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贫困学生的政策扶助：教育公平中的机会补偿 教育是一种公共产品，即便是高等教育也是一种准公共产品。作为公共产品，它并非特权阶层的专有物，亦并非有钱人的高档品，它应该是社会所有人包括富人和穷人、男人和女人、城市人和乡村人共同享用的公共品。因此，教育公平是必须的。要做到教育公平，必然既要注重实体的公平，又要注重程序的公平；既要做到考试的公正，又要做到录取的公正；既要体现过程的公平，又要体现机会的公平。 在理解公平的问题上，著名哲学大师罗尔斯穷其毕生之精力所撰的《正义论》建构了“公平的正义观”：一是平等地分配给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相同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平等原则；二是社会中劣势者给予利益最大化，这是差异原则或补偿原则。在对待受教育者的问题上，具体来说，一方面要求“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和获得教育的权利，人人都有为教育承担公共的义务，这必然要求教育行政机关和教育机构“一视同仁”、透明录取、接受社会的监督；另一方面，由于受教育者“先天”的差异，其家庭条件、社会资源、经济基础等表现出好坏贫富，对教育费用的承担显现出支出的迥异，可能就会出现穷困者无法接受教育的现实，这时候作为政府和社会有责任和义务帮助那些贫困家庭的孩子，使他们能够得到与富裕家庭的孩子一样的教育机会。 于是，贫困学生的政策扶助便成为一个国家公共政策所关注的议题，许多国家建构了相当有效的政策机制去帮助那些因经济问题而无力就学者，使他们能够获得社会公平的机会补偿。这些政策机制主要包括奖学金制度、助学金制度、贷学金制度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的教育捐助制度等等。相比之下，中国的教育救济和教育扶持政策体系还不够完善，有些政策还有点“有名无实”的空中楼阁式的味道。我们认为，奖助贷政策的虚置、缺席和失范将失却教育的公共物品属性和影响公共教育的公平性。所以，国家奖助贷政策的补充和完善是教育公平的深化，是对贫困学生的机会补偿。据报道，从今年秋季开始，国家助学贷款将实行新政策，学生在校期间贷款不需还息，还贷期限从4年延长至8年（《三湘都市报》2004年7月20日A1版），便是教育公平机会补偿的政策细化。 从助学贷款新政策具体内容来看，期限的延长、担保手续的简化、违约者的曝光、贷款信用规定等都将使教育公平量度化，让贫困学生回到公共教育的视野中来吧，让社会差别最小化吧？！ 2004－07－20 取消学历文凭考试：民办教育何去何从？ 近日，教育部考试中心在其网站发布消息称，教育部取消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从2005年起，所有文凭试点的民办教育机构将停止招收“文凭生”（《三湘都市报》7月4日2版）。这个消息对于民办教育的发展是喜还是忧呢？民办教育又该向何处去呢？ 作为一项公共政策试验，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在最近几年来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其“宽进严出”的教育特色，使不少与“象牙塔”失之交臂的学生和立志求学的社会青年圆了大学梦，避免了原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被挤压“失足”的景观。不少人经过专业学习走向了成才之路。同时，民营资本办高等教育，有效化解了国家教育资金投入不足的“瓶颈”制约，缓解了普通高校特别是扩招后“人满为患”的办学压力，弥补了国家高等教育的空白，也促进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教育消费”。正是因为学历文凭的诱惑力，民办大学教育也越来越“有声有色”，这种形式的民办高校在全国1230所中已突破200所。 但是，这种学历文凭教育极容易走向极端化——不但“宽进”而且“宽出”，民办高校作为教育市场的一个主体，其“经济人”的特点显露无疑，他们一味地追求“数量”，而忽视生源的质量，200分上大学并非笑谈。俗话说“便宜没好货”，然经过严格“深加工”和“包装”仍然是能出好“产品”的，仍然能够提高“产品附加值”的。可是，许多事实未能如人所愿，学生“疗养”式的学习心态和粗糙的“作坊”式流水线导致国家政策尽显“疲态”。难道“大学”真正地是“大家”上的“学”吗？政策可以试错，但重要的是及时矫正。 随着经济全球化及我国加入WTO，社会竞争的基础已由“学历层次”转化为“能力层次”，多元化竞争日趋明显。社会更多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然而这正是所谓“文凭考试”最欠缺和为人诟病的。因为在追求考试及格、获得文凭的终级目标下，无论是教育方，还是学习方，都很容易陷入“应试教育”泥沼，为考试而教，为考试而学，学生的综合能力必然大打折扣，出现学历与能力不对称、甚至高分低能的现象。如果把时间折成货币来计算，这将是一笔巨大的浪费。作为高等教育的补充，这种民办教育显然是错位和越位的。 