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的世界 1776年



(提要:1776年,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年份,对于经济学来说,则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元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于 1776 年,这部巨著的出版,使经济学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令人觉得奇怪的是,《国富论》竟然与美国的建国在同一年,这也许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巧合。1776年,是一些国家之间在知识、技术、制度上的一个重大分水岭。)

 

    1776年大事记

 1776年的世界 1776年

    1776年,确切地说是在1776年3月9日,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在这部经济学巨著问世,标志着创立富国裕民的古典经济体系,这在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亚当·斯密在该书中,阐述了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的理论。在书的扉页上他这样写道:“女王陛下,请您不要干预经济,回家去吧!国家只做一个守夜人。” 

     1776年,确切地说是在1776年7月4日,美利坚合众国十三州议会一致通过《独立宣言》,美利坚合众国宣告正式建国。《独立宣言》开宗明义:“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自1776年以来,“人人生而平等”作为美国立国的基本原则,作为人们的信念和理想,就一直在全世界为人传颂。美国正义的社会改革者们,在各个社会的历史阶段,为了废除奴隶制,为了禁止种族隔离,为了妇女解放,都提到这一理想;而人民在反对不民主、不公正的统治时,也都以此作为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1776(乾隆41年),大清帝国人口规模大约为2.4—3亿,大清帝国GDP全球第一。可是,在思想禁锢和封建王朝的铁碗统治之下,神州大地死气沉沉,科学技术进步非常缓慢。

 

    1776年的技术

    1776年瓦特在英国发明了蒸汽机,9年后才由企业家博尔顿运用到工业中。后人评说:“这是非常典型的产业转化滞后的例子。”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契机,英国爆发第一次工业革命(1820-1870),第一次工业革命是第一次浪潮的核心,它首先发生在18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工业革命不是轰轰烈烈的运动,而是发生在工厂和矿山里的一种静悄悄的变化。在经济现代化的第一次浪潮里,只有极少数国家成为赢家,少数国家紧紧跟进,多数国家仍然沉睡在农业经济的美梦里。在1820~1870年期间,英国成为欧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230年之后,一位中国领导人和英国人在一起探讨,得出一个结论:“世界需要更多的博尔顿,也需要更多的瓦特,需要科研与产业的更紧密结合。”

 

    1776年的“富国”

    “这三个国家(中国、埃及、印度)——根据各种资料显示,曾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主要是以其在农业和制造业方面的优势而著称……现在(1776年),中国是远比欧洲任何部分都富有的国家。”(亚当·斯密,1776)

    1776(乾隆41年),中国人口规模大约为2.4亿,(陈意新等,2003)还有人说为3亿。康熙乾隆年间,中国的人口数量从占世界人口22%,猛增到37%。康熙乾隆年间一百多年中,人口迅速膨胀,从一亿猛曾到三亿,到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口达到四亿,占世界人口的37%(见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千年展望》)。康熙乾隆年间,中国开始了与西方的大量贸易。我国著名红学家冯其庸曾列举大量事实证明,康熙乾隆间中国大量的海外贸易的出现。中国经济的总产品中有25%进入市场(见ROBERTS《简明中国史》)到鸦片战争前,仅英国与中国鸦片贸易一项,就占到英国当时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中国从西方进口的,还有钟表,玻璃,西洋纺织品等等。但是这些东西可不是中国一般穷苦农民享用的。由于大量的海外贸易,这些进口洋货成为中国封建上层阶级的新需求。中国则以出口大量茶叶,丝绸,瓷器等来换取这些贵族阶级的新需求。网上有一位署名“曹雪琴”的作者认为:在没有新的生产技术来提高产量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投入更多的人力劳动。而更多人力劳动,主要的只能来源于人口的增加,因为半夜鸡叫之类的办法是有限的。这才是中国人口在康乾年间超比例暴涨的根本原因。

   

