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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友人的夜车回家，友人开书店，便一路听他谈书店的见闻。他抱怨如今的年轻人几乎都不读书——这里的“书”，显然有其所指。许多青年到他书店，所寻觅的猎物不是公务员考试教材，就是穿越小说与赚钱宝典；还有一些熟客，干脆借他书店后院的茶座约人谈生意，他们头上是托克维尔和米沃什，手边是钱穆和杨奎松，空中飘荡的话语却关乎股市、期货、房价和贷款利率，这一幕是如此矛盾，却如此实在，正是这个时代最生动的写真。这令我的朋友无比悲观，他认为连一个城市的年轻人都一脸人民币，满嘴生意经，眼中只有利益，而不知自由、民主、宪政为何物，还有什么希望可言！ 他试图换一座城市，我却劝他坚守，因为他所愤慨的这一社会状况，笼罩了整个中国，哪个城市都一样。甚至不独我们生存的时代为然，春秋人最尚气节，其社会何尝不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逐利是人之本性，中西古今，概莫能外。倘不满于此，你只能移民到外星。 我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把利益与自由、民主、宪政等观念对立起来呢。它们之间，原本不该是非此即彼、势不两立的二元关系。可惜，就我平日所见，坚持这种二元思维的人，似不在少数，我那开书店的朋友并不孤单——我曾总结，二元思维，与辩证法、语境论、相对主义一道，并称四大愚民利器，流毒无尽，误人多矣。 二元思维最具蛊惑力的地方，在于将世界简单化，颜色只分黑白，人心只分好坏，官员只分忠奸，历史只分进退，这颇迎合了一些人简单的头脑与懒惰的心思。然而其最大的缺陷恰恰正在于此。世间万物，千姿百态，五彩缤纷，何止二元，即便论人事，如刀尔登所云：“事不宜以是非论者，十居七八；人不可以善恶论者，十居八九。”将多元的世界简化为二元，毋宁是一种思维暴力，用我最近学到的一个词语来讲，叫“精神结扎”。 被视为二元的观念与利益，只是偶尔对立，大多时候，它们绝非处于泾渭分明、参商相隔的两极。在它们之外，还有其他选项；它们之间，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同气连枝。对利益的捍卫与追逐何尝不是一种观念的表示；观念有其价值——就像鲁迅说自由：“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这何尝不是利益呢？ 空说无凭，举例为证。我们应该都听过农村的贿选，选票被明码标价，从二斤猪头肉到两条中华烟不等。有人对此忧心忡忡：选票被利益化，选举权被玷污了！短视的农民眼里，只有利益，没有一丝权利观，长此以往，不堪设想……农民是否短视，我不清楚，不过这种忧虑，却有些短视，而且褊狭。吾国农村的选举，刚刚从一种“不堪设想”的政治禁锢当中突围而出，此前，不必说选票的价格，就连其形状、色彩，大多农民都不曾见过，宪法赋予的选举权，犹如高悬天际的星辰，可望而不可即，一旦碰上暗夜，连“可望”而不可得。如今，贿选风行，距离我们预期的选举，的确还有一段长路要走，然而，从选票被强权剥夺，到可以换来利益，我们固然不好说这是进步，对农民而言，却从此意识到了选票的价码与选举权的重量——若无选举权，至少今晚下酒的猪头肉就没有着落，这是权力话语最直接的表达。观念与利益，在此牢牢捆绑在一起，并非背道而驰。 更具体的案例，可见乌坎。乌坎事件，起于利益之争：乌坎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被原村委会盗卖。为了维护土地权益，村民奋起抗争，从而推动了村民自治与基层民主的实验。其过程，利益与观念并重，利益是观念的载体，观念是利益的表达，两者都不可或缺。 今年初，媒体重返乌坎村，发现由村民直选的新村委会遭遇信任危机，当年被盗卖的土地尚未全部追回，引起村民质疑。有人担心：村民为了利益，会不会牺牲民主的成果呢？这么说，也许压根就没有认清民主的内涵。民主政治的一大特色，即在于可以不断试错，这一届村委会不孚民意，那么就依程序改选。这不是民主的失败，而是民主的常态。更何况，民主就是为了维护村民的利益，两者并不冲突，假如出现了为后者而牺牲前者的情形，最终极有可能是两败俱伤。 这里且说观念。我们对观念的态度，常常陷入极端，不是过于看重，就是过于看轻，因此误解了它与利益的关系。首先，观念就是观念，它是一种独立的存在，无须借助利益，它便能生出自己的力量。其次，不必害怕观念与利益发生关系，利益的渗入，未必会玷污观念，譬如我们都跟随自由女神，有人为自由而战，有人为财产而战，还有人为女神的裸胸而战，各尽本分，有何不可？ 当务之急，还是要打破观念与利益的二元思维，我们的眼光，不能局限于观念与利益之间，而应拓展到观念与利益之上。在其上，是权利，是正义。只要是追求合法权利，谁管你心底，是为了观念还是利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