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经济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完善经济增长方式，健全调控机制，使经济更有效增长。
近二十多年以来，中国以其独特的增长方式，创造了令世界惊奇的成就。她走的既不是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也不是现代资本主义道路，而是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与市场化相结合”之路：政府推动，双轨增长模式。
实践证明这条路是适合中国的国情的。它解决了：
（一）它可以弥补市场的缺陷。从经济发展目的的动机看，市场提倡的是中性求利欲望。但现实生活中市场反映出来的求利欲望有两个显著特点：⑴它的无穷扩大、难以满足的特点；⑵它的互相冲突、难以兼顾的特点。
就市场经济发展的手段和方式看，贯穿市场经济的活动主要是竞争，而不是统筹安排、有意的关怀、合作和礼让。这种竞争常常是无情甚至是很残酷的。这种竞争还时时诱发人们以某些不正当的手段去争取竞争的胜利。往往是：大企业的经营者们试图在短期内尽可能攫取和利用资源，而又往往是以牺牲股东利益和国家经济稳定为代价。另一方面，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也并不是做得最好。至于在分配方面，市场更衣无力解决。事实证明，这只无形的手有缺陷，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限制市场所带来的过剩和不合理现象。
（二）它发挥了国家的优势，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经济全球化过程实际上是国际资本扩张过程。我们参加经济全球化后，面对的是强大的国际资本。以拉美为例。当拉美这些国家把国门一下子打开后，国际超级巨头凭借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横扫拉美市场，拉美市场出现了剧烈的结构性变化。越来越多的超市被外国巨头占领了，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得不放弃土地，他们或是到城市里去寻找机会，或者踏上了绝望的偷渡之路。结果，城乡间、贫富间的差距更加扩大，进而不断积聚演化为社会矛盾。特别在农村，当外国巨头越来越多占领超市威胁到农产品出路时，农民们也曾自愿组织起来与外国巨头谈判。但由于外国超市的实力太雄厚了，拉美农业生产者的谈判能力根本无从谈起，80%都以失败告终。拉美的农民不得不从大城市退到小城市。《钱江晚报》2004年12月30日席雪莲在《国际连锁巨头控制本国零售业，拉美农民濒临破产》一文中写道：“马里奥8226;钦奇利亚的脸被一顶破旧的草帽遮盖着，看不清表情，但他的焦躁却是那么明显。眼看着田里的西红柿都已经成熟了，却无人问津。如今在危地马拉，人们都喜欢去外国人开的超市，那里的西红柿个子大、漂亮，还便宜。”听听农民的呐喊吧，这就是学习“华盛顿模式”的结果：招进了跨国巨头，而又没有实力去面对，只好让他们攻城掠地，农民们最后还是无路可走。
阿根廷自然资源丰富，可以说是拉美国家中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特别是使阿根廷人自豪的，这个国家在30年前还可以说是一个“没有穷人”的国家。据官方统计数字，上世纪六七十年传，20%最富的人和最穷的人在社会总收入中占的比重大相差6倍；70年代中期贫富差距开始拉大，至1989年10月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严重衰退时，达到⒓2倍；90年代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之后，这一差距迅速拉大，1999年，10%的最穷的阶层占有社会总收入的比重为⒈3%，而最富的阶层占有社会总收入的3⒐3%，相差近40倍；到2002年则上升到4⒍6倍。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绝对贫穷和相对贫穷人口均成倍增长。1991年至1999年，累计经济增长50%，然而在这期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十年前增长了100%以上。在这个过程中，中产阶级也不断贫困化。上世纪90年代，阿根廷大约有300多万中产阶级沦为贫困人口，直接导致国内市场萎缩。
[英国《卫报》网站1月27日文章]题：[自由贸易使世界的粮食落入大公司手中] （作者 约韩8226;比达尔）一文中引述：《行动援助会》在世界社会论坛上提交的报告中指出：“目前30家公司控制了世界1/3的加工食品；5家公司控制了75%的国际谷物贸易；6家公司把持着全球75%的杀虫剂。”“报告发现，两家企业掌握着世界上一半的香蕉生产，3家企业垄断了世界85%的茶叶贸易，而现在，仅沃尔玛公司一家就控制了墨西哥40%的食品零售部门。”“孟山都公司控制着全球91%的转基因种子市场。正是由于美国、英国和八国集团的其他国家所推行的贸易自由化政策，雀巢、孟山都、联合利华、特斯科、沃尔玛、拜耳 、嘉吉 等家喻户晓的公司在过去十年里，其企业的规模、实力和影响力都有极大的提升。并购和产业联盟的浪潮将市场的大权集中在极少的几家公司手中。”“贫穷国家为了进入世界市场，处处受到发达国家的剥削。它们除了用高额关税来保护本国市场外，还把本国剩余的农产品倾销到世界市场上。他们给农产品大额补贴。如果没有高额的农业补贴，这些产品根本竞争不过泰国的大米、印度的黄油和印尼的蔗糖。根据华盛顿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保守计算，工业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给第三世界带来了400亿美元的出口损失。其中，超过50%的损失由欧盟的农业政策造成的，大约1/3由美国造成，1/10归因于日本。” 与此同时，在全世界工业收购、并购的浪潮也席卷全球。
而我们由于意识形态不同，还受到多方的敌视、封锁和遏制。现在美日不是还联手软硬兼施遏制中国？
我们是一个耐、不发达国家，面对市场的缺陷，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情况，就只能走中央集权，集中优势，努力创新，冲出重围，发展自己。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只能采取“宏观调控与市场化相结合、政府推动，双轨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以便集中优势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不仅要造就一个能在国家范围内整合资源的企业，还造就多个能与国际资本相抗衡的、具有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的企业群体。我们要走向世界，我们还必须具备大型研发项目的管理经验和完备的研发体系和流程，和锐意进取的行销能力。而要做到这几条，作为一个经济落后国家，也只能走中央集权之路，打集中优势这张牌，才能有足够的力量驰骋于世界市场对应国际资本的扩张。