从国外的发展经验来看，民办高等教育的职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特点十分明显，因而培养具有一技之长的市场取向的职业型人才，才是其本色。有人说，国外许多著名的大学都是私立学校，但他们早期都经过正规的“职业训练”和“教育历炼”，具备雄厚的师资和相应的教学硬件。而我们运动式的民办教育增长基本上是以牺牲教育质量为代价的。与公办教育相比，取消学历文凭考试的民办高等教育其实还有许多市场空间，关键在于自己的理念和转型。 公共教育作为一项涉及公众的公共产品，如何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如何满足公众或市场的需求，如何克服教育中过度的行政干预，如何进行教育系统内部的改革和教育结构调整，如何划清不同类型教育的边界，民办教育究竟作何取向，这些都将是教育者必须审视的问题。 2004－07－05 外语：职称评定的必要条件？ 关于职称外语是否职称评定与聘用的必要条件？全国统一的职称外语考试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讨论和反思。 外语真的重要吗？任何人的回答都是一样的：重要。特别是在中国已经加入WTO的情形下，外语的价值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为了迎接2008奥运会和北京的日益开放，如今北京的大爷大妈也开始学点ABC以应付洋人的问路和来访，一些售货员、售票员和的士司机等普通百姓也能够用简易英语进行一般交流，其他人员对外语的重视就更不用说了。可想而知，外语已经成为了除母语以外的另一种基本语言工具，如同我们知识分子今天开始比较普遍地使用电脑一样。 但是，并非人人都能使用外语，也并非人人都要靠外语生存，何况专业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也不一定。对于一位作家，我们主要看他的作品是不是受读者欢迎，而不是看他的外语水平如何；对于一位建筑师，我们主要看他的建造的道路桥梁是不是美观耐用，而不是他的外语应用得怎样。可不乏个别相当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业绩突出，对社会贡献也大，就是外语这道门槛把他的职称给“折”了。 不久前，许多媒体评述了职称外语考试这道尴尬的“门槛”：对于有的人来说，实在是“小儿科”，对于有些人来说又是“拦路虎”；找“枪手”代考，带“专用”词典，且利益诱发考试作弊；收报名费，办培训班，考试成为牟利工具（据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并《三湘都市报》4月12日21版）。职称外语考试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受到部门利益的驱动，形成了相应的利益分配体系，其负面效应已经远远大于正面功能。而且，考试过于机械，为考而考，考用脱节，弊端日益显现。 近日获悉，山西省人事厅出台的《山西省人事厅关于深化职称改革的若干意见》规定，对部分系列、专业的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定将不再把外语作为必要条件，而是作为参考条件；凡参加全国职称外语等级考试所获得的合格证书，可在评审上一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时使用，不再受原有效期限制（据新华社太原6月10日电并《三湘都市报》6月11日B3版）。我们认为，这是一项适时而必要的政策调整，是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有益举动，尽管它是局部的甚至是不彻底的。 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的合理流动和有效使用将是中国人事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标。而对人才的评价，更多的是依靠业绩而非其他。因此，建立以业绩为依据，由品德、知识、能力等要素所构建的科学人才评价体系已然成为必要。 2004－06－11 职称改革与弹性化职称制度 目前，我国深化职称改革的一个重点是，改进完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打破专业技术职务终身制，落实用人单位自主权，从而建构职务能上能下、工资收入能高能低的新型的、合理的职业资格制度和职称评聘制度（本报5月8日2版及5月9日2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刚性的职称资格制度和职称评聘制度正在慢慢消融，计划经济体制的又一个“阑尾”正在切除！ 沿袭了几十年、贴上计划体制烙印的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及其聘任制度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建设和人才队伍稳定发挥过积极的、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在制度语境急剧转型的时代里，该项政策却因不合时宜而与市场经济体制及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越发不相融洽，固化的政策文本已经慢慢地失去了原有的效力。