区,都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政区的一部分。”[ii]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反映社会经济、政治、民族素质综合发展程度的科学知识、价值观念的一切物化成果和一切精神成果的有机整体。”[iii] 所以,研究中国文化,不但需要现代汉语,同样需要少数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是中国语言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言而喻,中文,是中国语言文学,中文系,是中国语言文学系。既然如此,中文的教学内容和研究对象理所当然地应该包括除汉语以外的蒙、回、藏、维等多种语言文字。然而长期以来,我们普通高校的中文系,仅仅是简单地变成了汉语系。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他们文化各异,典籍浩繁,共同构成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知识资源。”[iv] 对中华文化的研究和发展,如果排除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终究是不完备的研究。由于普通高校没有提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习的环境或机会,使得我国高校中有关中华文化的研究,如中文、历史、哲学、社会、法律、经济等有关中国历史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的部分,只能倚赖于国外资料,而面对国内的少数民族文字资料却是咫尺天涯,无法充分利用。如研究佛学的,藏文资料用不上,却要用日文或英文的二手资料,这不但使中华文化的研究在某些领域要尾随于国外,而且资料的引用也要几经转译,这就在所难免地降低了资料的可靠性。不懂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许多研究工作需要的资料来源就不得不舍近求远、舍本逐末,使中华文化研究工作因此受到极大限制。由于没有少数民族语言技能,有关资料的引用不得不倚赖于二手资料或进行类比,经由这类途径研究出的相关成果亦因缺乏第一手资料而降低了科学价值和研究水平。更何况许多文科研究工作基本不用外语,致使学生经年的外语训练最终学非所用。有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和事实:在我国进行人类学研究的专家中,国外专家一般都比国内专家懂得更多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由于高校对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不完善和不成熟,导致一些地区少数民族不得不使用外国专家发明的文字,这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融合都是极其不利的。语言文字作为社会心理的核心部分,由中华民族自身来研究和发展才显得顺理成章。
另外、我国为数不少的地域方言中保留了许多古代语言的语音、语法、文字、词汇、修辞等成分,这些对于研究音韵学和中国语言历史变迁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如粤语中至今保留的入声,对于研究古代诗词的格律具有重要意义。所以专家都明白,对地方戏曲和民歌的研究如果离开了方言,就会落得徒有其曲,而无音韵相配。又如迄今仍在贵州完整保留的明代屯堡文化,除了风俗、礼仪、服饰等等,其方言也保留了不少明代的语音。要想研究这类历史语言文化现象,中国语言文学系里除了需要懂得英语的专家外,更需要懂得地域方言的专家。只有这样,中国历史语言文化的研究才有可能更具有客观性和权威性,
二、我国高等教育对第二语言要求的规范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高等教育,乃至高中教育,都有第二语言的要求。国内高考、职称评定、考研等要求有第二语言,这无疑是符合人才培养规律的,但第二语言仅仅局限于外国语则对于中华文化的建设极为不利。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许多文科专业以及一些文化事业的职位,并不是一定需要外国语,但确实又需要有第二语言训练。所以,普通高校增加少数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的学科设置,是发展繁荣中华文化的客观需要。
美国一些文科重点高中,开设有拉丁语、希腊语等古代语言文字的选修课,而报考名校文科的学生录取条件中,对第二语言要求往往就是这类古语言甚至是死语言。这是文科学习研究的需要,是他们沿承西方文明的需要。现在美国政府又决定,中学生必须通过汉语水平过级考试。对于我们中国而言,为了使华夏文明得以发扬光大,理所当然地应该加强和提高少数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的学科建设地位。
我国目前的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研究,基本限制在十几所民族院校中,而高校语言教育中外语占的比例则明显过高。以高考为例,我国高考中外语是“3+1”的必考科目之一,考生须选考英语、俄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六个语种之一,“民族自治地区用本民族语文授课的高等学校或专业(类)招生,由自治区或省招生委员会自行命题,组织考试。用本民族语文授课的高级中等教育毕业生,报考用汉语文授课的高等学校,应参加全国统考。汉语文由教育部另行命题,不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并用汉文字答卷;其他各科(包括外语试题的汉语部分)可翻译成本民族文字,用本民族文字答卷。”[v] 国家关于普通高校语言统考的规定,对外语要求过于普遍,[vi] 而对少数民族语言的规定仅仅体现为一种政策宽限,实际上并没有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放到学科建设结构之中。如果我们加强了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对高考“3+1”中的外语要求部分,就可以将对汉族学生的第二语言要求顺理成章地包括除上述6种外国语之外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这样,占全国人口95%以上的汉族考生就可以在蒙、回、藏、维、苗等少数民族语言以及古汉语甚至粤、吴、闽、台、赣各种方言当中进行自由选择。
我国民族语言文字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死的语言——古代语言;一种是濒危语言;一种是活的语言。前两种语言的学习是从事与之相关研究工作的基本训练,而无论熟悉或掌握哪种语言,都是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工作所需要的技能,是繁荣中华文化和沿承华夏文明的需要。我国高校承担着整理、研究和发展人类文化知识的使命,也有为经济建设培养人才的功能,在教学科研中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所以,普通高校应在中文专业和语言文字专业设置中增设更多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学和研究方向,使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和研究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民族语言学科建设与中华民族团结的关系
