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提要：1776年，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年份，对于经济学来说，则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元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于 1776 年，这部巨著的出版，使经济学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令人觉得奇怪的是，《国富论》竟然与美国的建国在同一年，这也许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巧合。1776年，是一些国家之间在知识、技术、制度上的一个重大分水岭。）
1776年大事记
1776年，确切地说是在1776年3月9日，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在这部经济学巨著问世，标志着创立富国裕民的古典经济体系，这在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亚当·斯密在该书中，阐述了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的理论。在书的扉页上他这样写道：“女王陛下，请您不要干预经济，回家去吧！国家只做一个守夜人。”
1776年，确切地说是在1776年7月4日，美利坚合众国十三州议会一致通过《独立宣言》，美利坚合众国宣告正式建国。《独立宣言》开宗明义：“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自1776年以来，“人人生而平等”作为美国立国的基本原则，作为人们的信念和理想，就一直在全世界为人传颂。美国正义的社会改革者们，在各个社会的历史阶段，为了废除奴隶制，为了禁止种族隔离，为了妇女解放，都提到这一理想；而人民在反对不民主、不公正的统治时，也都以此作为最有力的思想武器。1776（乾隆41年），大清帝国人口规模大约为2.4—3亿，大清帝国GDP全球第一。可是，在思想禁锢和封建王朝的铁碗统治之下，神州大地死气沉沉，科学技术进步非常缓慢。
1776年的技术
1776年瓦特在英国发明了蒸汽机，9年后才由企业家博尔顿运用到工业中。后人评说：“这是非常典型的产业转化滞后的例子。”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契机，英国爆发第一次工业革命（1820-1870），第一次工业革命是第一次浪潮的核心，它首先发生在18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工业革命不是轰轰烈烈的运动，而是发生在工厂和矿山里的一种静悄悄的变化。在经济现代化的第一次浪潮里，只有极少数国家成为赢家，少数国家紧紧跟进，多数国家仍然沉睡在农业经济的美梦里。在1820～1870年期间，英国成为欧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230年之后，一位中国领导人和英国人在一起探讨，得出一个结论：“世界需要更多的博尔顿，也需要更多的瓦特，需要科研与产业的更紧密结合。”
1776年的“富国”
“这三个国家（中国、埃及、印度）——根据各种资料显示，曾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主要是以其在农业和制造业方面的优势而著称……现在（1776年），中国是远比欧洲任何部分都富有的国家。”（亚当·斯密，1776）
1776（乾隆41年），中国人口规模大约为2.4亿，（陈意新等，2003）还有人说为3亿。康熙乾隆年间，中国的人口数量从占世界人口22%，猛增到37%。康熙乾隆年间一百多年中，人口迅速膨胀，从一亿猛曾到三亿，到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口达到四亿，占世界人口的37%(见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千年展望》)。康熙乾隆年间，中国开始了与西方的大量贸易。我国著名红学家冯其庸曾列举大量事实证明，康熙乾隆间中国大量的海外贸易的出现。中国经济的总产品中有25%进入市场(见ROBERTS《简明中国史》)到鸦片战争前，仅英国与中国鸦片贸易一项，就占到英国当时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中国从西方进口的，还有钟表，玻璃，西洋纺织品等等。但是这些东西可不是中国一般穷苦农民享用的。由于大量的海外贸易，这些进口洋货成为中国封建上层阶级的新需求。中国则以出口大量茶叶，丝绸，瓷器等来换取这些贵族阶级的新需求。网上有一位署名“曹雪琴”的作者认为：在没有新的生产技术来提高产量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投入更多的人力劳动。而更多人力劳动，主要的只能来源于人口的增加，因为半夜鸡叫之类的办法是有限的。这才是中国人口在康乾年间超比例暴涨的根本原因。
1776年美国的制度建设
在现代经济发展进程中，制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一些新兴国家甚至以制度建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比较优势”，美国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独立宣言》宣告，美国的创立者立志要制定“对公众利益最有益、最必需的法律”。美国从一开始就有一项传统，如果没有什么既定的法律限制你不能做什么事，你就可以做，直到颁布法律不允许你再做。而在很多其他国家，恰恰相反，你做任何事都需要政府颁发执照，这和美国有很大的不同。美国宪法的立法宗旨是给予政府足够的权力，让其正常发挥功能，但又不给它太多的权力，以免其滥用职权。
关于制度建设问题，马克思也有他的论述，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有一句至理名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伟大的博弈》的作者戈登认为：美国经济，包括资本市场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在这样一个经济体中，人们能够自由地谋求他们自己的利益。美国相对其他国家来说更为成功的原因之一，还在于它是一个完全崭新的国家。美国的宪法只存在了200多年，对美国人来说这已经是很长的时间了。美国这个国家没有什么历史，早期的美国人都是欧洲移民，他们中大部分是英国人的后裔。他们飘洋过海，横跨 3000 英里的大西洋——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艰苦的旅程，需要长达一个月的时间，有时甚至两个月。但这样一个漫长的旅途也使他们有机会在途中抛弃掉很多文化垃圾——传统文化的垃圾，而在新大陆开始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因为美国是一个崭新的国家，所以它不像欧洲其他国家那样存在很多阻碍经济自由发展的壁垒。例如在旧王朝的法国，有无数的特权规定，国王和贵族可以肆意对城镇征收赋税，一袋货物从马赛运送到里昂的路上会被征收 53 种之多的税赋。而美国却完全不同，商品可以自由地流通。我认为这是美国经济起飞的秘密所在。这也是后来其他国家试图效仿美国的地方，他们努力减少贸易壁垒，包括各种权力中心，让商品自由流通。在有些国家，这些自由贸易的壁垒以革命的方式被消灭掉的，在另一些国家，则是以相对和平的方式消除的。即使今天的美国也不是尽善尽美的自由经济，过于庞大的政府在 GNP 中占到 20%，而在 1929 年这个比例只有3%。
打破西方技术进步与中国人口膨胀的悖论
在前面，笔者提到，在过去200多年，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一个“以人口替代/弥补技术落后”的增长模式。由于技术进步缓慢，就应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由于可以利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就忽视技术进步，廉价劳动力是没有充分人权保障的群体，因此，这种模式助长强权政治，忽略基本人权，是违反人性的，因而，也是不道德的。在230年前，在世界经济现代化启动的前夕，中国仍然是世界财富的中心，也是世界经济的两个中心之一，另一个是崛起的欧洲。当工业革命悄悄改变欧洲经济体系的时候，中国还沉睡在“中央之国”的迷梦里。中国经济现代化起步比先行国家晚了100年，探索和调整又花去100年，直到20世纪后期才走上经济现代化的理性轨道。
1840年以来到1949年的100余年，由于落后，中国一直在挨打，由于长期挨打，中国经济越来越落后。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统计，中国人均GDP从1820年的$600(按1990年国际货币计算，即1990年的实际购买力PPP)，下降到1949年的$430（麦迪逊《世界经济》）。这连续一百多年的下降，是全世界当时所仅有的。按人均GDP，中国1949年是全世界最穷的地方。而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比例，也从鸦片战争前占世界37%，下降到1949年的不足22%。
进入21世纪，由于自主知识产权的匮乏以及技术装备的落后，中国的出口商品构成并不合理。从长期来看，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到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中国依靠拼人力资源优势——用对“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来实现占领出口市场的战略，在遭遇强烈的反倾销诉讼之后很快就会走进死胡同。制度短板正在令中国感到极度的尴尬与困惑，因此，中国最后还得回到鼓励自由思考、促进技术进步和尊重知识产权的正道上来。（写于2005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