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何界定政府或市场的边界？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来说，这个问题有着超乎寻常的意义。同自由资本主义和东欧转轨经济不同，中国的经济实践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尤其在市场的形成方面，政府所起到的作用更加复杂难以解释。在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府的作用是在经济发生了剧烈的波动之后才被想到的；在东欧经济转型国家，政府主导的市场化改革最终成为政府权威的颠覆者，市场在抛弃了政府权威后重新建立自己的秩序。而在我国，政府对市场表现出了更强的亲和力，有一个在正统经济学中似乎找不到答案的现象：政府一直在使用非市场的方式推进市场化改革，即希望通过有计划渐进的方式规划出有秩序的市场经济。这构成了所谓渐进模式论和激进模式论之间争论的焦点之一。
自由市场主义尊崇的高度分散的决策方式，强调市场失灵并不是政府干预的充分条件，因为在大多数市场失灵的场合，政府的失灵会更加严重。如果以此作为解释中国现象的出发点，显然我们很难从现状中得出乐观的结论。政府部门自己则强调，在中国当前所实行的经济模式中，政府由于比西方国家的政府享有更广泛的资源控制能力，也就拥有更强的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于是就拥有更强的使经济按照政府意愿增长的能力，这是我国市场经济同西方国家不同或更加优越的地方。在这方面，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比如我们几家主要银行的资产状况很差，但这样的银行却可以受到人们的普遍信任，从而支撑了金融体系的稳定；再比如每当重大灾害等情况出现，政府总是可以动用在西方国家不可能动用的政治经济资源渡过难关等。
但是，事实果真如此么？如果我们假定政府具有非常强的对资源的支配能力是经济体制“优越”的理由，那么任何有效率的自由经济最终的演进结果都应该是这个目标，如若不然，经济的演进就很难说是有效率的。显然这样的说法无法解释为什么很少有发达国家通过标榜自己政府拥有过人的权力来炫耀自己的成功。一种较典型的辩护是，这是由中国国情所决定的，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市场统治的社会，所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促进经济就是必不可少的。但很明显，所有的市场社会都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为什么西方国家就不需要过于强调政府对市场的推动作用而惟独中国需要呢？相反，通过考察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改革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不是在政府逐步加强而是减少对经济干预的情况下出现的。一种对改革中政府作用的可能的解释是：政府间竞争的展开，已经在逐步动摇传统意义上的金字塔形式的科层组织，这一趋势鼓励私人和非政府部门重新获得了有关市场选择的广泛权力；同时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也不应该归结为政府强有力的推动，而应归结为政府强有力的推动的逐渐减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