    1776年美国的制度建设

    在现代经济发展进程中,制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一些新兴国家甚至以制度建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比较优势”,美国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独立宣言》宣告,美国的创立者立志要制定“对公众利益最有益、最必需的法律”。美国从一开始就有一项传统,如果没有什么既定的法律限制你不能做什么事,你就可以做,直到颁布法律不允许你再做。而在很多其他国家,恰恰相反,你做任何事都需要政府颁发执照,这和美国有很大的不同。美国宪法的立法宗旨是给予政府足够的权力,让其正常发挥功能,但又不给它太多的权力,以免其滥用职权。

    关于制度建设问题,马克思也有他的论述,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有一句至理名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伟大的博弈》的作者戈登认为:美国经济,包括资本市场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在这样一个经济体中,人们能够自由地谋求他们自己的利益。美国相对其他国家来说更为成功的原因之一,还在于它是一个完全崭新的国家。美国的宪法只存在了200多年,对美国人来说这已经是很长的时间了。美国这个国家没有什么历史,早期的美国人都是欧洲移民,他们中大部分是英国人的后裔。他们飘洋过海,横跨 3000 英里的大西洋——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艰苦的旅程,需要长达一个月的时间,有时甚至两个月。但这样一个漫长的旅途也使他们有机会在途中抛弃掉很多文化垃圾——传统文化的垃圾,而在新大陆开始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因为美国是一个崭新的国家,所以它不像欧洲其他国家那样存在很多阻碍经济自由发展的壁垒。例如在旧王朝的法国,有无数的特权规定,国王和贵族可以肆意对城镇征收赋税,一袋货物从马赛运送到里昂的路上会被征收 53 种之多的税赋。而美国却完全不同,商品可以自由地流通。我认为这是美国经济起飞的秘密所在。这也是后来其他国家试图效仿美国的地方,他们努力减少贸易壁垒,包括各种权力中心,让商品自由流通。在有些国家,这些自由贸易的壁垒以革命的方式被消灭掉的,在另一些国家,则是以相对和平的方式消除的。即使今天的美国也不是尽善尽美的自由经济,过于庞大的政府在 GNP 中占到 20%,而在 1929 年这个比例只有3%。

   

    打破西方技术进步与中国人口膨胀的悖论

    在前面,笔者提到,在过去200多年,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一个“以人口替代/弥补技术落后”的增长模式。由于技术进步缓慢,就应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由于可以利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就忽视技术进步,廉价劳动力是没有充分人权保障的群体,因此,这种模式助长强权政治,忽略基本人权,是违反人性的,因而,也是不道德的。在230年前,在世界经济现代化启动的前夕,中国仍然是世界财富的中心,也是世界经济的两个中心之一,另一个是崛起的欧洲。当工业革命悄悄改变欧洲经济体系的时候,中国还沉睡在“中央之国”的迷梦里。中国经济现代化起步比先行国家晚了100年,探索和调整又花去100年,直到20世纪后期才走上经济现代化的理性轨道。

    1840年以来到1949年的100余年,由于落后,中国一直在挨打,由于长期挨打,中国经济越来越落后。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统计,中国人均GDP从1820年的$600(按1990年国际货币计算,即1990年的实际购买力PPP),下降到1949年的$430(麦迪逊《世界经济》)。这连续一百多年的下降,是全世界当时所仅有的。按人均GDP,中国1949年是全世界最穷的地方。而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比例,也从鸦片战争前占世界37%,下降到1949年的不足22%。

    进入21世纪,由于自主知识产权的匮乏以及技术装备的落后,中国的出口商品构成并不合理。从长期来看,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到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中国依靠拼人力资源优势——用对“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来实现占领出口市场的战略,在遭遇强烈的反倾销诉讼之后很快就会走进死胡同。制度短板正在令中国感到极度的尴尬与困惑,因此,中国最后还得回到鼓励自由思考、促进技术进步和尊重知识产权的正道上来。(写于200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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