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天才之称，顾名思义，指天生有才。仔细考虑，其实不然，人怎么可能天生就有才华呢？只不过是人们对于那些能力超凡，有做出杰出贡献或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的赞誉罢了。天才大概主要有两种类型：学院天才和世界天才。前者诸如：涂尔干、韦伯、牛顿等，他们完全是学术界人士，其本人及其追随者多半都是学者；后者则如：达尔文、马克思、爱因斯坦，他们主要凭借自己的思想、品格，甚至更多的是信念而跻身于广义上的天才之列。
天才多半都是颇有远见之人。他们以其自身坚定的信念和追求及其理论的巨大科学性和说服力吸引着人们。他们往往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自然科学由于本身的内在逻辑性和客观性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活动空间，也丰富了其物质产出；社会科学则由于本身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带有很大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观念的形成和信仰的传播，其具体手段更多的是通过信息的显露，信息交流和暗示等方法，将其信徒在意识上催眠而形成的。这个观点或许会有人反对，社会科学怎么会是“催眠术”呢？我想如果试图否定我得人，了解一些心理学的知识，大概不会完全否定我。
从影响上来讲，社会科学更具有长远性。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不论其具体领域分工多么专业化，在社会科学领域内部的学科交叉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只要我们随意回顾一下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的发展史都不难发现。社会科学的成果一般不如自然科学的成果那样很快被社会承认。尽管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人们承认一种科学成果的方式有较大差异。比如在等级制社会，一种学术研究性的成果，不是直接被作为对象来看待的，多半要从研究者的社会地位来看待，因为处于等级制上层的人被看作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而进入市民社会之后，这一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变，但地域文化仍然有较大影响。在不同的国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繁荣程度是从来都不一样的。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学术的水平和经济发展的水平直接相关，甚至认为没有一流的经济，要发展一流的学术有些白日做梦。我倒是不完全同意这个说法。在我看来，一种利于学术发展的社会秩序或许更加具有决定作用，而不是经济发展水平。
在和平和发展称为世界主题的今天，衡量学术成果的标准也有了较大的变化，人们更加倾向于从学术成果向生产力的可转化性来评价学术成果的优劣，这有些大势所趋，但我以为有些舍本逐末。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对人的思维并不具有直接的统治作用，尽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条件。相反社会科学则对人们的思维具有更直接的统治作用。
多数时候，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当中，我们总是某种思想的信徒，并受其支配。因为人从本质上来讲，既是自然人，也是社会人。作为自然人的个体是相互独立的，在利益上是相互排斥的。而作为社会人的个体，彼此则紧密联系，密不可分。作为社会人的个体必然隶属于某一群体，而不论我们是否承认这一点。即使是最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是从属于一个群体的。他们同样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信徒，作为这种思想的信仰者，他们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精神追求。
勒邦的《群体心理学》，从个体和群体、领袖的关系揭示了这一长久被人们忽视的问题：我们都是某个群体中的一员，面对群体时，我们都是弱小的。一旦我们开始信仰某种思想，那么我们的大脑就开始进入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了。这种观点看来有些危言耸听，大概只有敏感的人，才会对此有所认同。
我在文章开头谈到天才的问题，其实想说的是天才（其另外一种身份就是领袖）对其信徒的影响。而作为信徒，当我们在一起聚积，并为某种理想开始奋斗时，个人就开始发生一些不难察觉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有时甚至多数时候都被个人忽略了。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个人，我们通常会认为：他言行举止必然符合理智，判断人和事物必定冷静客观，行动时必定胸有成竹，接受他人观点时必定深思熟虑，科学公正地反复考虑正反两个方面的理由和原因，并准确的预测可能的结果，而不是屈从于权威或是大多数人的判断。但观察现实的结果，我们不难发现，事实根本就不是这样。如何理解这一问题呢？我想通过马克思主义及其信徒的案例来作个尝试性的分析。
