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话语录: “大家都说“老阚没什么别的，就是把电信桌子底下的事翻到桌面儿上了”。 我在美国混得不错，凭着我斯坦福的博士学位，做个教授问题不大，但是除了混碗饭吃还能怎么样？ 20年前，不要说垄断，装个电话都很困难，90年代初很多人排队交5000块钱初装费，所以要肯定成绩。 只要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就好。曾国藩曾经说：小胜在智，大胜在德。” 不能指望企业采纳公众呼吁
本报记者：几年前，你反对单向收费，现在，各种单向收费的套餐都推出了，但老百姓还是不满意，似乎觉得又进入了一个消费陷阱，你怎么看？ 阚凯力：我反对单向收费的出发点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现在我还是反对单向收费，因为单向收费是一个不科学的做法，会损害消费者利益。但是由于媒体的炒作，把现在的作法说成了单向收费。现在的做法实际是在双向收费框架下的接听免费套餐，并不是单向收费。当然，目前的做法总体来说还是比以前便宜，所以媒体把它叫作单向收费，我也就不去争论了。但是，仍然有一些消费者还不满意，这也是必然的，这需要一个过程。现在电信资费的调整力度比几年前强多了，实惠还是有的，但也还有下降的余地，事物总得有个发展过程。 本报记者：目前公众一直在呼吁取消月租费，但没有实质进展，你也曾经说过，漫游费成本几乎为0，你认为为什么公众的呼吁不被采纳？ 阚凯力：你让企业大公无私是不可能的，它们是要赚钱的，所以不能指望企业采纳公众的呼吁，只有通过竞争和优胜劣汰去逼迫它，或者通过政府监管的强制手段。另外，对于月租费也必须区分手机和座机，它们从本质上是不同的。这就像出租车与包月车的区别。出租车是按公里计费，你坐多远的车，交多少钱，你不坐的时候出租车会去拉别人。这就相当于手机的网络，手机的网络容量是你不用我用，我不用他用，它的网络资源是所有手机用户共享的，所以你用多少交多少费用。但包月车就是用户专用的，你不坐别人也不能用，所以你不能说里程少我就不给钱。座机与包月车是一样的，它的线路从电话局到你家里或单位，除了你别人用不了，交换机里面的号码对应一定的设备，也是你专用的。所以，市话与移动电话成本根本不同，座机是独占资源，手机是共享资源。所以我反对座机免月租费，但座机无论你是否打电话，成本都是一样的，所以座机不应该再收通话费。另一方面，手机应该只收通话费，月租费收得没有道理，目前通过套餐的方式在取消过程中。另外，漫游费确实应该免，成本接近于零，年底信息产业部会出新政策。 本报记者：国际IP电话已经开始涨价，引起公众的议论，是什么原因？ 阚凯力：长途电话都是主叫方付费，主要成本之一是外国公司的结算价，就是要付给外国公司的钱。这与国内电信的技术、网络等都没有关系，不是国内电信的问题。过去的非洲、南美洲、越南、柬埔寨本来跟我们交往比较少，电信运营商在这方面实际上是亏损的，但因为量少，他们也没有计较。但现在咱们国家跟这些国家交往越来越多，所以就得考虑涨价。 电信重组与伊索寓言 本报记者：有消息说，国资委今年第四季度重新启动电信重组计划。依你的观察，此次重组的目的是什么？会达到什么效果？ 阚凯力：现在各种方案五花八门，无非就是把运营商摆来摆去。这就像伊索寓言里讲的，有家禽、家畜，猪、牛、马、鸡、鸭等，组建了个乐队，吹出的音乐不堪入耳。后来大家坐下来研究原因和解决办法，结果是调换座次搞“重组”，最后吹出的音乐更加不堪入耳。现在电信最根本的矛盾是纵向整合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运营商无论怎么重组都不解决根本问题。原来的电信产业结构是纵向整合，谁铺线架杆、有物理网，谁就可以搞应用。但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之内，电信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革命，物理网的容量随着光通信普及，状况根本改变了。尤其是光缆一铺下去，容量太大了，任何一个运营商都用不了。所以必须进行产业结构的改革，实行网络与业务的分离。物理网应该是独立的，谁要用都可以用，这样就可以提高效率，也避免重复建设、节约投资。现在光缆很便宜，电信传输的成本已经逼近于零。网业分离后，它的容量和带宽就能发挥作用。现在这种格局，它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造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目前的电信重组不涉及产业结构，重新分堆，也就是说都是土豆，无非就是一堆还是几堆的问题，还是烂土豆，怎么折腾，都不会有好结果。 本报记者：如你所说，目前这种落后生产关系制约生产力的发展，你认为中国电信业会不会因此丧失很多机会？ 阚凯力：任何事物都有发展过程，大江东去，长江也不是笔直的，不破不立，破坏旧的自然就会损耗掉一些人的利益，必然有曲折有斗争，这是必然的。最本质的要靠竞争。目前是竞争不充分。 打破垄断有时间表吗 本报记者：在你看来，这都是由于垄断造成的，那么打破垄断有没有时间表？ 阚凯力：应该说现在是在打破的过程中吧，至少现在比2000年前强多了，这就是进步。