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历史上的生态环境破坏
据研究，4000年前，黄河流域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西周时，黄土高原拥有森林4.8亿亩，森林覆盖率为53%（而现在的全国森林覆盖率仅为13%，航拍和专家分析的结果仅为8.9%）；及至春秋战国，狼烟四起，烽火连天，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开始遭受巨大的破坏。后来，秦始皇一统天下，折腾百姓，继续毁灭生态，大兴土木，大伐森林，史书中就称“蜀山兀，阿房出”。汉时，中国人口剧增，统治者的思想又都是崇本抑末，以粮为本，发展单一的粮食种植业，砍掉林、牧、副、渔、商，结果，重农反而误农，粮食产量反而上不去。因为重农贵粟，必然毁林开荒，造成水土流失，生态破坏，地力下降，从而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每况愈下。
而且，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不像游牧民族或者欧洲人是牧农产品并重、以肉类奶类为主的，中国人饮食几乎等同于吃植物性的粮食，所以，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我们的祖先只好大规模地毁林开荒。还有，中国古代有着庞大的专制官僚机构和军队，而军队又以步兵为主，它不像游牧民族、西方民族以骑兵为主之补给容易，饿了吃马肉渴了喝马奶就行，可以就地解决，中国人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食总是军事家们考虑的头等重大的问题；由于粮食保存的时间比肉类、奶类长久，所以，中国的政治家、军事家总是追求庞大的粮食储备，以应付不测。
为了解决政府、军队的巨大供给问题，中国人也只好开荒。西汉开荒8亿亩，东汉开荒7亿亩，至此黄河流域的森林全部倒地。三国时期，中国人口从东汉时的5648万，减至767万，民族差点毁灭，生态也就再所难保，火烧赤壁、火烧连营八百里，也不知烧掉了多少森林。南北朝时，兵燹战乱频仍，中国人开始大规模南迁，长江流域的生态也就面临着威胁。
隋时隋炀帝大兴土木，唐时开发东南，开荒14亿多亩，“高山绝壑，耒耜亦满”。加上隋唐征战、五代动乱，后来，又经过宋辽金元争霸天下，元末、明末、清末、民国的战乱破坏，中国人的生态资源被破坏殆尽。
可见，王朝循环不仅常常使得中华民族的人口减少过半（中国历史上有10次战争造成了人口减半），人民蒙受着巨大的痛苦，而且使得子孙后代继续生存下去的环境遭受了灭顶之灾。
二、生态环境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长时期内仍然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大跃进”全民炼钢，大规模砍伐森林；“文化大革命”时“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梯田修到山顶上，引起了严重的水土流失；改革开放之后，政府虽然开始重视环境问题，但由于体制、制度的原因，环境恶化的状况一时还难以扭转过来——高消耗、高污染的重复建设的小企业遍地开花；草场无人维护，过度放牧，内蒙古等地的载畜量是草场承受能力的1~3倍，导致大部分草场退化，1/4的草场荒废；一些地方盲目开垦，盗林毁林严重，近几年呼伦贝尔又出现了新的开荒热；一些企业仍然肆意排放着“三废”，黄土高原上私营企业在乱钻油井，导致水土流失；一些西部省区仍然在发展小造纸、小煤窑、小钢铁；一段时间以来，开发区大量圈地，一半以上撂荒┅┅中华民族的生存资源再一次被破坏。
让我们看一看生态环境的现状吧！进入21世纪的中国，第一天就遭遇了沙尘暴。2002年，沙尘暴又是历史上强度最大的。可以预见，在未来一定的时期内，沙尘暴还会更加频繁、更加猛烈。据报道，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发生了沙尘暴5次，60年代8次，70年代13次，80年代14次，90年代23次，而2000年一年就发生了12次。现在，一些地区可以说是黄沙漫天，黄土遍地，河流浑浊，空气污染，水土流失，江湖干涸，森林倒地，草原退化，而且，一切还在恶化之中——中国的沙漠化正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扩展，相当于每年一个中等大的县被沙漠化，年直接经济损失540亿元以上。目前，荒漠化土地已占国土面积的27.2%。因水土流失，每年冲走肥土50亿吨，相当于全国的耕地每年平均削去1厘米厚的土层，由此每年造成化肥流失4000万吨，接近全国的化肥产量。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98年曾断流200多天，洪水期间，黄河河水的含沙量达50%。现在，长江也快成为第二条黄河了，其含沙量是黄河的1/3，等于世界三大河流——尼罗河、亚马逊河、密西西比河年输沙量的总和，而尼罗河却是处于沙漠地带。目前，我国70%的河流、50%的地下水被污染，淮河、辽河、海河、太湖、巢湖、洞庭湖、鄱阳湖、滇池等水域污水横流，水量大为缩减，洞庭湖、鄱阳湖的湖面损失了一大半，其蓄水功能大大下降。