作为一个在20世纪甚至更远的将来都影响这人们价值观和思维的马克思，享有天才的盛誉是不为过的。马克思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伟大思想家一样，拥有广大的信徒，而马克思本人甚至拥有的最多。他通过对人类历史的考察，形成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从黑格尔那里吸收了辩证法的精华，形成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和唯物史观。他总结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并分析了人类社会走向自由的基本条件，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马克思明确阐述了解放人类的具体途径就是暴力革命，要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旧社会，建立一个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新世界。在他的理论中，他赋予了无产阶级以掘墓人的历史使命。他认为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人类将要走向的是一个没有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的社会，而这个社会分为两个阶段：社会主义是其初级阶段，而共产主义是其高级阶段。此后，他在其巨著《资本论》中，用严密的体系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并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根本来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无疑应该是19世纪最伟大的历史事件之一。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初，甚至在诞生之前就拥有了广大的信徒。它是自从基督教以来，横扫了欧洲大陆的最广大的群众运动的战斗哲学。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的理论“不过是当前进行着的阶级斗争的情况的总的表述，不过是现在我们眼前进行的历史运动的表现”，它们不是以某个“世界政治家所臆想或发现的思想或原则维根据的”。
我必须提醒读者注意，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是宗教，我担心这种误解会导致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体系更大程度上的宗教化。而那些可能误解我的人其实在行动上也正在将马克思主义宗教化。法兰克福学派著名学者悉尼·胡克在其著作《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中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结论统一的问题上，应该把二者区分开来，强调方法而否弃结论。马克思本人也一再强调：其理论不是教条，他试图留给后人的是一种方法论的指导和立场。他自己甚至声称：“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何等的科学气魄。在马克思眼里，他最有力的批评武器就是其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哲学。然而这些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精华，却在马克思的信徒那里被丢弃了。
马克思的信徒们简单的从马克思的理论结论出发，将其作为社会运动的必然目的，认为社会正义是个必将来临的社会制度，而共产主义也将随后实现；他们将这一制度作为其行动的直接目标，而在方式上不择手段；当他们为了实现社会正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奴役人性时，他们忘却了马克思关于人类追求自由的淳淳教导，忘记了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忠告，而这些都是马克思的本意。严格的说，这些声称是马克思的信徒的人，是不配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他们只是一些愚蠢的教条主义者而已，虽然他们声称自己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但事实上，他们正在亵渎和诋毁马克思主义这一神圣的名称。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到实践的过程已经显露了其理论的巨大力量，我们看到了一种可以改天换地的前所未有的力量。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初期，劳动者支持了革命，但是在斯大林模式的集权统治下，发生在前苏联和匈牙利的（本当局称为的）暴动的支持者同样也是劳动者。这些是令我们反思的。
马克思之所以能做出如此杰出的理论建树，和他对现实的关心和对人类社会前途的关注是密不可分的，如果不是对现实社会中不合理因素的痛彻批判，他同样不可能找到科学社会主义这条——在他看来是——唯一的出路和通往自由的通途。但这些在实践遭遇失败时，那些一贯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信徒们却明显缺乏一种批判和理论反思的勇气，他们只是在现实许可的空间内做有限的挣扎。而这种挣扎的空间仅仅是：政府对舆论的严密控制和监视，对媒体的绝对垄断和管制，人们能够听到和看到的只是那些和当权者观点一致的声音和见解，而不同政见者则受到压制和排挤。
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仇视无政府主义者和不同政见者，但是这个不良的习性却被它的信徒们所养成，并人被他们认为是坚持和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唯一可靠的工具，于是在民主和专制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在自由和集权之间他们放弃了前者。显然这些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特性，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初到成为指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指导理论，它都是开放的：它不仅不拒绝反对者的批评，而且一直在坚持不懈的进行着自我批评。然而马克思主义的的信徒们忽视了这一点。他们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派”自居，对一切反对派都采取暴力消灭的态度。