如今，弹性化的职业资格及其评聘制度、职业资格多元准入制度将原有刚性化的、终身制的职称制度抛于时代发展之外。 其实，“过来人”都清楚原有专业技术职务终身制的弊端，许多人在单位制内习惯于“躺”在已有的“功劳簿”上不思进取，职务只能上不能下、工资收入只高不低，刚性制度下的个人工作积极性和能量最大化大打折扣，生产效率和组织效益停滞不前。而“人为性”的专业技术评聘制度也因为人情关系、面子关系、行业壁垒而使能力、业绩几近遮掩，导致职称评聘欠缺公允。 当前我国深化职称制度改革，就是要进一步建立以能力、业绩为导向的科学的社会化的人才评价机制。逐步制定符合各专业特点的人才评价标准，实现专业技术人才评价工作的分类管理。同时，积极推行资格考试、考核和同行评议相结合的多种评价方法，规范和完善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办法，加强社会化评审的制度化建设。我们认为，工作导向与社会评议的人才评价机制将使职称评聘制度更加合理、更加公正！ 在职称制度弹性化设计与即将公示之时，被媒体热论的刚性化的、“一刀切”式的职称英语考试制度以及人事档案制度又将何时改革呢？我们一样地翘首以待！ 著名学者严强教授告诉我：制度与时代同步！人类与文明同行！ 2004－05－08／09 “禁租令”：以人为本？因噎废食！ 教育部颁布《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高校学生住宿管理的通知》已有些许时日了。按照通知要求，大学生原则上将不允许自行在校外租房居住。然而，无论是学校还是学生，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公众，各方均反应不一（《三湘都市报》04－08－23／9版，9月5日5版）。而此次颁布此项政策的肇因主要缘于学生的人身安全和学习时间保障。 乍看起来，政策制定的依据是“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安全为重，教育部的这种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举动确实令人理解和感动！然而强制性的政令和保姆式的管理是把高校学生依然当作中小学生来看待的，因为只有未成年的中小学生才有被监护的必要。至于年满18周岁以上的大学生来说，居庙堂之高者的包办式管理举措有违大制度背景和干扰自由人性之嫌。当下中国的高等教育是一种典型市场式的高度收费教育，作为教育市场的买卖双方也是一种典型的合同关系，教育者提供教育资源和教育环境，受教育者付费接受教育，权责关系相当明确，没有必要对已具备相当行为能力之人实行“监护式管理”。作为以引导协调监督为主要职能的教育行政机构亦大可不必事无巨细地尽揽诸如此类“小事”于怀中，而这些各式各样的“小事”本属于不同学校与学生的商议性民主事务范畴。实际上，许多宏观性的制度改革更需要教育行政部门去规划和设计。而今天的学生校外租房现象并不妨碍教育领域的政策重组与管理变革，教育行政部门急匆匆地出台这项政策确实有点匪夷所思！ 以人为本的政策首先是“尊重人”的政策，尊重人的独立人格、需求、能力差异、人的平等、创造个性和权利，尊重人性发展的要求。以人为本的政策也是“解放人”的政策，不断冲破一切束缚人的潜能和能力充分发挥的体制与机制。要关注人的生活世界，要关注人的共性、人的普遍性、共同人性与人的个性，要树立起人的自主意识并同时承担责任。以人为本要求我们对现实社会中一切违背人性发展的、不尊重人的现象进行反思和超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要求关注人们之间作为人的共同性和个性的差异性。千篇一律中国特色式的高等教育难道已经实现了个性化创造教育的目标了吗？实际上，学生租房并非都是为了谈爱的方便，很多学生是为了寻求一个清静的环境更好地学习或考研，他们并非皆置自我安全于度外者。通观国际教育，没有哪一个教育行政机构把已经成人的大学生“保护”得严严实实！相反，一些高校的“血腥事件”恰恰是在校内产生的，震惊中外的云南大学马加爵案件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高风险的社会需要自我的高度保护意识和自我的安全责任。我们不能因为频频发生交通事故就废除交通，不能因为刀子伤人就实行所有类型的刀子管制，不能因为腐败分子贪污受贿多了就否定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成就……同理，我们不能因为高校学生出现的人身伤害和安全事故就出台和实施禁止大学生外出租房的通知！可以说，这种类似于“因噎废食”的政策举动和大包大揽的管理行为是管理孱弱的表现！至于习惯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猫鼠游戏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禁租令”实施的效果究竟如何，我们不妨拭目以待！在制度资源稀缺的国度里，我们的政策完全没有必要对私人领域和私人事务横加干涉！ 2004－08－25
