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内容提要：在现实世界中，企业市场关系所呈现出的替代、互补及互嵌等多种特征杂然并存，使得单一的“替代”说或“互补”论均缺乏足够的解释力。本文从交易费用角度将交易关系分为三种类型并指出企业和市场谁更有利于交易费用的节约，主要取决于交易品的特征以及交易本身的具体职能。企业其实是一组为实现非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间有效结合以满足生产功能需要的特殊交易合约的履行机制。这样就不难理解，只有部分交易可以通过企业与市场间的相互替代来提高效率，而更多的交易则须通过改善企业内部管理或改进市场制度本身来提高其效率。 关键词：企业、市场、替代、互补、互嵌
早在20世纪3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鼻祖科斯就发出了“企业的本质是什么”的疑问，时至今日，这似乎已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老问题。但多少有些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企业究竟为何物”这一“老问题”却不断激发着一代又一代学者历久不衰的探索热情，中国经济学界对此问题的持续关注表现得尤为强烈，自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其探求的热度不但丝毫未减反而日益升温，如汪新波（1992）、张维迎（1995）、周其仁（1996）、黄桂田，李正全（2002）、谢德仁（2002）、聂辉华（2003）等少壮派均相继撰文加入讨论。一个值得一提的现象是，作为越来越偏重数学模型和计量分析的经济学类权威刊物《经济研究》，却在2002 —2003年不到两年时间里连续发表了三篇有关探讨企业性质的文章。究其原因，首先在于科斯提出了好的问题却没有给出好的答案，正如后来某些学者所评论的那样：科斯最重要的贡献不在于他对问题的回答而在于他提出了需要回答的问题。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对这一“老问题”的准确回答既是有关企业和市场关系研究取得新突破的关键，又是在实践中为改进企业和市场制度提出有效对策的理论基础。回顾相关的文献我们不难发现，围绕“企业本质”而展开的研究主要沿着“替代”说、“互补”观和“过程”论三条线索进行，但它们对“企业性质”的回答存在着与科斯之答一样的“遗憾”。本文试图在对上述三种观点的逻辑缺陷加以剖析的基础上，从交易费用角度提出三种交易类型并对企业间的纵向合并及外包、横向合并及分拆和企业（或市场）效率的改进等给出新的诠释；最后确定出作为企业存在依据的交易类型并给出企业的新定义。， 一、 关于企业本质主流观点的评述 发端于科斯的“替代”论代表了关于企业本质认识的主流观点，其基本思想认为企业的本质就是合约间的替代，即科斯所说的“一系列合约被一个合约替代”，[1]不难理解，后一种合约与前一种合约是迥然不同的两类合约，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已指出了企业合约是一种不完备合约，这自然与完备的市场合约相对应，但科斯没有说明的是，为什么会出现用一个合约替代一系列合约的情况？既然一个合约替代一系列合约能节省交易成本，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市场合约在不断的签订和执行呢？如果说长期合约替代短期合约，但在企业内的许多合约并不比某些市场合约的期限长，如职工的劳动合约远远比银行的按揭贷款合同的期限短得多。事实上短期合约的完备程度应该明显高于长期合约，其风险度自然就应该更低，如果说是为了避免风险，怎么会偏偏选择风险高的长期合约呢？ 显然，能代替“一系列合约”的那“一个合约”与前者所存在的差异不仅仅只是“合同期限”的长短问题。合约的差异似乎与不同的交易类型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张五常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批评科斯关于企业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的说法有欠准确，认为企业应是一种市场（要素市场）对另一种市场（产品市场）的替代，是“一种类型的合约取代了另一种类型的合约”。[2]如此说来，企业也就是一种市场，或者说是不同于产品价格机制的要素价格机制。这正是张五常的本意，他强调企业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市场而已，并毫不讳言仍不知“企业究竟为何物”，从而使得在科斯眼里看似“面目”清晰的企业被再度弄得模糊不清。但现实中，于企业之外存在着众多的各类要素市场，如劳务市场、人才市场、经理市场、资金市场等。这些要素市场像产品市场一样地运转，其购销方式和定价制度与产品市场并无多大差别，尽管在定价方式上除了包括与产品定价法完全相同的“成本+利润”外，有些要素则须以预期收益折现法进行定价，但预期收益折现法与“成本+利润”法，都同属于直接定价制度则是毋庸置疑的。