普通高校设置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科,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我国自建国以来一以贯之的民族政策,一直是建立在平等、尊重、自治、保护、扶持等政策基础之上的。[vii],[viii] 然而,“二战以来的实践证明,很多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不但没有因社会进步和经济现代化而整合,相反却孕育出少数民族的分离意识。为解决这一难题,文化多元主义产生了。它强调国家统治下的各民族语言文化的平等和各民族文化传统的特殊性。但这种强调各民族差异性和历史文化特殊性的思潮即使在加拿大,其成效也是有限的。多元化和特殊性在全球民族主义浪潮推动下,迅速转变为对本国主体文化和疆域的否定意识,并进而发展上升为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是民族分离主义。”[ix] 为了维护民族团结,增加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必须在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全方位地加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只能建立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互相认同的基础之上。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归类到普通高校的中文系,就是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和发展视为中华文化研究发展的一部分。若能如此,将极大地有利于消除现行的尊重、保护、扶持等政策中隐含的对民族差异性的强化,有利于肯定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一部分的共性,有利于肯定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对中华文化的贡献。我国对少数民族的扶持政策,是汉族作为主体,少数民族作为客体,这种主客关系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民族差异。而强调了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同是华夏文明的一部分,进而将少数民族语言归入到中文系科,则可以最大限度地体现出这种平等的相互关系。
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工作,如果仅限于少数民族地区,将有可能导致民族文化分离的倾向;而如果将这一工作放在跨越地区的普通高校中,则反倒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前者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助长民族分裂意识,后者则有利于增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意识。譬如在美国,多元文化没有地域性,因而无论东海岸还是西海岸,都有各式各样的双语教育,所以其多元文化没有分裂之虞。而在加拿大,魁北克省法语教育和应用都较其它地区为普及,以致于使得魁北克省显示出较强独立意识。因此,在我国普通高校中设置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科,应该是促使各民族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明智策略。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表明,文化交流是文明进步的巨大动力。[x] 中华文化的进步,是在56个民族中相互交流学习的结果。[xi] 我国现行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护和发展政策,基本上是按地域实施的,其结果是使得少数民族文化得以吸收汉族文化而加快了自身发展。汉民族文化的发展就文化交流方面而言更多地是吸收国外优秀文化。而在少数民族文化的吸收方面则基本限于歌舞艺术。这种不对称的文化交流虽然可能有其存在的理由,但若能增进交流的双向和多向性,则将更有助于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有助于消除因单向交流的积极扶持政策而被视为大民族主义的误解。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文化的研究发展引进跨地域的普通高校科研教育体系,遵从了文化交流促进文明进步的规律,为56个民族之间相互学习、共同繁荣提供了一个良好和谐的平台。跨地域的文化双向和多向的交流,既保护和提高了少数民族文化的自尊心,又避免了由文化自尊所导致的分裂主义心理。在普通高校设置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科,是增强了民族共存的纽带,是各民族间相互依存、共同繁荣的基础,是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保证。
普通高校设置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科,可以减少我国民族政策的社会成本、增加其社会效益。我国对少数民族扶持的政策倾斜之一,是以低分数线录取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如果我们统考的第二语言包括少数民族语言,则使少数民族考生在语言考试上的劣势变成了优势。以往少数民族考生除了母语和汉语学习外,还要学习外国语,负担之重可想而知。如果少数民族语言可以取代外语作为统考科目,则可以使得少数民族考生集中精力加强其它科目的学习,而无需特殊政策就能够堂堂正正地通过一般的录取分数线。这样做的结果是既有利于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自尊心,又有助于帮助汉族学生树立与少数民族同学之间的平等意识,使少数民族学生切身体会到他们是无需特殊政策照顾的中华民族主流社会之一员。普通高校设置少数民族语言学科,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因特殊照顾的倾斜政策而产生的民族隔阂的心理障碍,达到其它刻意维持民族团结的政策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了实现更大的跨越,要求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和质量,然而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甚至三语教学难以达到这一教育水平。普通高校设置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矛盾。这样,既为少数民族教育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又减轻了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负担,从而有利于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总体水平。
随着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深入,公务员招聘制度逐渐普及,招聘干部也引入了竞争机制,这对少数民族地区干部的任用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由于招聘时一般是在具备双语条件的人中选拔干部,而不是先选拔再进行双语培训,这样一来,选拔的干部就更容易促进民族团结。因为懂少数民族语言的汉族学生在大学时期就对该少数民族语言风俗有极大兴趣和尊重,而懂得汉语的少数民族候选人也是从小对本族语言文化和汉族文化都感兴趣的人。这样的培养和选拔机制,有利于不同民族干部之间,尤其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干部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团结,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对少数民族地区民情风俗的理解,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干部与当地群众的沟通,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而这种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培养选拔机制,反过来又有赖于普通高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科的建设。