其实，在任何革命运动中，运用“正统派”这个词语本身，都是一种变态的自我定位。“关于‘正统派’的来源，路人皆知是宗教性的。它的意义是在罗马教同拜占庭基督教的争论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当时特指：一个教会和授予一个教会的特权，而不是指一个为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解放而进行斗争的、有觉悟的和训练有素的自由人的组织。”[i]它的唯一目的只是让他们的拥护者和反对者成为其信仰的忠实信徒，只不过对后者采取的同样是战争、暴力，甚至奴役。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有人坚持把他自己称为“正统派”，在那里就总会存在一种教条，而只要存在教条，具体的分析和特殊的行动，就会被一种盲目的信仰或者一般的公式所取代，而科学也注定沦为宗教。因为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任何国家，都决不可能既是一个不惜一切代价的正统派，同时又是一个科学和真理的热爱者。
在群体心理学中，作为信徒的群体，往往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这些弱点。“当一个人一旦加入某个群体，深陷于一群民众之中，就可能变得过分的暴躁、惊惶、热情、冲动、麻木和残忍。他的行为和举止与道德良心相抵触，与其利益也相违背。在这种情况下，他似乎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ii]在群体当中，人类群体的行为水准往往会降到其最差成员的层面。隶属于群体的个人，失去的最主要的东西就是独立思维、怀疑和独创性以及智慧。他们患上了一种叫做“群体幻觉症”的奇异病变，在这种状态下，他们被一种英雄主义和恐慌所支配，行为疯狂，而目的模糊，甚至只是为了和他人一样（模仿）。
关于群体心理学中领袖和群体及群体中的个体的关系，群体心理学认为：“群体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比如非常的偏执、可怕的敏感、荒唐的自大和极度的不负责任。”“他们过分自负、过分狂热。对群体来说，在恐惧和兴奋、‘万岁……’和‘打倒……’的呼喊之间没有任何中庸之道。”（塔德，1910，P36）[iii]这些现象的描述，我们在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戴高乐、毛泽东、铁托、胡志明等人的身影中看的似乎更为清楚，在马克思那里也并不是没有。只不过人们没有来得及去对他顶礼膜拜而已。关于马克思精神遗产的争夺，早在马克思在世时就已经开始了。“马克思本人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招来了灾祸，但是他却以批判的不安的心情注视着他在全世界、特别是在德国的信徒们在学说上的背离和错误的战术活动”。马克思本人对于其理论和信徒的这种谨慎和观察纠正的态度，是区别于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尽管在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斯大林同样是马克思的信徒。但群众对后者的神化是现实的，而对前者的神化则是理想的。在现实的神化之下，无产阶级的政党，日益具有了一种带有来世论装饰的慈善性组织的性质。而它的官员们在其职位上被授予的权利，是同样的和更多的物质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对马克思本人的理想性神化，导致其理论遭遇挫折后，信徒们的无所适从。就有的教条式的的理解，在人们的观念和意识上打下了深深得烙印，而这一烙印从信仰的角度来看，甚至等同于胎记。对马克思的个人崇拜和神化，使得他的信徒们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生命力在于其批判性和现实性，其理论的真正精神和灵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而不是其中任何一个从特定阶段和特定环境出发而形成的特定结论。这重认识的偏差，导致人们无法实现否定式的扬弃，甚至连否定都是痛苦和矛盾的。而无产阶级政党由于在社会正义的进程中处于领导地位，其地位的合法性和观点的“正统性”则更加不容置疑。所以我们不难判断教条的根源在于政党，而不在于作为马克思主义信徒这一群体中的个体。因为群体心理学反复论证了，面对群体时个人的渺小。因此相比之下，政党由于聚集了大量精英信徒，而比之个人更具有思维和判断力。
从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来看，这一运动遭遇的挫折已经揭示了某些不合理性：既使这种挫折不足以否定社会主义这一目的的合理性本身，那么至少否定了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方式的可行性。马克思本人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问题保持的谨慎是令我们敬佩的，他从自己的唯物史观出发，更加清楚人类社会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局限性，他更加能够预料通过暴力革命结束阶级压迫后，人类并不是可以一劳永逸的享受自由和幸福。对他的信仰的任何不当的教条式理解，都可能导致更大的奴役。然而，马克思去世后的社会主义实践者显然太轻率了。他们忘记了自己导师的淳淳教导和忠告，作为信徒的他们完全沉浸在一种狂热和兴奋之中，以为人类可以在社会主义信仰的鼓舞下，从此摆脱自然的束缚，创造任何奇迹。然而实践的挫折提醒了人们这一点：人类社会尽管在进程上是一个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但这以过程一直处于自然界的约束之中。人类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摆脱自然界的资源束缚，这在经济学看来是一种必然的 “硬约束”。然而，马克思的精英信徒们一直试图通过一场人与人的斗争来在这一信徒的群体中散布一种深深得恐惧和更加坚定的信念，并希图借助这种恐惧的压力和信念的力量，团结并领导其信徒战胜自然。可惜这种完全忽视人性的，把人视为工具的方式彻底失败，并最终被抛弃了。
从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之后至今，关于马克思的争论都是一个世界性的学术话题，而这以争论的意义本身则完全是高于学术的。它甚至涉及和关乎世界三分之一人类的自由和幸福，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苏联解体前的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严重的分化，多数前社会主义国家选择了通过私有化改革和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而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以变革多数在方式上采取了体制外变革。而少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则通过体制内改革，开始了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坚持了社会主义的信仰，但在发展方式上由于全球市场的形成而趋同。