按照张五常的逻辑，怎么也解释不清上述各类要素市场与企业这一“要素市场”间的关系。既然已经有了企业这样的“要素市场”，为何还需要另外一种在运行机制上同产品市场没有什么差异的要素市场呢？ 杨小凯和黄有光则对要素进行了筛选，将重点放在了经营才能和管理知识等难以直接定价的要素上，认为企业其实是一种对要素（主要指经营管理类要素）进行间接定价的制度（或者说是用一种定价制度代替了另一种定价制度），[3]这种制度通过将剩余索取权安排给经营管理者以作为对其难以直接定价的经营管理才能的报酬，使由于直接定价成本过高而难以通过市场实现交易的经营（或管理）资源能够被纳入到分工活动中来。杨小凯等隐含着这样一个命题，即企业存在的依据在于经营者才能的定价难题。按照如此说法，在经理市场已使经营才能等要素定价难题得到很大程度改善的今天，企业的规模就应该越来越小。面对企业规模越来越大的客观现实，又如何予以解释？另外，所有权和代理权相互分离的现代企业中，获取剩余索取权的已不仅仅是具有经营者，还有资本所有者、企业职工等利益相关者。如果说经营者获取剩余索取权是因为经营才能难以直接定价，那么其他利益相关者也获得不同份额的剩余索取权又是因为什么呢？更进一步讲，定价最终是为了交易，如果企业仅是一种定价制度（企业的功能仅仅是定价？），那么相应的交易又是在何处实现的呢？显然，企业内交易和市场交易的差异不仅仅只是定价机制的不同。 威廉姆森（1985）运用资产专用性所导致的双边依赖、机会主义所诱发的道德风险来阐释治理性合同（企业）对竞争性合同（市场）的替代。[4]显然，威廉姆森所坚持的仍然是科斯的“替代”观，但他把重点放在了交易品的特征及其关联效应上。交易主体的机会主义动机无处不在，在非专用性资产的交易中同样不可避免，但由于非专用资产的高替代性，这大大降低了非专用性资产拥有者（或购买者）的机会主义动机转化为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对于专用性资产来说，情况则正好相反，从而只有通过前向（或后向）一体化来免除这类市场型交易以实现对交易成本的节约。威廉姆森观点的局限性至少有三：它的解释力是以企业已经存在为基点的，自然无法对“企业为什么会产生”作出解释；专用性资产既不是企业类交易品的唯一特征，也不是企业类交易独特性产生的唯一原因；资产专用性能较好地说明纵向一体化的机理，却难以解释横向一体化的动因。 周其仁认为科斯尽管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已指出企业是一种特别合约，权利义务条款在这种合约中没有得到完全界定，要素买方有权在合约执行过程中予以追加规定，但科斯却没有说明这种合约是因何而“特别”。在周其仁看来，企业合约所规定的交易包含着对人力资本的交易，合约的“特别”正是源于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他着重强调了从产权归属角度看，人力资本天然只能属于个人；从产权运用角度看，人力资本的开发利用完全受所有者控制，只可“激励”而无法“挤榨”。[5]由于人力资本的这种产权特征，使得将人力资本直接作为独立要素使用的企业，根本无法采用“事前全部讲清楚”的一般合约模式，只能采用一种“特别合约”，在这种合约里将保留一些事前说不清楚、只能交由激励机制来调度的条款。与威廉姆森注重交易品的专用性特征不同，周其仁将注意力集中在人力资本这种特殊的“交易品”，这确实是企业类交易有别于市场类交易的一个关键点，向正确理解“企业本质”的方向上迈出了不小的一步。但有一个周其仁应该回答而没有回答的问题，即由于在市场上交易的商品和劳务易于计量和监督，如果我们通过将人力资本隐藏于市场交易中的商品和劳务来实现其交易岂不效率更高？那么，为什么偏偏要将人力资本作为独立要素进行交易呢？也就是说，周其仁说明了企业这一合约为什么“特殊”以及何处“特殊”，但他没有说清楚为什么会出现企业这一“特殊”的合约，而这正是解释企业性质的关键。 （未完待续，请见本文中、下部分） [1] Coase, Ronald,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4:386—405. [2] Cheung, Steven, 1983,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6: 1—21. [3] Yang, Xiaokai and Ng. Y., 1995,”Theory of the Firm and the Structure of Residual Right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26:107—128. [4]奥利弗·E·威廉姆森，1985：《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5]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经济研究》199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