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削藩 历史上的削藩技巧



苏东坡认为削藩要成功,必须“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

当我们打开历史的大门,从二十一世纪回到金戈铁马的汉唐时代,会发现“削藩”早已经被帝王们运用得纯熟而富于艺术。历史上最有名的“削藩”案例则出自汉朝、唐朝、明朝和清朝。

在古中国时代,夏商周朝基本上属于联盟组织,类似于现在的代理商制度。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正式建立了秦国集团,下设事业部、分公司以及办事处(郡县制)。只有集团有法人资格,其他机构则没有,财权、人权全部收归到总公司,实现了高度集权化,这是当时的一个重大制度变革。

 朱棣削藩 历史上的削藩技巧
之后是汉朝集团,继续实施之前的代理商制还是事业部制,是集团CEO刘邦苦思冥索的问题。最后,他采取了一朝两制:对总部附近即京畿地区的势力范围按照子公司的模式运行(它不同于秦国集团的分公司制),而偏远的地方则采取代理商制度,让其他人去开拓,给足优惠政策。

这些子公司掌握着属地地方赋税和官员的任免权力,有法人资格,被称为“藩国”。“藩”就是篱笆,藩篱意思就是说这些子公司像篱笆一样,在京师周围保卫中央总部。这些子公司老总都称之为“藩王”,刘邦规定必须是刘姓子弟才能当子公司老总。当这些子公司老总势力坐大、不听总公司话的时候,就需要抑制他们。为何叫“削”呢?就是慢慢来,今天切一点,明天再切一点,一点点把他的势力切小,这就叫“削藩”。如果变成了“砍藩”,挥起大刀猛砍,那就有可能被子公司反噬,两败俱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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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景帝就是因为听信了智囊晁错的建议而“砍藩”,引发了八位子公司老总的造反,差点连CEO的宝座都坐不稳了。

汉景帝削藩因何失败

汉朝集团自刘邦创立,后被其妻吕氏夺取大权,任用自己娘家人搞得总公司鸡飞狗跳。最后被主管销售的高级副总裁、元老周勃拨乱反正,迎接刘氏后人刘恒重掌大权,史称汉文帝。当刘家、吕家内讧的时候,各子公司的发展却蓬勃向上。当汉文帝坐上CEO的宝座后,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弱总部强地方”的格局,子公司的强大使他们对总公司的政令阳奉阴违。虽然有不少朝臣不断建议削藩,但汉文帝深知时候未到,多次驳回了此类条陈。

等到汉景帝继位,总部的势力已经开始有所恢复,但仍不具备削藩的实力。

这时,一个重要人物——晁错出现了。此人学贯儒法,知识渊博,时任CEO高级助理。他做了一番市场调查后,向汉景帝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削藩策》,建议马上削藩。比起自己的父亲,汉景帝对大势的把握要差得多,他糊里糊涂地就同意了这个建议,并任用晁错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上面要削藩,下面的子公司老总肯定不愿意。在子公司里,这些老总就是皇帝,说一不二。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谁愿意把自己的权力白白交上去?所以,发生冲突和矛盾是必然的。

可这时候,作为削藩项目负责人的晁错就认一个死理:不削藩国家就会乱,这些人势力大了迟早都要反。最后说得犹疑不定的汉景帝也同意了。不过这君臣二人却没有想到万一:如果真的这些人造反了,他们该怎么办?

由于估计不足,当子公司老总纷纷发难的时候,该项目负责人晁错就只有作为替罪羊,被汉景帝骗到刑场处死,将矛盾暂时缓解下来。

宋朝的苏东坡写了一篇《晁错论》,指出了这次削藩的失败原因。他认为,削藩这件事情是正确的,否则非常不利于整体的长治久安。但是,汉景帝的削藩却犯了三个错误:一、选错了削藩的时间;二、选错了削藩的人;三、选错了削藩的方法。他认为要想此事成功,必须“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

知其当然。就是事先把这个事情想得清清楚楚,把握厉害关系,我如果做的话可能会怎么样。晁错没有想清楚。他提出的就是一个口号:“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只有这八个字,没有做什么可行性研究,没有可操作方案,他只是觉得应该这样做,仅此而已。

事至不惧。就是事情来了以后不害怕,因为你做的事情,是非常难做的,一旦发动以后会引起强烈的反弹。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做到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然后还要“徐为之图”。

徐为之图。就是你要有足够的智慧和办法慢慢地、不动声色地来处理问题,事缓则圆。要逐步一点点去实施。

对苏东坡的思想领会最深的要数清朝帝国的康熙。他在平三藩的过程中,充分运用了这三条策略,和自己的祖母孝庄文皇太后筹划了五年左右,想到了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然后从最弱的藩王尚可喜打开突破口,徐徐图之。最后面临吴三桂势如破竹的造反,不慌不忙,御驾亲征,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取得了圆满的结果。

汉武帝的削藩因何成功

自己的父亲因为削藩郁郁而终,汉武帝刘彻却牢记这个教训。

当16岁的刘彻坐上CEO宝座的时候,经过文景之治的汉朝集团已经步入了良性发展轨道,社会安定,人心思安。但子公司日益做大,总部对地方的控制力越来越弱,总部的高管们却醉心于表面的太平盛世,开始奢华腐败。

面对这样的局势,刘彻充分吸取了父亲削藩的失败经验。在集聚了足够的民心和人才后,开始了破局的第一步——推出推恩令。

在当时藩国,藩王去世后,嫡长子作为继承人继承他父亲的所有领土和权势,其他孩子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汉武帝的高级助理主父偃提出了一个新政策,内容是经过报请皇帝同意,诸侯王可以把自己封地的领土,划分为若干部分,封立他的子弟为侯。这些侯国的名分要由中央确定,而侯国的领土来自于原来的诸侯王国。这些侯国一旦确立,就不再隶属于原来的王国所有,而转属附近的郡,也就是说改属中央直辖领导。起名为推恩令——就是把皇帝的恩泽推广开来——在这样一个好听的名义下,各藩王名义上没有任何损失,但却使他们的绝对领土很快由大变小,从根本上解决了一股独大的问题。

随着第一步的顺利实施,刘彻又逐步颁发了左官律、附益法、阿党法等新的规定,进一步收回了地方权力。所谓阿党法是指“诸侯王有罪,傅、相不举奏,为阿党”。阿党是重罪,由中央朝廷所委派的在诸侯王国出任傅和相的高级官员,如果诸侯王有任何的不轨行为没有事先发现,或没有向中央朝廷举报,就要被按照阿党之罪处置。

通过推恩令分化各子公司内部势力,然后通过阿党法让下面的高管彼此监督,使他们面对“囚徒困境”不得不选择抢先告发,最后将子公司的财权和人事权归置中央,把子公司变成分公司,甚至有些子公司改为办事处。在不知不觉中,达到了削藩的最终目的。

可惜的是,明朝的建文帝朱允火文却没有这么幸运,与汉景帝犯了同样的错误。在自己刚继位不久,朝局不稳的情况下,采用了大儒方孝孺的削藩建议,最后被自己的叔叔朱棣赶得不知所踪。藩没削成,却把自己的皇位给削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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