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有企业改革二十年，我本人关心、研究了二十年。在这里，我不想分析郞氏的学风是否严谨，也不想论述反郞氏学者的观点是否正确，我只想告诉大家，我二十年研究国有企业改革所得到的认识。我的结论是，从理论和逻辑推理上，产权制度改革不是解决国有企业难点的灵丹妙药。正相反，实际上产权制度改革将整个中国经济体制引入了一个不小的误区。产权明晰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充要条件，但不是解决国有企业困难的可行路径。这与郞氏的否定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观点不谋而合。
让我们从造成国有企业低效的起始缘由说起。简言之，二十年的国有企业改革是这样形成的。长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践证明，国有企业之所以低效，是由于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没有对人的直接物质利益刺激。我们认识到，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能仅凭政治热情和觉悟，正如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所说，看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需要物质利益刺激，也需要经济利益核算。于是，我们先恢复奖金制，对企业搞利润留成。搞了一段时间，发现这样小奖小励的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了，而且，企业能否搞好，关键在于厂长（经理）的物质利益刺激是否足够有效、到位。于是，接下来就搞承包制，对厂长（经理）实施更大的物质奖励。此举果然奏效，企业经济效益上去了，但承包制的弊端也随之曝露，厂长（经理）的短期行为正抵损着企业长期发展的利益。这时，我们接受了现代企业管理的理念，在解决政府参与企业行为的“政企不分”过程中，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其实，国有企业之所以搞不好，根本原因是没有人真正在关心国有企业的经济发展，没有人象关心自己财产一样，在对国有企业的财产负责。国有企业存在一个天然的缺陷，所有者缺位。全民所有等于谁都没有。于是，我们便把国有企业改革的焦点对准了解决“所有者缺位”，并冠名为“产权制度改革”。其核心和最终目的，是要把这个没有自然人名下的国有企业产权让它归属到自然人头上，我们非要把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建立并成长起来的国有企业这个“试管婴儿”，变成“胎生儿”。自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困境中不但没有找到公正合理、有效的措施，而且误入歧途。为什么？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国有企业，绝不会找到实现国有产权归属到自然人名下所有的既公正合理，又有效的方式。让国有企业拥有一个自然人的所有者，无非有以下几种方式：把国有企业所有权全部或部分地卖给私人企业主。这在中国根本行不通。在连私有制经济尾巴都割掉了的社会主义中国，到哪里去找这样有钱的私人企业主呢？没有！把国有企业所有权还权于民。既然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就让它归属于全民，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将国有企业产权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企业职工。这种方法虽然公正合理，但失去了效率。因为人人都有其实也等于人人都没有。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如此实践的结果看，证明确实如此。以上两种方式都行不通。再有就是目前被产权制度改革大为奉行的方式。就是对经营者实行股份期权或按经营业绩奖励分股。这其实是一个逻辑悖论。试想，在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下，经营者永远是经营者。无论企业所有者给予经营者什么样的奖励方式，它都不会让这种奖励方式达到最终使经营者成为所有者的程度。就象郞氏比喻的，不会给保姆工资而能使保姆最终成为这个家的主人。象美国大公司给一个CEO那么多的薪酬，也没有让CEO变成实际意义的公司所有者。而我们非要采用这种方式，给国有企业产生一个产权所有者，势必将以失去社会公正性和合理性为代价。既然找不到实现国有产权归属到自然人名下所有的，既公正合理，又有效的方式，而我们非要一意孤行，把产权制度改革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急先锋”，来解决国有企业所有的缺位，在法制建设不健全、不配套的情况下，这样做的结果而不出现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才是天方夜谭的怪事！何为国有资产流失，就是国有资产被人凭空的瓜分。这样做的结果是直接的害民误国。中国民间有句俗话，“宁养贼子，不养吃儿”。瓜分国有资产者即为“吃儿”。用此来形容瓜分国有资产可能有些过分，但国有资产到了“吃儿”们的手里，对国对民的确一点好处都没有。也许他们的高消费行为可能给国家交了点税，但在开放的今天，恐怕连这点税金并带“本金”也早已一并跑到外国去了。我国实行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有人提出这样一个说法，在中国有必要补上资本原始积累这一过程。意思是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存在一些不公正不合理的做法也是应该的。我暂且不论这种提法之人的真正内心动机，仅就其主张的合理性、效益性来看，其非要照猫画虎，必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之前辙的主张，说轻了，是没有创新，步他人之后尘者必永远落后、受制于人；说重了，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下，这是给中国人指出的一条死路，离强国富民之策更是南辕北辙。我们必须知道，当今资本主义的强大，绝不是缘自当初掠夺式、血腥的原始资本积累，掠夺式、血腥的原始资本积累也绝不是资本主义发达的必要和充分条件。任何不公正下合理的社会行为最终都会遭到社会的报复。我们不要忘记，就在上个世纪之初，如果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新的国家政策的干预，经济、社会法制的健全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强制推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势必会被当时风起云涌的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所埋葬，那些原始资本积累的硕果也一定会被共产的。这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本文不想多述。综上所述，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发展到今天，我们再想解决其所有者人格缺位问题，要想找到一个既公正合理又有效率的方式，简直是水中求月。而产权制度改革为指导的当今经济体制改革，确实已使国家陷入失去公正和效益的误区。正如前文所比喻，国有企业就是一个长大的“试管婴儿”，已无法改变它不是“胎生儿”的本质。那么，不走产权制度改革之路，如何解决国有企业的难题呢？在保证社会公正合理和效益的前提下，能否解决国有企业的难题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路走到今天，下一步应何者为先，如何配套实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