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的挫折，导致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性的热烈争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甚至有人发出：社会主义不行了，马克思主义不灵了的呼喊。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反对派阵营的则是一片欢声笑语和庆祝的声音，1989年，国际社会风云突变，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在即，时任美国国务院思想库副主任，年仅36岁的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nyama）在美国新保守主义杂志《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的文章，并于1992年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书。
在该书扉页上的两句话表达了此书的主题：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经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经走向完成。目前的世界形式不只是冷战结束，也是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西方的自由和民主已经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也是最后形式。[iv]
这篇文章的发表，特别是著作的出版，在全世界范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从东方到西方，一些陶醉于社会主义失败喜悦中的人们合着福山的调门，一起高唱：马克思主义死了，共产主义死了，社会主义死了，资本主义万岁，市场经济万岁，经济自由幸甚，政治自由幸甚！[v]
福山的煽动性的鼓噪并没有让人们完全陶醉，他只是让那些仇视社会主义和社会正义的资本主义保守分子的一时快意而已。任何一个有学术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人都不难发现福山的幼稚。
西方解构理论大师雅克·德里达则于1993年4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思想与社会中心举办了一次关于“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大型国际讨论会上，宣读了他的题为《马克思的幽灵》的论文。该文中，德里达从解构主义立场上为马克思主义做了辩护。
德里达指出，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无疑是一部“新福音书”，而福山本人也无非是西方世界的“新福音的布道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中指出：历史的终结行将来临，未来将是自由市场和议会民主政体全球化的时代，而社会主义和作为旗政纲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在这种全球化语境中以及没有其位置。德里达借助幽灵的范畴，批判了福山的全球化思维，他认为所谓全球化无非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输出中谋求霸权，并试图把西方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推行世界，是典型的密谋者的阴谋。
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文明和知识宝库中一份珍贵的遗产，这一特征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现实性。妄言马克思主义将从人类的思想中消失显然是一种天真的想法，或许正如德里达所言，福山之所以急于传播《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这样的“福音书”，是因为他还深深得处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恐惧之中。
遗产不是简单的给予，而在于将其作为一项使命而加以继承。关于如何继承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德里达和悉尼·胡克有些殊途同归，他们都认为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同具体结论分开，差异在于：胡克更主张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即唯物主义辩证法，而德里达似乎更加强调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批判理性。
断言历史终结的福山本人，其观点是不值得一驳的。认为现代西方经济自由和议会民主就是最理想的社会形态如果不是出于一种简单的瞎子式的主观臆断，就是一种服务于特定意识形态的文丐论断。德里达认为，断言人类将永远不会有暴力、不平等、排斥、歧视和饥饿以及由此引致的经济压迫的影响，都是十分虚伪的幻想。
