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黄焕金先生的观点如“有效需求不是政府的扩张政策创造出来的”。本人也深表认同，在拙作（2003）就曾建议政策着力点应该调整:从政府投资转到创新制度营造民间投资的环境,从投资转到消费上来,以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①。但黄先生说“有效需求是供给创造出来的”，就显得有些无知了。“供给会创作自己的需求”的Say’s law早就成为陈词滥调了。
黄焕金先生他本人认为的，“当今的西方世界，基本上已经最大限度弱化了凯因斯主义的作用”，放到1970、80年代会大有市场，因为在这一时期英国撒切尔夫人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美都弃“凯”而选择了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②。
黄焕金先生所说的“当他们已经不太看好凯因斯时，中国人却才拾起凯因斯”，让我想到了五常君的名言“30年没读过书了”，稍微了解些美国经济政策的人都知道：在1984年底的里根政府就开始背离供给学派的主张，转而拿起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增长的拐杖。在1993年的克林顿政府更是积极推行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加强宏观调控，增加对民用研究与开发的投资。虽然克林顿总统自称走的是介于凯恩斯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但其实质是凯恩斯主义，是一种不挂牌的凯恩斯主义（吴先明，1997）③。
最主要的是黄焕金先生没有看懂我这篇文章所要表达的意思。我并没有力主中国政府推行凯恩斯的政策主张，仅仅是认为：近几年中国政府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实质上，就是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理论的政策，政策的着眼点是扩大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这让我思考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双不足的原因，联系到贯穿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始终的国有企业改革（现在时髦的或更愿意被有些人叫国企‘改制’）上来，认为十多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推行的国有企业名为改革实为“改制”政策，造成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方的不足，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因此笔者建议国有企业改制应慎重，国有企业改革应调整方向，回到使国有财产保值增值，并保障处于弱势的广大职工权益的轨道上来。
这里我想引用保罗·克鲁格曼一段话：“如果我们不清醒地分析当前的问题，不从实际出发考虑间题，我们就无法达致我们需要的理解和把握。有些人认为，日本、亚洲新兴市场和巴西的问题是结构性的，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解决。但我相信，通向世界繁荣的惟一重要的结构性障碍，正是那些盘踞在人们头脑中的过时的教条④。这对一些人也许是有益处的。
注：
①黄飞鸣.积极财政政策投资效应评析与政策展望[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93-96
②1979年5月，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后，坚定.不移地推行现代货币主义政策，以救治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一方面紧缩信贷，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另一方面不断削减公共开支，特别是社会福利开支，实行紧缩财政政策，同时大力推行私有化。1980年里根在竞争美国总统时就宣称:“信奉供给经济学”。上台后，大力推行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
③吴先明.论凯恩斯主义的复兴[M].经济学动态，1997（10）：57-60.
④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M].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31页.
对黄飞鸣先生关于凯恩斯需求理论的不同意见
【本人认为，当今的西方世界，基本上已经最大限度弱化了凯因斯主义的作用，只以利率调节来调控经济，而极少以凯因斯所主要主张的财政扩张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凯因斯对单纯依靠利率调节并不看好，因为他认为这样并不足以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非要让政府大举债务去扩张投资，才行。但经过与大萧条危机不相上下的70年代滞胀危机，人们懂得了政府大举借债投资是要付巨大代价的。因此凯因斯主义对于西方来说，只剩下利率调节的方式了。而我们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管理水平总是慢几十年。当他们已经不太看好凯因斯时，中国人却才拾起凯因斯，因此引起这几年的投资性膨胀，最终使中国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而懂得“投资效率与效果”的关键意义。表面上看，凯因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与供给主义的“有效供给”势不两立，但它们实质上是相同的，因为投资也必须讲效率与效果，而这种效率与效果性，就是供给主义的表现。自由主义所要达到的目的，无非就是这种有效供给，因为它主张要把公司企业放到竞争性市场中，迫使它们增强活力，迫使它们必须向市场与社会提供好产品，从而创造出对自己产品的需求。而这正是所谓“改制”所要达到的目的。公司企业及它们的人员的需求能力并非是政府为它们创造的，而是要由它（他）们从向市场提供有效供给中得来。如果它们没有有效供给能力但却要政府为它们创造获得需求能力的条件，那么政府最终被拖垮！有效需求是供给创造出来的，而不是政府的扩张政策创造出来的。――黄焕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