我们有这方面的优势。
政治优势 我国政治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稳定，全国上下都聚精会神、处心积虑要把我国经济搞上去。这是很大的政治优势。当“非典”来临时，党中央一声令下，全国闻风而动，几个月就把疫情控制住了。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我们用发行建设债券8000亿，投资于公共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增长5——2个百分点，使当年经济发展速度仍达到9。1%，既度过了危机，也为基础设施打了基础。如果没有经济、政治制度的支撑，“政府推动，双轨增长”的发展模式不会取得那么大的效果。
组织优势 我们有一支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有一支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党的组织，还有一支有效的行政机构，可以形成强大的组织优势。几十年来，我们完成了许多巨大工程，都是得力于我们强大的组织能力。 最近动工的36公里长的钱江大桥，总投资118亿元。是政府牵的头，吸纳了各方资金。民间资金比重达50.26%。大桥建成后，将使宁波从原耒的交通末端变成交通节点。对促进以上海为中心的世界级大型都市圈的形成，加快长江三角洲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种组织优势已开始向世界扩展，并且已取得很好的开端。
大国优势 我国国家大困难大，但是调节余地也大。因为我们国家统一，又有经济、政治制度保证，如果大国优势运用得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可以起到中坚作用。 为开发大西北，中央投入了很大的人力和物力。同时，中央连续开办了几届中国东西部合作交流、互相促进的平台，谋求通过政府导向和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下，构建东西互动的经济共同体。上海与陕西在以往七届的“西洽会”上，就签订了250项协议，总投资近29亿元。近年山东省的一批知名企业如 鲁能、海尔、青啤等，通过兼并、联合等方式利用自己的技术和品牌优势，盘活多家西部企业，在西部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东部企业大举西进时，西部一些有实力的企业也开始向东部扩张。东西的合作不仅为西部加快发展、扩大开放、积聚生产要素创造了机会，也进一步拓展了东部地区的发展空间，从而形成东西优势互补、地区协调发展的经济共同体。在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推动中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中。政府的积极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财力优势 从经济总量来说，我们并不富裕，但是中央掌握有一批很大的财力。诺贝尔奖金得主施蒂格利茨认为要想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一个有财力规范市场、良好的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强有力的政府是不可或缺的。国有经济占了全国经济的三分之一，也控制了国家主要经济资源，我们还有6099亿美元巨额的外汇储备。这就是我国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巨大的物质资源，也是与外国列强对话的有力后盾。世界金融风暴此起彼伏，我们就比较稳定，靠的是我们的实力。我们的扶贫工作得到国际的好评，靠的也是我们的财力后盾。[西班牙《起义报》1月19日文章]题：中国和印度：哪个发展模式更成功？《作者 马克8226;班德比特》作者转述了联合国开发署专家的话：“ 将经济的发展转化为贫困现象的减少，这需要依靠社会和政治因素。在中国，这种政治因素显然非常有利。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已经从1978年的⒊2亿下降到了2001年的6000万。上世纪90年代，世界极端贫困人口（日收入低于1美元）增加了2800人，而中国同期则减少了⒈5亿极端贫困者。换句话说，世界极端贫困人口的减少几乎完全归功于中国。在同一时期内（从1978年至2001年），印度的贫困现象几乎没有减少，贫困人口只是从⒊2亿下降到了3亿。现在印度的贫困人口比中国高出6倍。” 反映出两个社会制度的差别。
以上的情况说明，政府扬公有制的优越性，推动经济的发展具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和科学依据。
但社会主义需要市场。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既存在着广泛的社会分工，存在多种所有制，也就存在着个别利益，当然也存在着竞争关系，社会主义需要市场。需要通过市场来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非凡的创新精神；需要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而社会主义的政府宗旨是“执政为民”，它没有自己的私利，现在发生的问题是愿意而且能够解决的。结论是：从理论上分析，实行政府推动，双轨增长的发展模式是可行的。