所以我觉得看问题应该从两方面看，当我们沾沾自喜的时候，要往前看，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当我们悲观失望的时候，我们要往后看，成绩巨大。全世界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改革开放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上中国，电信业也包括在内。20年前，不要说垄断，装个电话都很困难，90年代初很多人排队交5000块钱初装费，所以要肯定成绩。中国的电信业具有全世界电信业的通病，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垄断，甚至都是政府垄断经营。最近20年全世界都在进行改革，这是中国电信行业和全世界面临的共性问题。 另一方面，咱们国家还有自己的特殊性。以前是计划经济，现在向市场经济过度，这又是我们国家的特殊性。比如电信企业都是国有企业，上面有国资委，国资委的任务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国资委成立就是错误的。为什么呢？你怎么能够成立一个很重要的政府部门，专门让垄断公司多赚钱，那不是让他们攫取更多的垄断暴利吗？这就是中国特色。如果西方国家的垄断寡头串谋操纵市场，政府一旦发现，会严格处分的，至少是巨额的罚款。前年法国有3家移动运营商，抬高资费，被罚了几十亿欧元。但中国呢，运营商搞价格战，国资委都不高兴，说这是恶性的，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价格战制止不住怎么办？2004年年底，几个一把手轮换。但是西方垄断寡头的高层在一起打高尔夫或者喝杯咖啡，如果被媒体看到，至少都会遭到警告，抓到证据就会给予巨额罚款，甚至送进监狱。咱们国家国资委却经常召集大家开会，不去不行呢，这就是中国特色。 所以中国电信行业既有全世界的共性，也有自己的个性。有个过程，还得继续往前推进。 本报记者：你的很多言论是否对国内电信业存在的问题有一定推动作用？ 阚凯力：长江中的每一滴水都在发挥自己的作用。我是当教授的，是专门研究这个的，发表文章或者说法多一些，也是应该的。要不国家养我干什么？ 本报记者：当初，你反对小灵通的产生，认为那是一种退步。现在，小灵通也在逐渐淡出，是不是你的预言应验了？ 阚凯力：可以这么说。当时我说这话好像是2003年夏天，是小灵通发展最快的时候，我说小灵通最多有3到5年的时间，不可能持续发展。其实对小灵通的预言都不是我最早说的，信息产业部内部研究过多次。电信业内没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说小灵通好，但就像皇帝的新衣，只是没人说而已。小灵通从技术上讲，结论很明确，小灵通技术先天的特性就是个鸡窝，搭不大，也就是一个无绳电话的变种，本质上不适应提供大规模公众业务。但中国电信把中国移动分出去以后，只剩下固网了，收入低，成长性也不好。它为了抓一个增长点，就利用市话网搞起了小灵通。用户少的时候还能用，用户多了通话效果就不好。小灵通现象在中国独一无二，也就是中国电信和网通搞，其他的都不行。吴鹰的UT斯达康就在那个时代应运而生，但后来随着小灵通的没落，他也遭遇到困难。 别人叫我阚大炮 本报记者：很多时候，你提出的观点都会引起争论，是否统计过，被采纳的概率有多大？ 阚凯力：首先，我的很多观点也不一定是我最早发明的，采纳没采纳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关系。2000年左右，一个信产部的高级领导跟我个别交换意见，他说的话我非常认同。他说“电信行业已经经过了10年的超高速发展，到了今天，电信行业下一步怎么发展，我们还真不知道，因为中国甚至全世界的电信行业无论是技术还是体制、政策一直都在经历剧烈的变化。所以，确实需要你们这些专家、学者、教授寻找真理，指出今后往哪儿发展，怎么发展。我是政府官员，一边是您这样的人找到的真理，一边是中国的现实情况，我的任务就是在中间找到0.618的黄金分割点。”我认为他的定位非常准确，我的任务是寻找真理，找到中国电信的方向；另一方面，我也得理解有一个过程，一步一步发展，象邓小平讲的摸着石头过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没有失望，反而信心百倍。 别人叫我阚大炮，谁都敢骂，像电信2001年南北拆分，我在中央电视台和其它媒体上，发表很尖锐的看法，我当时对这个方案说了3句话，说它是“百害无一益”，“横拆还不如不拆”，第三句话叫“庸医杀人”。这话够狠的，部里的朋友劝我不要这样，凭着这句话，如果倒退十年，我就有好果子吃了，但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中央电视台涉及电信方面的问题照样请我做嘉宾。也可能我心直口快，没遮拦，帮助他们提高收视率吧。所以我还要感谢咱们国家目前的大环境，能让我们畅所欲言，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学者教授，敢于建言献策就是天职。 本报记者：很多人认为现在不少学者在为利益集团代言，因此一团和气，你的直言难免得罪很多人，有时会担心这个问题吗？ 阚凯力：肯定还是要得罪一部分人，但得罪的还是少数。