四、语言学科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面对西部大开发,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日益突出。[xii] 少数民族风俗文化,是其社会结构中的上层建筑。根据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原理,这些风俗文化要么阻碍西部经济发展,[xiii] 要么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被湮灭、损毁或流失。[xiv] 我们既不能为保护少数民族文化而限制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又不能为发展经济而破坏了少数民族文化。[xv]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科建设虽然不能立竿见影地解决这一矛盾,但仍然不失为切实可行的亡羊补牢方案之一。我们对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文化行为,不能因为其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冲击而限制阻止,应该给予任其发展的空间。对于那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风俗习惯,不能简单地以移风易俗的方式来破除掉,而是要将其作为文化遗产加以记录整理,使之形成文献后,再因势利导地进行改进。对于那些对生产力发展并无妨碍的中性部分,应允许其保留在日常生活习惯中,并鼓励将其开发为文化产业或旅游产业。普通高校建设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科,将为保护和整理受到市场经济冲击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提供有能力的工作者。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许多少数民族濒危语言面临大量的抢救和保护工作,[xvi] 许多少数民族文化遗产面临大量的整理和开发工作,[xvii] 高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科工作上得越快,就越能够抢救和保护更多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就越能更快地解除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顾此失彼之虞。
语言是一种技能,学生的技能培养要适应就业市场。我国高校现行语言学科设置下培养出来的普通高校毕业生,由于外语训练基本合格,容易出国谋生,但因为没有受到基本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教育,缺乏对少数民族风俗文化的认同和理解,所以不愿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即使愿意,也难以在当地得到发展,其结果必然造成人才流失。我国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是以市场导向为策略的。[xviii] 而市场运作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信息交流,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信息交流离不开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我国西部大开发亟需大量人才,而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却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一方面是亟需人才,一方面却是就业难,这一现象表明我国高校毕业生技能结构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很大差距,这就为我国现行普通高校语言学科设置提供了很大的调整空间。普通高校设置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科,就是为西部大开发培养亟需的人力资源,使培养出来的人才具有进行市场渗透和产品开发方面所需的语言技能。“西部大开发,人才是关键,人才的基础在教育,教育的切入点在语言。语言教育是决定人口素质高低的重要条件之一。”[xix] 培养学生使其语言技能和文化思维适应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解决学生就业难的有效途径之一。
现存的活的少数民族语言是对西部开发和邻国贸易等经济建设十分有用的交际语言,掌握它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高校的学科建设,要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在我国现在西部大开发中,我们遇到许多经济建设与文化保护的冲突,西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受到地方文化软环境的制约,普通高校从教育和文化研究的层面上,可以从少数民族语言的学科建设上,促进我国西部大开发,并在经济开发中保护少数民族文化。
五、语言学科建设与我国国际环境安全的关系
当今世界最大的市场,基本是英语语言为基础的市场。这一市场的扩展,遇到许多文明冲突的困难。我国现行对外政策是提倡多元文化,是文明融合论者而不是文明冲突论者,[xx]是多极秩序拥护者而不是单极秩序拥护者。为配合我国的对外政策,为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扩展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普通高校培养的学生,应该有语言的多样性,应该合理调整具备不同语种技能的学生人数。我国许多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同时也是邻国的语言。如新疆地区少数民族语言,也是中亚周边国家的语言;云南一些少数民族语言,也是东南亚邻国的语言。在普通高校设置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科,不仅是西部大开发市场的需要,也是东盟十加三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需要,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需要,也是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在文明冲突的世界中,为华夏文明的发展创造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的需要。[xxi]