但这种二元结构的发展模式却有很强的约束条件：《1》必须遵守市场法则，确认市场在资源分配中起基础性作用；《2》政府对市场的作用只能是补充，而不是替代。如果破坏了这条规则，则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又因为我国经济制度的特殊性，参与经济发展的，有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个人，还有政府参与。在现阶段，他们有不同的利益倾向。而我们现在的市场正是由这些不同的利益主体组成的。不同的利益主体构成了不同的利益倾向，在市场活动中表现出不同的经济追求；地区间巨大收入差别，又构成了千差万别的不同利益倾向。所以现阶段我们在宏观调控中不得不较多地利用行政手段，市场也确实受到太多的行政干预。行政干预确有两面性。恩格斯说到国家权力对于经济的反作用时提出了三种可能：“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年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个。但是很明显，在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的浪费。”[《马克斯恩克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250页。] 现实经济生活中反复出现的许多丑恶现象皆源于此。在美国，只要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一句加息或减息的话，就可以调节经济的“冷”、“热”，我们却不能。这是为什么？
这就是在完善经济增长方式时我们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体制，要求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宏观调控的使命是政府去完成。政府的职能与市场功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政府的职能具有公共性、普遍性、非盈利性和强制性的特征。市场经济是利益经济，竞争经济，它的基本功能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无法想象一个企业不以赢利为目的能够存活下去。企业又往往要损害他人的合法利益和社会利益。所以市场要求平等、公正。为了履行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政府应该凌驾在社会之上，履行的是市场管理者和监督者的职能。政府不能直接参与市场行为。凡是私人领域、微观经济组织领域、产权清晰的领域，政府都不应该去直接插手。如果我们把市场比作竞技场，则政府是裁判员，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只有这样，才能使市场真正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使行为主体的积极性最大的发挥出来，使资金流向效率最高的地方，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作用。可是在前一阶段，也就是在经济发展模式成长过程中，有些地方政府却犯了越位的错误。从而引发诸多丑恶现象。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而去推崇私有化。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情况存在，市场不同主体不同经济利益倾向存在，不正当的行政干预还存在。全国统一市场成熟还有一过程。现在我们在宏观调控与市场化之间，还缺少一种能够起“传递、衔接、调控作用”的机制。这是一件崭新的课题，需要人们不懈的努力。这也是现在被某些人提出走私有化道路的主要藉口。事实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政府推动，双轨增长”的发展模式有没有可能长久坚持下去？有没有普遍意义？
希望是有的。主要是看两“轨”能否：各取所长，相辅相成，协调发展。
（一）发挥政府这一“轨”的整合优势，提高决策水平。由于我国政治、经济制度的特殊性，也为了提高资源组合优势，使政府推动得更有成效，首先要建立和完善政府决策机制。它包括：建立和完善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和评估制度、决策听证和公示制度、决策责任追究制度，提高宏观决策水平。使我们在资源整合方面，在科研开发方面，在建立跨国营销网络方面发挥“集中的优势”，提高决策水平。这是我们的强项，是我们经济的活力所在。
（二）相辅相成。关键是明确界定政府职能与市场功能，把政府真正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强化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弱化微观管理职能，使政府致力于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更好地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更好地为社会提供市场机制所以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要努力克服体制性障碍，从体制的源头上解决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问题，严格限制行政权力驾驭的领域，对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的监督。让该由市场解决的都交给市场解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分配中真正起基础性用。
（三）协调发展。重在培育一个新的宏观调控与市场化结合的机制。我们可以相信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政绩考核方法的改进，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会大大减少。干部对市场干预会更加理智。又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国企的利润观念会迅速强化。市场经济是利益经济，国家利用经济手段调控经济的范围和机遇会大大增加，新的宏观调控与市场化结合的机制会逐步形成。
与此同时，健全市场法则，提倡合法竞争，从而形成全新的文明的市场，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化相结合的市场。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熟还有待社会主义文化的成长。
在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化相结合的市场形成之时，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成之日。（2005年2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