新疆罗布泊水域面积曾为20000平方公里，古楼兰国据此繁荣了几百年，可到1972年，罗布泊彻底干涸了；如今，青海湖的水位也在不断降低，看来也难逃罗布泊的命运；新疆石河子屯垦，造成玛纳斯河断流干涸；现在，位居内陆河世界第二的塔里木河也已断流1/4，水量缩减到30年前的1/10。
清末，左宗棠抬着棺材进新疆，“亲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门”，左公柳曾绵延3000里，植树26万棵，是中国近代最大的改变西北生态的活动，可是，其后不到50年，树木就被砍伐殆尽。
在内蒙，黑河下游也断流干涸，东、西居延海随之死亡；天鹅湖也干了，不再有天鹅了；青海历史上曾经森林茂密，如今森林覆盖率仅为0.3%；敦煌在50年代初尚有天然植被354万亩，其中灌木林216万亩，牧草135万亩，到1980年200万天然林被毁，仅剩天然林39万亩。
中国还是粗放式的生产方式，我们每增加1元的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的4倍，日本的6倍。我国生产一吨钢耗水是国际先进水平的10-40倍，开采一吨原油耗水是国际的6-26倍，生产一吨纸耗水是国际的3-10倍；企业的高消耗、落后的生产方式，必然导致高污染。我国钢铁每年多耗煤6000万吨，多产生90万顿SO2，60万吨烟尘；火力发电，每年多消耗5000万吨标准煤，多产生140万吨SO2，1500万吨烟尘。
我国有取土烧砖的传统，一些农民种粮不挣钱，就破坏耕地烧砖；农民无法获得清洁能源，便以砍柴解决燃料问题，从而破坏植被。
有人讥讽植树造林为“植数造零”，年年搞运动，年年有形式，年年写官样文章，一些人只顾虚报政绩，不关心有几棵树木真的成活了。报纸上说，每年植树3000万公顷，专家说实为600万公顷，按3年成活35%，只有70万公顷。从3000万到70 万，像是开天大的玩笑！
还有，我国的环保投入占GNP仅为1.01%，而按九五规划至2000年末应为1.6%┅┅由于投入不足，管理不到位，体制缺陷，导致环境恶性事件屡有发生，如2000年7月，河南阜阳市水污染（硫化氰）造成6人死亡，4人重伤。
三、文明的转变
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国家都曾遭遇过环境危机。
公元250年玛雅文明鼎盛。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公元800年时玛雅文明开始崩溃，其后不到100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同样，由于生态的原因，巴比伦文明毁灭了：巴比伦人曾发明了楔形文字，汉穆拉比法典，60进制计时法，他们还建造了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巴比伦曾经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可是后来黄沙漫天，文明消失了。恩格斯说：“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而把森林砍光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这样一来他们把自己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摧毁了；他们更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
19世纪，伦敦被称为雾都，污染最严重，1873年，伦敦出现杀人烟雾，煤烟中毒比前一年多死260人，1880年、1892年又夺去了1000多人的生命。英国的格拉斯哥、曼切斯特烟雾也造成1000多人死亡。
1885年，日本足尾铜矿乱开采，导致水土流失、剧毒物质砷化物的蔓延，加上1890年的洪水泛滥，致使群马、茨城等四县10几万人流离失所。20世纪60年代，日本被称为“公害列岛”。
在美国，1945年，汽车尾气等造成洛杉矶上空出现持续几个月的浅兰色光雾，一些动植物死亡，人们感到头痛、呼吸困难，一些人死亡。美国在“肮脏的30年代”，南部曾经沙尘暴频繁，直到50、60年代还有扬尘。