我国普通高校设置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科,可以把多元文化教育的观念引入普通高校。多元文化课程培养理解他人的不同方式、信念;培养理解人类心理和行为的深层文化结构的技能,从而减少偏见,增加对他人的认同感;培养学生从不同文化视角审视自己文化传统的能力,使他们能够欣赏不同的文化、价值及思维方式,更加有效地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交流。[xxii]多元文化教育是国外大学提高学生素质,解放学生思想的重要途径。北美许多大学,对不同文化背景学生比例有一定的要求。尤其是工商管理硕士培训,其培养质量很大程度取决于能否招收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并达到适当的比例。当今世界贸易中商业运作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能力与不同文化背景的顾客和商家交际的能力。我国普通高校设置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科,可以为高校增加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学生数量,而不是仅招收基本汉化了的少数民族学生,对校园多元文化氛围的建设能起重大的语言支持功能和作用。少数民族学生数量在普通高校中的增加,对于改变学生在单一文化背景下的思维定式,普遍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建设市场经济培养有多元文化能力的人才,对于通过文化交流、贸易往来传播华夏文明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六、结语
总之,在普通高校中设置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科,可以深化中华文化的基础研究,可以培养西部大开发亟需的建设人才和文化保护工作者,可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在普通高校设置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科,对巩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文化发展、实现华夏文明的伟大复兴将起不可估量的作用。
注释与参考文献:
[1]作者简介:郭晓明(1955-)男,贵州大学社科所所长,加拿大博士,贵州大学经济系教授,硕导。
张泽渡(1954--)男,贵州大学成人教育学院教师。
[i] 李宝俊 《世界在多样性中共同发展》《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十二期第32-37页
[ii] 邹逸麟 《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地域特征》《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 第一期 第38-43 页
[iii] 娄杰 《关于中国文化体系建构的思考》《理论前沿》1997年 第二期 第9-10页
[iv] 包和平 《我国民族文献资源建设概况及其开发利用的未来展望》《人大复印资料:图书馆学、信息科学、资料工作》2001年 第一期
[v] 《2002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
[vi] 刘尧 《外语教育热:值得客观地反思》《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教育评论》2002年1月8日
[vii] 王红曼 《试论新中国民族政策的依据、内容和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2001年 第一期 第30-33页
[viii] 王红曼 《浅论我国的民族文化政策》《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 第三期 第117-122页
[ix] 王新刚 《世纪之交世界民族问题及其对我国的影响》《人文杂志》2002年 第六期 第125-130页
[x] 彭树智 《论人类的文明交往》《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 第一期 第5-8页
[xi] 李兴华 《回族与中华文明》《回族研究》1999年 第一期 第29-36页
[xii] 黄健英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矛盾》《青海民族研究:社科版》2002年 第一期 第8-12页
[xiii] 高新才,马文龙 《西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思考》《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 第四期 第76-80页
[xiv] 王希恩 《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状及其走向》《民族研究》2000年 第六期 第8-16页
[xv] 钟进文 《西部大开发与小民族文化遗产的弘扬保护》《青海民族研究》:社科版 2001年 第二期 第5-8页
[xvi] 戴庆厦,邓佑玲 《濒危语言研究中定性定位问题的初步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 第二期 第120-125页
[xvii] 段超 《对西部大开发中民族文化资源和文化生态保护问题的再思考》《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 第六期 第59-63页
[xviii] 杨开忠 《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1年10月第一版第105页
[xix] 罗安源 《西部大开发中的语言教育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1年 第三期 第105-109页
[xx] 孙伟平 《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冲突与人文精神》《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六期 第5-16页
[xxi] 汤一介《“全球伦理”与“文明冲突”》《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 第一期 第79-83页
[xxii] 孟凡丽 《国外多元文化课程开发模式的演进及其启示》《比较教育研究》2003年 第二期 第28-33页
The relation of languag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civilization
In order be merged into the global market instead of be marginalized in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China should inherit and develop its own civilization. In this endeavor, colleagues should develop more curriculums on minority languages. This can increase the humanity merit of the students, as well as prepare them for western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studies. Developing the curriculums of minority languages is important for the harmony unification of different minority ethic peoples, developing their own cultures, and the renaissance of China civi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