其实，我朋友特别多。我以前研究政策，跟高层领导接触比较多，都是老同事，他们都知道我说的是真话。大家都说“老阚没什么别的，就是把电信桌子底下的事翻到桌面儿上了”。他们知道我说的是真话，也知道我说的是对的，但他们必须为企业牟利，这不是他们个人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身不由己、“在其位谋其政”嘛。其实，也有很多人想说，但他们不方便或不敢说，他们就说你去说，我给你鼓掌。 本报记者：有人说你是电信行业的易宪容，比较敢言。你怎么看？ 阚凯力：易宪容我不熟悉，所以不好说。我其实就是讲真话，认为什么对就说什么。最后实践检验真理，如果错了就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也是应该的。如果都是一言堂，那不就万马齐喑了？现在我们国家环境宽松了很多，如果学者、教授再不讲真话，就没人讲真话了。企业家必然要考虑企业的利益，你让企业家都讲真话不可能，这个要求就不对。官员还有很多制约条件，也不能百分之百讲真话。最得意的事：写信促成卫星公司成立 本报记者：你在美国工作了十几年，对中美两个国家的差异有何感受？ 阚凯力：应该说，我在美国混得不错，凭着我斯坦福的博士学位，做个教授问题不大，但是除了混碗饭吃还能怎么样？美国谁给我上电视？我是中国人，美国发展的好坏跟我有什么关系呀？就像你住五星级宾馆，那里再好也不是家。所以，还是在中国好。 本报记者：回顾一下过去，你觉得自己做的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最困难的阶段是在什么时候？ 阚凯力：得意的事情很多，比如80年代成立卫星公司，我给总理写信把卫星公司成立起来。后来，1988、1989年，中科院要做一个关于电信合理结构的项目，主报告是我写的，叫《按照商品经济规律改革我国通信管理体制》，其中提了八个问题，九条建议，那是我很得意的。相当于咱们国家第一份电信体制改革方案，比后来的发展提前了十年。到90年代后期，一个个都实现了。还有其他的，不过我回顾过去，很少用“最”字，还是不断往前走吧。 文革的时候，比较困难，不过那时候大家都难。在张家口工作的时候，我就想好好干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努力有所成绩，即使是挖防空洞也要用心挖。那时候，什么都干过，也搞了一些发明，没有虚度。我父母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我这种家庭出身，对中国底层社会了解得比较少。在那种地方，已经是社会底层了，我和工人们相处得很好，对他们关心的问题，喜怒哀乐，内心世界都有所了解，同喜同忧，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收获。以前的生活有点像在象牙塔，很多事情都不了解。 我是最大的乐天派 本报记者：现在做的事业是你理想中的事业吗，对未来的生活有什么期待？ 阚凯力：是。我会继续推进中国电信体制改革接着往前走，这就是我们的责任。今年1月份我到日内瓦参加国际电联的研讨会，大家普遍认为运营商的寿命还有十年。目前产业结构，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矛盾，随着网络电话、IP电话、无线城市的推广，运营商就会逐渐消亡，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了。 本报记者：所谓中国运营商10年后消失，你觉得能实现吗？ 阚凯力：我相信是真的，所谓人间正道是沧桑。100年前，在欧洲马车业是一个很大的产业，现在马车业已经消失了，但交通发达了。 本报记者：作为一个学者，你如何评价这个圈里的同行？ 阚凯力：我不评价，让历史去评价吧，只要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就好。曾国藩曾经说：小胜在智，大胜在德。在学校里教书是手段，育人是目的。做学问之前要先做人，这是关键的，这就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很多年过去，我们再回味，觉得自己做了件好事。 本报记者：借用一个书名《这一代人的爱和怕》问，你觉得自己或这代人心里的理想和恐惧是什么？ 阚凯力：理想就是国家发展，社会发展，按照党中央的话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信息社会早日实现，这是又一个历史阶段。 我没什么恐惧的。我自己不想升官不想发财，就不怕什么，身体也还不错。很多朋友都说我是最大的乐天派。我想，今后的道路虽然不可能笔直，但不可能回头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必然的。中国是大国，国际局势也不可能左右中国。中国对内方向既定，对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奈何得了中国，所以没有什么忧虑的。只要别来一个小行星撞地球就行，不过那个概率极小。21世纪是中国的，所以我没什么可忧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