这些事实说明，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生态的问题，有赖于人类文明的转变。即人类要从战胜大自然转变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从天人相分、天人对抗转变为天人合一、天人为友，从农业时代的黄色文明（10000年前开始）、工业时代的黑色文明（200年前开始）转变为后工业时代的绿色文明。
也就是说，人类需要一场深刻的变革，一场绿色革命。我们的价值观应从“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征服自然”（笛卡儿、培根、牛顿的遗产）——发展为“人仅仅是自然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人是自然之子”。人类必须学会尊重自然、师法自然，不再把自然当作永无止境的盘剥的对象，而应看作是人类存在的根基。
西方人有战胜自然、天人相分的文化传统。西方文化有两个来源：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古希腊人遵奉二元主义——灵肉分离，人与世界分裂；希伯来人主张神人分离，法律与犯人对立，人与大自然对立。这种天人分离的思想后来发展为以人为中心的启蒙运动，到近代则走向了极端人类主义————如尼采称“上帝死了”，提出“超人哲学”，推崇生命力的扩张。尼采在一首诗中号召：“夺取吧，只管去夺取！”它正代表了人类意志的盲目膨胀。
我们人类与天斗，与地斗，在制造了各种各样的敌人后，却发现最危险的敌人竟是我们自己——人类妄自尊大，对自然无限的索取，最终遭到大自然的报复。
德国科学家希普克说：“地球这个宇宙飞船还有救吗？”“地球上现有60亿乘客，载着5万亿兆吨空气和13亿立方公里的水，其中只有2%是淡水┅┅航船负载过重，一半乘客在挨饿，生命攸关的储备已接近枯竭。”
美国的海洋生物学家卡逊在小说《寂静的春天》里描述了美国中部的一个镇，原本生态和谐，鸟语花香，后来，由于人类的破坏，牛羊鸡犬纷纷死去，鸟儿也没有了，到了春天只有可怕的寂静。
现实迫使人类开始怀疑自高自大、战胜自然的二元理性：康德不相信理性的作用，主张不可知的“物自体”；歌德尔提出循环论证的理性不完备定律；西蒙提出“有限理性”说；存在主义陷入责任与自由相矛盾的理性文明的困境。海德格尔早就预言生态的危机，写出《人诗意地栖居》，他抨击技术理性，认为技术正变成“一种邪恶的力量”，提出“拯救地球”，“由拯救地球而更新世界”。海德格尔哲学体现了对人类未来生存和发展的终极关怀。托夫勒说：工业文明是建立在征服自然、无限资源、利益递增的基础上的，所以，应当变革文明。
上述说明，人类应当改变自我中心主义，走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回到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传统。
中国尽管内战、以农为本、大规模开荒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但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天人合一的（中国也有类似于战胜大自然的思想，不过它是作为文化的支流，而不是主流。如荀子主张“勘天”、“明于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最有代表性的是庄禅智慧。庄子哲学、禅宗是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家园，庄子主张“天人契合”，“与天为徒”，“与物为春”，“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万物齐一”，“丧耦”，“天地一指，万物一马”，“物无贵贱”，“万物一府，死生同状”；中国禅宗主张理性与感性合一，主体与客体合一，人与自然合一，有限与无限合一，灵与肉合一；这样，中国的文人文化主张没有差异、斗争，人本来俱足，自由自在，和谐统一，从而消灭了一切分别与对立，不让理智扼杀生命。人与自然犹如湖中映月，湖与月皆不可缺。
从上可见，我们可以从传统中发现新的文化资源。
四、生态环境的保护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从制度着眼，致力于建立现代环境治理制度：以现代环境治理制度搞好环境建设。实行招投标，环境治理、政府服务企业化、市场化，官员经理化，建立非官僚制的政府、顾客第一的政府、企业家政府、市场化政府，政府从服务转变为授权，从官僚主导转变为顾客主导，从划桨转变为掌舵。譬如，美国大城市只有很少的主管环境绿化的官员，他们的工作只是主持招投标、进行规划监督等，与中国大城市庞大的环境卫生管理局、园林局、环保局形成鲜明的对比。