关于历史的终点的设定，在福山之前黑格尔和马克思也曾有过探讨。“黑格尔和马克思都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限连续，而是在人类完成一个社会形态，一旦这个社会信徒会满足最深又最基本的憧憬时，就会终结。换言之，他们都设定了一个‘历史的终结’；对黑格尔而言，这个自由国家，对马克思而言则是共产主义社会。”[vi]在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福山选择了前者，他把自由国家看作历史的终结，但德里达认为：“福山所推崇的这种以超历史的标准为基础的自由民主的理念实际上只是一种承诺，它只是命令‘永远不会存在的事物以完全在场的形式来临’”。[vii]他说道“将要来临的民主理念超越了古典形式的规范理念，它的‘理念’就是一种担保了的责令，它永远命令不会存在的事物以完全在场的形式出现，它是一个无限的承诺与规定了的、必然的、同时又必然与这一承诺相对立的不充足形式之间的断裂的缺口。可以这样说，民主承诺的有效性和实际性……将总是在这个缺口之内，并且它必须这样，它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不可规定的救世希望，就是事件、个体以及不可预测的他者来临的末世学关系。”[viii]德里达对福山的批评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关于民主的理念既然只是一种无限的承诺，那它救不具有有效性和实际性。它留给人们的世‘遥遥无期的期待’，人们如果真的把这种理念作为指路明灯，那必然是‘把我们当作瞎子来为我们指引方向’。”[ix]
德里达对福山的批判及其对民主理念的观点，对于我们反省马克思主义本身时同样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如果从自由和民主的理念来理解社会主义，它是否同样存在德里达所说的有效性和现实性的置疑呢？这一点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剔除的，尤其是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观遭遇挫折之后。否则我们便犯了理论上的唯心主义错误。
群体心理学认为，交流对于群体具有镇静剂的作用。可以复活个体的思维和意识，并将他们从群体无意识和疯狂中拯救出来。这里的交流在方式上无疑表现为政治民主，但这些在集权体制之下是不存在的，尽管这些都曾被公开的许诺给群众。
思想的开始是怀疑，思想的终结是恐惧。作为马克思的信徒，在其精神领袖及其理论面临危机和挑战的时刻，我们该采取何种态度来进行拯救呢？斯大林模式的“国家主义”[x]留给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恐惧如果不彻底清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结论的怀疑都是不可能的，而这只是我们需要迈出的第一步。怀疑和否定不是直接对应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具有怀疑和批判精神的。而作为人类文明的遗产，我们需要继承的正是这种精神，而不是马克思在特定历史阶段所做出的哪一个结论。即使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来看，事物本身的发展和运动也是绝对的，关于历史的终结的设定，只是一种历史观和价值观而已，并不直接的可以等同于人类社会的终极目的。从解放全人类这以精神诉求来看，马克思本人是值得我们信仰的，但这仅限于其价值观和立场，我们需要继承的是他的方法和精神，而不是站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接受一个静止的目标。作为信徒，只要我们继承了马克思的这以历史使命，并努力为之奋斗，并把自由、民主和平等这三大基本的价值至于我们的社会形态目标之前，我想我们才会距离这以目标越来越近。
2004年10月8日第一稿
参考文献：
1、 『美』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 『克』勃朗科·霍尔瓦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
3、 陈学明，马拥军：《走近马克思——苏东巨变后西方四大思想家的思想轨迹》，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
4、 顾自安：《学术自由与政治》，原文见：中华复兴网、学说连线、中国机构网。
5、 『美』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
6、 『美』悉尼·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重庆出版社，1993年。
7、 『法』赛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8、 『英』赫伯特·斯宾赛：《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1]，华夏出版社，2000年。
[1]
[i] 悉尼·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5页。
[ii] 赛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页。
[iii] 转引自：赛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1页
[iv] 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扉页。
[v] 陈学明，马拥军：《走近马克思——苏东巨变后西方四大思想家的思想轨迹》，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P98。
[vi]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P2。
[vii]陈学明，马拥军：《走近马克思——苏东巨变后西方四大思想家的思想轨迹》，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P131。
[viii]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载《新左派评论》，1994年第205期，P47。
[ix]陈学明，马拥军：《走近马克思——苏东巨变后西方四大思想家的思想轨迹》，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P131。
[x] （1）参见勃朗科·霍尔瓦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2）笔者著：《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文，发表于经济学家网站，www.jjxj.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