保护生态环境，还必须落实产权，明晰产权，明确利益主体，建立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应当拍卖荒地、荒漠、沙地等国土，将草场、山地等分片划归个人所有，与个人的利益挂钩。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大家共同所有就没有效率？科斯coase定理说明了其中的道理——信息、产业经济学之创立者stigler称之科斯定理，在中国也叫科斯第一定理：如果私人各方可以无成本地就资源配置协商（或者叫做交易成本为0；交易成本是各方在谈判、达成协议及遵守协议的过程中发生的成本），那么私人市场总能解决外部性问题。科斯定理说明，私人经济主体总可以解决他们之间的外部性问题，无论最初的权利如何分配，总能达成一个协议，使得每个人的状况更好，而且，结果是有效率的。
科斯第二定理是：“一旦考虑到进行市场交易的成本，…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的运行效率产生影响”。即不同的产权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安排会导致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产权制度是决定经济效率的内在变量。
如果产权不明晰，就会产生“共有地的悲剧”：草场为共有资源，镇上的人都去放羊；由于牧羊过度，草场最终会变得寸草不生。
形成共有地的悲剧的原因是人们的行为具有负的外部性，共有资源往往被使用过度。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环境属于“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其他还有私人物品、俱乐部物品（排他性公共物品，如加密电视节目，具有收费性和非竞争性）、混合物品、地方公共物品、全国公共物品、世界公共物品（如大气层保护）等。环境污染也叫公共坏物品。
环境属于公共物品，因此经济人的理性行为很难在这里见到：人们不珍惜环境；生产者将污染的成本转嫁到社会，转移到环境这样的公共物品上；生产者的行为产生负的外部效应（也叫负的外部性或外部不经济diseconomy），即生产者的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
可见，环境污染或破坏的原因是环境属于公共物品，具有集体消费的特征；在环境中缺乏明晰的产权。
经济学中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一是明晰产权。如在共有地的悲剧中，把土地分给家庭，使土地成为私人物品而不是公共物品，就可免于过度放牧。二是直接控制，禁止污染，取消污染单位，迁出污染工厂。三是间接控制，让污染的企业交税，以使“外部性内在化”。对污染所纳的税叫庇古税或纠偏税（庇古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教授，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四是逼迫企业投资排污，达到标准，免交排污税。五是形成“污染权市场”——当企业被容许购买或出售政府颁发的容许一定污染的许可证时，称之为形成了污染权市场。容许企业买卖污染许可证，企业就可以选择是排污交税还是治理污染；选择治理污染，就可把污染许可证卖给别人。可见，可以用市场的办法解决环境问题。
总之，面对“共有地的悲剧”，经济学的解决办法有：对羊征税，把外部性内在化；拍卖有限量的牧羊许可证；拍卖草场、土地，归于私人所有；禁止放牧。
保护生态环境，还必须建立公民参与的文化。有文章中称：“环境问题从条件恶劣、资源匮乏的外部危机正凸显成为社会失范和文化失落的内部危机，实际上表明我们缺乏足以调动和满足主动参与感的社区生活，缺乏足以应对环境危机的公民文化，沙尘暴其中在我们心中。只靠高高在上的指手画脚，而缺乏社会底部的积极主动参与的制度保证”。所以，我们不应当满足于政府行为：2002年国务院紧急投资540亿元治理沙尘暴；每年的植树造林形式重于实效。如果没有民众的自觉的广泛的参与，环境很可能点上治理，面上破坏，治理速度赶不上破坏速度。因此，建立一种民间广泛参与的制度和文化乃中国的长远之策。
中国人应当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解决生态环境危机。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教授，邮编：100081，通信地址：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胡星斗中国问题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E-mail:[email protected]；[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